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元春：下半年仍有降准可能 政策重心转向跨周期调节）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上半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下半年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有市场分析认为，下半年稳增长的重要性加强了。部分观点更是提到，7月15日央行全面降准，便按下了宏观政策转向的开始键。
年中政治局会议是否意味着宏观政策的大转向？怎么进行跨周期调节？如何看待7月15日全面降准？下半年如何促投资？美国加强对中概股的审查，面对逆风如何推进全球化？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政策重心转向中长期规划
《21世纪》：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运行？
刘元春：上半年经济整体是不错的。任何一次大疫大灾后的经济复苏，都会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不同区域、部门恢复进度不一，这是复苏进程中的常态问题。
上半年补短板工作取得成效，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领域，包括餐饮业、小微企业、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等在加快恢复。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在稳步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整体利润两年平均增长20%以上，超过了常规水平，财政、居民收入增势良好。
经济良性运转的动能在趋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后能得到较好消化。我们的判断是，中国经济的复苏进入稳定通道，如果没有大的干扰，年内经济实现常态化运行是可预期的。
《21世纪》：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部署，释放了什么信号，是否意味着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向？
刘元春：基于我国经济短期运行较好，宏观政策重心向中期转变，这是最重要的转向。试想，如果短期下行压力较大，可能就顾不上“跨周期”调节，也无力顾及今年末和明年初的交接工作。
政策转向为何没有发生在上半年呢？要知道，2020年为对冲疫情出台了一揽子纾困救助政策，部分执行到今年3月底，部分到6月底——上半年经济是否稳定复苏，尚需时间观察。
尽管现在疫情仍在演变，外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但是时候抬起头，看看更长远的问题了。政策着眼点要从短期逆周期对冲，转到中长期规划和战略落实上来。
《21世纪》：下半年宏观政策如何相应调整？
刘元春：会议对内外形势进行了研判。外部来看，世界疫情演变存在不确定性，欧美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进入新阶段，外部环境更为严峻复杂。内部来看，虽然抗疫、纾困、复苏方面都不错，但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恢复不稳固不均衡。
下半年要注重跨周期调节，而不是短期逆周期调控，很重要的体现围绕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的“十四五”重大项目上来，短期宏观政策也要以此为导向。
下半年仍有降准可能
刘元春：下半年宏观政策仍强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可根据下半年经济运行状况、风险控制状况、“十四五”规划落实需要等，相机进行调整。
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支出节奏要提上来，要配合重大项目落地，真正体现提质增效。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较慢，收入和支出不匹配，出现较大顺差。下半年财政空间更大，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切实落地，可实施的项目更多，财政支出的抓手会更多。
货币政策方面，大概率维持稳健偏松的导向，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为对冲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特别是消费和投资复苏进程偏慢，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稳健偏松的政策支持。第二，外部环境来看，欧美政策若收紧，可能影响国际资金供应，加上全球供应链恢复可能对我国外需带来部分冲击。第三，“十四五”要开好局，重大项目落地并形成实物工作量，为既定的重大改革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也需要充裕的流动性加以支持。
《21世纪》：如何看待7月15日的央行宣布全面降准？下半年是否还会降准？
刘元春：由于上半年经济复苏不错，中国已经实施了从超常规政策向常态化政策的转型。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有过度回收的可能。7月15日全面降准，旨在通过流动性的释放，回到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的状况上来，可缓解银行资金压力，也能为后续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提供空间。
部分解读认为降准意味着全面宽松，这个理解有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外汇占款大幅下降，货币政策发行渠道发生大改变，当时为了回收流动性、定下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已经没有继续维系的基础。中国偏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未来下降是趋势。
全面降准与短期宽松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货币政策是否宽松，主要看总量流动性和融资成本的变化，体现在货币供应（货币供应增速和名义GDP匹配度），以及融资成本（与投资收益率的差距）。
下半年货币政策进行系列偏宽松的微调，是大概率事件。不排除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上适度宽松，为市场提供充裕流动性；部分结构性融资价格可能有所调整，来配合重大战略的推进。
投资疲弱态势有望逆转
《21世纪》：上半年投资、消费恢复较慢，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疫情会影响消费和投资预期，市场主体会更趋审慎。疫情这类外力作用下，供给端恢复较快，加上我国纾困政策也以供给端为主，所以表现为恢复得不均衡，工业、服务业生产恢复较快，但消费、投资恢复较慢。
下半年消费会逐步恢复，但可能依然会存在短板。散发疫情仍在，人们相对谨慎的消费模式，加上居民收入尚未恢复到常态，尤其部分接触型服务业影响较大，消费可能难以恢复到前些年的正常水平。
至于投资恢复较慢，背后有系列原因。上半年处于“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的空档期，中央的“十四五”规划3月份正式推出，地方的“十四五”规划还在陆续制定过程中。另外，上半年县市陆续换届，加上对地方债务的全面清理，对隐性债务的监管收紧，导致地方的债务支出进度偏慢。
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到要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下半年投资的状况会完全逆转。项目库里没有项目、没有资金、实施主体缺乏积极性等，这些问题都有望缓解。随着中央和地方“十四五”规划的基本完成，一系列重大项目将开始动工。今年财政形势较好，提供了较大的资金空间。下半年县市换届陆续到位，加上国家对重大项目的督办等，科技自立自强、强链固链、“两新一重”、乡村振兴等项目将加快落地。
《21世纪》：此次会议提到挖掘国内潜力，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这是预期内的，还是根据年中形势的政策加码？
刘元春：这是既定的。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出的八大任务，推动“十四五”开好局，很重要的是推动“十四五”规划的落地。这也是实施跨周期调节很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些项目都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以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支点，以改革创新作为核心动能，这些任务都是跨周期型的，不属于逆周期调节的范畴。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的重点，就是从短期逆周期调节，从简单的疫情纾困中摆脱出来，向跨周期中期战略布局进行转移。像会议列举的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强化科技创新、加大改革攻坚、碳达峰和碳中和、防范化解重点风险等，都是跨周期的中长期问题。
四季度经济增速
可能在5.4%左右
《21世纪》：四季度和明年经济运行是否值得担忧？
刘元春：今年全年有望实现8.2%-8.5%的增长，三季度增速在6%-6.5%，四季度可能在5.4%左右。
下半年经济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像德尔塔病毒传播仍有不确定性，我国外贸先行指数连降三个月，世界疫情演变是否给我国外贸提供支撑，还需观望。“十四五”规划的重大项目是否能有效落地，也有不确定性，是否能有效解决资金瓶颈，如何避免一拥而上，后续是否带来新的过剩等，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之所以反复强调“跨周期”调节，因为“十四五”开启新篇章，关键在于推动这些重大项目的有效落地。今年的投资需求，明后年会变成供给。如果不论方向不论方式地扩大投资，可能带来新的产能过剩，导致跨期失衡。疫情期间超常规政策退出历史舞台，需要有内生动能接续，这要在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四五”规划战略方面，有更多着力。
今年四季度经济实现5.4%的增长是正常的，因为疫情冲击对增长中枢有所损失。2022年实现5.5%-6%的增长有一定压力，但是只要落实好“十四五”规划重点工作，稳增长压力是可以承受的。
《21世纪》：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要如何应对？
刘元春：拜登政府上台后，高举“民主外交”的旗号，加强供应链联盟布局，加快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这些布局的直接效应不会很快显现，但未来可能形成持续效应。
去年提出的“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想和战略，就是中国对未来的大国博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瞻性研判和准备，是对目前全球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中国未来要坚持底线思维，要考虑到中美大国博弈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冲突和摩擦，可能在局部领域出现激化，比如贸易战、科技战、人才战，乃至大家所猜想的“金融战”。
美国加强对中概股的审查，主要是针对利用VIE模式进行上市，这在美国和中国法律领域都处在灰色地带，面临一定问题。在新形势下，各国都从信息安全、数字安全的角度，加强了对海外上市公司信息监管和信息披露的要求。这是后疫情时代，各个国家围绕数字安全、信息安全做的战略调整。包括数字税、反垄断、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各个国家都在推进。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其实已经有了相应预案和应对。当前的全球化是更高标准规则的全球化，是制度型开放的全球化。中国要在未来全球化发挥引领作用，必须要在规则上有更好的设计。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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