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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维·卡德（David Card）
几年前，哈佛大学卷入了一场官司。一批亚裔学生指控哈佛，在招生当中存在着歧视行为，因而要求哈佛进行赔偿。歧视这个问题，在美国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面对指控，哈佛大学也不敢怠慢。为了论证自己在招生中并没有存在着对特定族裔的歧视，哈佛校方专门邀请了经济学家撰写了报告，作为呈堂证供。
我们知道，哈佛本来就是经济学重镇。那么，能在哈佛的诉讼当中出任经济学专家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令人意外的是，他并不是某位哈佛的校内职员，而是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卡德（David Card）教授。
卡德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1978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83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进入了芝加哥大学任教。此后，他先后辗转于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哈佛等顶尖学府，并最终“落户”伯克利，随后执教至今。
卡德的研究集中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其研究兴趣包括最低工资、教育回报、移民，以及不平等等。
在卡德所有的论文中，最有名的一篇可能是1994年和克鲁格共同发表的《最低工资与就业》。众所周知，最低工资是经济学中争议很大的一个政策问题。尽管公众普遍认为，最低工资法是保障职工就业条件的一项法律，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对此大有异议。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一直斥最低工资法为恶法，其逻辑也十分直接：当政府出台了法律，保障了员工的最低工资时，企业雇佣员工的时候就会面临更多的犹豫。这样一来，整个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需求就会下降，而这会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出现大幅度的增加。当然，无论是支持最低工资也好，反对最低工资也好，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好，更多都是一种理论的推演，而实证的证据则相对缺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对一个政策进行评估就是比较难的事情。从理论上看，要考虑一个政策的影响，就要对有了政策，以及没有政策的“反事实”状态进行一个比较。但在政策已经实施了之后，“反事实”就已经不可见了，因此要进行类似的比较也就不可能。那么，怎么处理这个困境呢？一个思路就是所谓的“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这个方法的思路十分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具体来说，它假设在现实当中有两组观察对象：一组是接受了政策的控制组，而另一组则是没有接受政策的对照组。在进行政策之前，两个组在表现上有所差别，而在政策引入后，这种差别将会变化。从统计上看，这个差别的变化就是政策的效应。早在19世纪，公共卫生学家就把这个思路用来分析伦敦的霍乱问题。而卡德等人则借用了这个思路，对最低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具体来说，卡德和克鲁格选择了最低工资法发生变化的加州快餐店作为控制组，而最低工资未发生变化的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新墨西哥州以及达拉斯市作为对照组。通过构建工资与就业水平的倍差法模型的比较。他得到了两个结论： ( 1 )该政策不仅提高了加州低收人群体的收入, 还提高了该州原本工资超过最低工资工人收入； ( 2 ) 加州大部分的低工资人群的就业情况也没有受到影响。这意味着，最低工资法并没有像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降低工作人群的福利，而是有助于劳工福利提升的。
这一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多是由于方法上的。在此之后，卡德和他的合作者利用这些方法对很多劳动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下，包括“倍差法”在内的因果推断方法开始登堂入室，成为了经济学界的主流方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卡德的很多研究都是和艾伦·克鲁格 一起完成的。遗憾的是，就在前几年，克鲁格已经因为自杀而身故。如果他还在，他或许应该和卡德一起分享2021年的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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