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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67 濒死经历：幻觉还是灵界？
我们上次讨论了濒死或死后复活者对身经‘灵界’的报道。我们现在来讨论这种报道的可靠性。
相信简单唯物主义的学者多数认为濒死经历是大脑的一些反常现象或药物造成的错觉(见如Blanke2009. pp. 303–324; Fischer & Mitchell-Yellin 2016; Ananthaswamy2016; Nelson 2017）, 或是刺激大脑颞叶（temporal lobe）而产生的反应（Blanke et al. 2002，Sacks 2012; 参见：Jalal 2018）。甚至有人认为濒死的经过隧道的经历是潜意识对从母体出生的记忆，但这与这种隧道经历在通过切腹取胎者也一样经常的事实不符；见：Greyson 等2019）。其他学者，尤其是他们自己有过濒死经历的，认为这是混淆了离开身体的错觉与真正的灵魂出窍（包括濒死经历）；见如：Greyson et al. 2006, Greyson 2017, Greyson 2021a, p.30。幻觉多数产生混乱、易怒、恐惧、异乎寻常的视象；这和濒死经历的清晰思维、平和、安宁与一致性的视像有很大的不同（Greyson 2021a, p.28）。关于供氧与药物，在濒死者中，反而是那些有灵异经历者的供氧比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比较充分，而接受比较少的药物（Velmans 2019, p.269）。因此，濒死灵异经历不能用缺氧或药物的作用来解释。
Wilder Penfield用几十年的时间刺激人们大脑的不同部位，研究它们的功能。刺激有些部位会让人们的手脚动，有些部位使人们发出某种声音，等等。经过多次刺激的人们都认为这些动作与声音不是他们自己发出的，而是Penfield通过刺激其大脑而造成的。因此，他们都相信，他们的大脑与他们的心灵是不同的东西（Greyson 2021b, p.117）。另外，对苏格兰大学不同学科（多数是各种不同的理科）的250位学生（与刺激大脑无关）的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二学生相信心灵（mind）与大脑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对两千位比利时医科业务者的调查结果也是多数人有同样的观点。（见：Greyson 2021b, p.123-124。）
一些濒死经历者有长时间的大脑功能停顿，心电图显示为零，根据大脑的功能，不能够还有记忆，更不可能有一些被证实的在天花板上看下来的，而在病床上看不到的东西（下详）。[1]还有，我们能够刺激大脑的某些部位，使我们产生嗅到某种花的香味，这未必表示这种花并不存在（Minero 2016, p.33）。更重要的是，由于刺激大脑而产生的离体经历与濒死情况下的离体经历有一些重要差异，包括：前者形容其感觉为‘像做梦一样的非现实’，不像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后者认为其经历肯定是真实的。两者的差异不低于看战争电影与自己真正打战之间的巨大不同（Greyson 2021b, p.108）。
濒死经历的报告是普世与跨文化的 (Shushan2009)，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与宗教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Schlieter2018, Presti 2021, p.27），也包括年纪小到还没有受到多少文化与宗教的影响的小孩子（James1890, p.4）。有濒死经历者是正常的人，而不是神经有问题的人，不但包括有高学历者，甚至有多位神经科学家与脑外科医生，其中包括哈佛的一位脑外科医生Eben Alexander。他从几乎必死的脑膜炎而昏死中奇迹般地完全复原，把他的濒死经历在两本书中报告（Alexander 2012，2014）。他也被邀请在Hagan （2017）中贡献两章。他的报告包括：
- ‘从医学上而言，我的完全复原是完全不可能的，是医学奇迹’（ Alexander 2012，p.144）。
- ‘当我在昏迷时，我的大脑不是运作不正常，而是完全没有运作’（ Alexander 2012，p.129；原著的强调）。
- ‘在我的[濒死]经历之前，我认为意识[consciousness]只是物理过程的不重要副产品；实际上意识比其他的物理存在还更加实际[more real]，并多数是物理存在的基础’ （ Alexander 2012，p.150）。
- ‘我的意识和我的周围变得难以区分，有时甚至我成为整个宇宙。换句话说，我片刻看到我与宇宙的同一性(identity)；那宇宙原来就在那儿，只是我之前看不到这点’ （ Alexander2012，p.160）。这个说法和庄子的：‘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看来是一样的。
- ‘所有东西– 我的视觉的异常清晰、我的思想像纯粹观念流的明确 – 表明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大脑功能。然而，我的大脑并没有在做这个工作’（ Alexander 2012，p.143）。这是因为他当时在昏迷中。这暗示是其他东西（灵魂？）在工作。
- ‘我们不但在肉体死亡后还继续存在，而且在我们的意识独立于大脑的物理限制之后，它会在更高的水平运行。我们存在的核心是对我们的爱，这个爱比我们可能想象的更加伟大，是无限的、没有条件的神圣造物主的爱。这个爱给我们力量来治愈我们、我们的物种、我们的地球、与我们的所有存在’（ Alexander 2012， 刊于索引后，没有页码的对Alexander医学博士的采访对话的最后一句）。
- Alexander 在频死经历中，看到一位在一只巨大蝴蝶身上陪伴他的年轻女子。当时他不知道她是谁。后来，通过收到的一张相片，才知道是他没有见过面的亲妹妹；Alexander从小被收养（Alexander 2012, p.40; Rivas 2016， p. 297）。
关于最后这一点，不信者Michael Shermer (2013)在叙述这件事时说，‘当我阅读Alexander的天堂包括“一位高颊骨与深蓝眼睛的漂亮女孩”给他无条件的爱时，我【即Shermer】想，“当然，我也曾经这么幻想过！”然而，Shermer在整篇文章中没有向读者解释，这位女孩并不是Alexander的梦中情侣，而是他的亲妹妹。这显然是有偏见的叙述，误导读者，并隐藏为何Alexander能够知道他没有见过面的妹妹的存在与模样的这个要点。
对濒死经历的进一步认识，可以等笔者关于‘人亡灵在’的专著的出版。除了这几个星期的文章所讨论的几个课题，还有一些其他与灵魂是否存在有关的课题也会论述。
下次文章，我们大概要比较‘人亡灵存’和简单唯物主义的可信度，以及‘人亡灵存’对人生与道德的含义。
文献
ALEXANDER, Eben (2012). Proof of Heaven：A Neurosurgeon’sJournal into the After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ALEXANDER, Eben (2014). The Map of Heaven: How Science, Religion andOrdinary People Are Proving the After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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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KE, Olaf (2009). TheNeurology of Consciousness. London: London: Academic Publishers.
BLANKE, O., ORTIQUE,S. LANDIS, T. & SEECK, M. (2002). Stimulating illusory own-body perceptions, Nature, 295: 234-6.
De FOE, Alexander, eds. (2016). Consciousness Beyong the Body:Evidence and Reflections, Melbourne Centre for Exceptional Human Potential.
FISCHER, J.M., andBenjamin MITCHELL-YELLIN (2016). Near-death Experiences: UnderstandingVisions of the After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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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L, Baland (2018). The neuropharmacology of sleepparalysis hallucinations: serotonin 2A activation and a novel therapeutic drug,Psychopharmacology,235:3083–3091. https://doi.org/10.1007/s00213-018-5042-1.
GREYSON, Bruce(2017). An overview of near-death experiences, in Hagan (2017), pp.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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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illiam(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MINERO, Luis (2016).There is much more to us than meets the eye, Ch.2 of de Foe (2016), pp.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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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类似地，包括濒死经历在内的一些宗教或灵异体验（religious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s）时经常出现的异常宁静与高度警觉性，虽然与大脑的某些反应与心跳速度有关联（Newburg 2017, p.662），未必就没有物理以外的其他作用。我用灯光照你的眼睛，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反应。你的感受与你大脑反应有关联，但不能说外界的灯光不存在。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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