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文理之争并不重要，而是这个问题

（原标题：中等收入陷阱，文理之争并不重要，而是这个问题）

近日，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文章引发热议。文章提出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困难。同时，文章希望能够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比重，因为“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有人说，这篇文章对于文科生，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不妨从头说起。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由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经济快速发展后，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按世界银行的定义，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0～12000美元左右这个阶段（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就称之为中等收入阶段。

进入这个阶段后，如果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进入产业链高端，就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另一种可能性是，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劳动力成本上涨，一国既丧失了与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竞争的成本优势，同时，由于没有获得技术实力，也无法与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

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没有能够从廉价劳动力、资源类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高生产率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停顿，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缺乏研发能力，不能顺着产业链往上游走。最典型的是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近几十年来长期处于中等收入行列，却无法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中国的技术人员很多

中国经过40年快速发展，科技能力、研发能力稳步提升，不断沿着产业链往上走。从当初的基础代工，到现在掌握5G、芯片等高端技术。实际上，根据一些指标，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为，中国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能取得这个成就，与中国人对理工科的热情分不开。

中国一直重视物质生产，轻视非物质生产，重视制造业、重工业，自然需要大量的理工科。前三十年自力更生的背景，也有这个需求。所以，哪怕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也普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1978年3月，北京隆重召开了6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

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的标题——“科学的春天”，也成为当时的热词。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对理工科的热情被号召出来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非常响亮的一句口号。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理想都是长大了要做科学家。当然，民科的渊源也在于此。

依靠对理工科的热情，中国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2014年，中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总数为535.1万人，其中更高端的是研究人员，中国R&D研究人员总量为152.4万人年，比上年增加4.0万人年，增幅为2.7%。发达国家中，美国研发队伍规模最大。2012年美国R&D研究人员为126.5万人年。

根据OECD对4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中国R&D研究人员全时当量数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2009年的18.4%上升到2014年的21.4%，美国的比重则从19.9%下降到17.8%。

此后，中国研发人员数一直世界第一。

与国家体量有关

不过，虽然总量全球第一，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研发人力投入强度指标在国际上仍处于落后水平。2014年，中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的R&D研究人员数量，在R&D人员总量超过10万人年的国家排名中倒数第二，仅高于土耳其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韩国、法国等国家的万名就业人员R&D人员数量是中国的3倍以上。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个指标值普遍是中国的4倍以上。

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中国体量大，技术扩散的范围大，技术创新的拉动作用就强。简单说，完成一项研发成果，中国需要的研究人员数与外国并无差别，但由此带动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大得多。

所以，总体来说，研发人员的强度指标小，但却并不影响效果。打个比方，假设自动驾驶的研发人员都是50万人，但在中国产生的自动驾驶的生产、使用规模，面对的是14亿人的市场。50万研发人员，占法国总人口的1/120，占中国人口的1/2400，中国比例虽然更低，但作用却更大。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单一市场规模的大小成为了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世界上只有中国与美国的人口、经济规模能够支撑起互联网巨头、自动驾驶、5G，然后，反过来获得巨大的创新优势。

从这个角度看，东南亚国家文科生太多，是因为他们国家体量小，无法消化那么多理科生，需求少，自然培养得就不多。这就注定这些国家，只能依靠外部技术注入。所以，东南亚的情况，无法直接与中国相比。

文科理科一个都不能少

理科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客观说，学好理工科比学文科更难。很多人考大学的时候，会躲开物理化学，考研究生的时候，会躲开数学。而到毕业的时候，会发现，考物理、考数学的专业，往往就业会更好。

在文科当中，需要考数学的经济、管理、金融类收入也更高。鄙视链也由此产生。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理工科更要求抽象的逻辑、图形、推理等能力，虽然说人的能力是多样化的，但这些理工科相关的能力，与改造自然、生产、金融更相关，更稀缺，应用范围更大。不过，理工科更要求天赋，而当下中国教育中一个不好的趋势是，在应试教育中，削弱理工科，增加文科的比例。这可能对未来发展不利。

与此同时，文科也非常重要。文科理科，类似DNA的双螺旋结构，相互扶持，没有理科，缺乏技术创新，社会的生产力很难提高；但缺乏文科，社会的发展会失去方向。

阴阳太极、DNA，文理科，某种程度上的同构，似乎也在证明这个道理。“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三体》中的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换言之，不以人为目标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人文学科，则能保障发展的目标，保障人为目标。毕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发现：具有文科背景的官员，会更加注重民生方面的支出，似乎也在佐证这个道理。

优秀的理科生从来离不开人文素养。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四所大学，通过四年国际合作研究创立了CDIO工程教育方法，强调在系统和产品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的真实工程教育实践环境中，培养工程师的基本能力，培养具有宽广知识基础，多学科背景、综合素质能力和社会意识的工程师。社会意识则正好是文科内容。

2010年，中国教育部也提出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目前已有194所工科院校、综合大学参与，旨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工程师。所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文素养、职业道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问题不止是文理科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的研发人员，以一个不大的比例就能推动整个国家创新，但关键在于，研发之后推动的效率，这与工人技能、人民收入都息息相关。所以，对中国来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培养理工科生，并不是培养更多的博士，而是具有基础技能的毕业生，让他们具有技能，并因此获得更高的收入，促进新产品消费，反过来促进创新，增加收入。

而这个问题，则进一步指向如何培养更多的具有初级技能的高中生。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超越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很重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就有将近100%的农村孩子上高中，如今韩国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而中国劳动力人口中，上过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仅占同龄人中的24%，这个数据和墨西哥一样，而如今墨西哥正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

罗斯高认为，在中国的数据中，中国城里93%的孩子是上高中的，而农村有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所以，中国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小，是个农村问题。而中国农村孩子上高中的问题，可以向前追溯到初中、小学，最终，是因为0到3岁婴儿阶段的教育造成了认知能力低下，导致小学学不好，初中也学不好，就不会上高中。

根据演讲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孩子的认识低下问题相当严重。认知低下的幼儿，上海的数据是14%，这个比例符合自然规律，与北京、安徽的二线城市，或旧金山、伦敦、悉尼都差不多。但中国山区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24～30个月的幼儿中，超过一半的宝宝发展缓慢。

所以，中国培养更多的理工科毕业生，很大程度上，是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以及农民工不能向大城市永久性迁移，都抑制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投入。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并在长期推动中国未来一代人力资本的提升，才能有助于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跃进。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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