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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Monash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73 家长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教育？个人真实经历的启示
近日，网传武汉一家长辅导7岁孩子的作业到凌晨时，情绪失控持刀划伤孩子后自杀，但也有说不是辅导作业，而是由于家庭纠纷。我在网上查看了一些有关消息，感受最深的是，在“双减”政策下，小学一二年级取消课外作业后，很多家长反而担心孩子学习不够，自己进行更多辅导，来个“双增”。
本文论述，在中国甚至很多其他东亚地区的情形，多数情形中小学生负担很重，政府试图替学生减负，至少大方向是很正确的, 家长不必太过担心孩子的学业，尤其是小学水平，更加重要的是让孩子有时间玩耍、运动与学习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建立正确的道德观。本文主要以笔者个人的实际经历，提供一些参考，虽然未必完全适用于所有孩子，但可以作为参照。
笔者是于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1948年初，五岁半就上正式小学（当时幼儿园我连听说都没有）。我妈妈也经常说，“小孩子读书，一定要等到他自己愿意读，才有办法。” 因此，虽然她偶尔会问我，“作业做了吗？”，大体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我不论有没有做，多数会说，“做了！” 我偶尔写写大楷，很不喜欢写小楷和铅笔字。我爸爸忙于工作，也完全不过问我们的学习，但每个月准时给我们学费，每天给我们零食费。
因此，我小时候，完全没有必须读好书的压力。每天放学回家（当时上课只是8点到13点；下午上的是另外一批下午班的学生），吃完午餐后，都是玩耍到晚餐；晚餐后则多数听大人与邻居在室外聊天。几乎完全没有用课外时间读书，但五年级左右自己开始喜欢读报纸与一些小说，包括三国演义；中学搞左派活动后，读很多左派的理论书籍（包括《平凡的真理》）与战斗小说（包括《红岩》、《青春之歌》）。
有些老师采取传统的高压政策。二三年级时，有一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有五个学生（包括我）中文默写不及格，被那位很严厉的徐老师叫出来责骂，每个人还挨老师用藤鞭打手心五下。我看到其他每个同学被打了一下，就缩回手吹摸。老师讲，“快伸回手！”两三次，才勉强伸出手。轮到我的时候，我一口气接下了五次全力的藤鞭。徐老师鞭完我后，还说，“铁手！”。其实我哪里是铁手，痛得要死！我只是想，肯定很痛，为了减少总痛苦，必须减少痛苦的时间，与其缩回手，不如让他快快鞭完！但是，这种高压政策，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被打过后，完全没有要读书，以避免以后又被打的想法。
相反的，差不多同个时期（肯定是在我用了4年时间读完二三年级的时期，因为留级两次），有一位林有日老师，他从来没有采用严厉责骂与鞭打的政策。他甚至避免在班上公开责骂学生。有一次，在我变本加厉，越来越没有交作业（主要是写大小楷与铅笔字）后，他叫我课后到教师休息室找他。我站在他的办公桌边，他就细声问我为什么不交作业。好话说了很久，到最后用哀求的声音，希望我交作业。我记得当时我一言不发，但感觉比被徐老师鞭打五下还难受。我想我是一个学生，做到被老师哀求，真的很丢脸，不好意思，不合情理。
但在我被鞭打的时候，或被老师罚在全班同学面前，双手交叉拉耳朵蹲下站立的时候，都没有这种丢脸的感受。我虽然没有说话，但当时下定决心，以后要交作业。过后真的有交作业，但坚持了几个星期以后又逐渐少交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好老师也于几个月后离开学校。
有一次，我因为在上课时讲话，被老师罚双手交叉拉耳朵蹲下站立。下课后，有一位同学（记得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学）还同情我，说，“其实你不必做得那么多次。”她的意思是，我不必做得这么快，可以节省一些力气，不必太辛苦。
我妈妈的理论，至少对我来说，好像是对的。而且，奖励比处罚有效得多。另外，孩子成绩不好的父母亲不必悲哀，也不必放弃。像我这个留级两次的孩子，也还能读到博士毕业，成为院士与荣休教授。
东方的教育方法，往往失之太过严格、呆板与填鸭。(但后来许多独生小皇帝的家庭教育，又失之太宠爱，使孩子长大后，不能与人好好相处。)在中学水平的国际比赛，往往可以名列前茅。但是，中学毕业就已精疲力竭，这种教育对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有很大的打击。
在这点而言，我是比较幸运的。父母亲的自由放任政策、小时不受老师体罚而影响的好玩、及参加学生运动后对功课的不顾，使我比较少受填鸭式教育的不良影响，创造性没有受到太大的摧残，也使我比较能不受拘束地开怀大笑。
我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的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在领奖的晚餐，经济学会的主席（BruceChapman 教授）跑来坐在我旁边，问我，“你为什么创造性这么高？”这是第一次被问这问题。我想了约两秒钟，说，“应该归功于我的妈妈！”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考出好成绩，进大学、读名校，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孩子以后过得快乐。即使他因为学习的压力，现在很不开心，家长也可能会认为，这是为了将来的长远快乐，而牺牲眼前的快乐。但是，实际上，可靠的快乐研究（Layard et al. 2014）发现，对于孩子将来长大后的快乐，学业成绩是最不重要的一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孩子的心理或情感健康，其次是孩子的品行。因此，很多家长，花钱花精力，让孩子拼命补习，牺牲快乐甚至健康，其实结果反而减少孩子现在和将来的快乐，更不要说到对创造性的打击了。
这项研究发现，和我的人生经验很符合。我虽然小学留级两次，好像损失了两年时间，其实由于维持了创造性，我在本科生时(1965)，就在经济学顶级期刊（顶五之一的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发表审稿文章，因而不必修硕士，直接读博，也省回两年时间，更不必说到之后的学术成绩了。我很肯定，如果我小学时，家长对我采用现在多数国内家长的方法，而使我不必留级两年，不但会减少我当时的快乐，也会减少我整生的快乐，以及对社会的贡献。
因此，家长想要让孩子的人生拥有更多福祉，一定要最注重孩子的身体与情感健康，不要过分强调学业，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靠牺牲玩耍与健康，拼命补习来进入名校，未必有利，也未必是人人都必须读大学。
文献
Layard, R.,Clark, A. E., Cornaglia, F., Powdthavee, N., & Vernoit, J. (2014). Whatpredicts a successful life? A life-course model of well-being. Economic Journal, 124(580): F720-F738.
2021年12月16日于墨尔本。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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