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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原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说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变值计算，未来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73%。
以下选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节选第69—75页
如果将一国经济增长动能进行结构分析时，我们不能不对增长优劣势进行梳理，并进行格局式的观察，包括未来增长优劣势分布的判断。而中国仍然是一个未有完成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动能来源，我们可能还要从城乡间要素流动，及其产出与需求间循环等这样的视角去进行分析。
从未来可能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来看：（1）与启动改革开放到2010年形势的区别为，目前和未来后发优势推动国民经济高增长的力量越来越弱。劳动力成本相对上升较快，土地等成本更是大幅度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也使矿产、冶炼、化工、纺织等许多制造业成本加大，要素和环境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
（2）与过去30年我们拥有的人口增长优势期相比，过去人口扩张扩大消费需求的优势变成了人口收缩抑制消费需求的劣势，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增长的优势受到影响。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使劳动获得收入的人口规模收缩，而收入的消费率趋于下降，导致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振。
（3）与过去开放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产业向中国两大转移不一样的是，中国产业和投资向外转移和流动的规模开始大于国际产业和投资向中国的转移和流动。其投资和产出拉动和推动增长的力量弱化。中国目前制造业处于过剩压力较大，一些投资和产业向东南亚和美国等地转移，国际产业和资本再如过去一样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历史似乎也已经成为过去。
（4）出口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力量越来越弱。改革开放以来 ，欧美等国际市场，进口中国产品，给我们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强劲的外部需求拉动力。然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成本升高而国际市场逐步对中国产品进口需求的相对收缩，这一发展机遇也失而不再。
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转型理论说明，一个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落后的农村和农业，先进的城市和工业；自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发展起，农村和农业人口、劳动力、土地等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业产业进行流动和配置；会逐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逐步扩大，抑制城市和工业工资过快增长，也逐步地提高全社会劳动力总的利用率；当农村和城市，农业和非农业中，城乡人口间的收入水平，以及农业与工业间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这个国家的二元结构转型完成，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发展水平国家。
第一个误区：一些经济家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要求将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切换到创新驱动上来。这里所说的创新驱动是广义和综合的，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和重塑，就要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增长。
我们承认，总体上看，中国全要素投入的效率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技术进步和各方面创新、降低能源等消耗、重视投资产出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过剩产能、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经济快速发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中国仍然是一个二元结构特征非常强烈的国家，在计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时，如果不考虑要素模块的城乡特殊性结构，所得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将会差之千里。
中国这样一个2017年人均GDP处在8600美元水平左右的13.9亿人口的大国，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不行，但是，发展没有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业、居民收入、政府收支、消化不良资产、保持金融稳定、消除贫困人口、进入高收入国家等等，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增长速度可能断崖式下行。
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各种使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太多太大，总的经济发展趋势是增长速度快速放慢，这时仅仅讲所谓的质量，不提倡采取改革措施将速度支撑住，如果不调整统计口径等来修饰，名义增长速度也会断崖式下降到4%，甚至3%，这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个误区是：现在一些学者们谈到经济增长，认为人口增长放缓和结构变动影响的劳动力投入可以用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增长动能的下行可以用技术进步支撑和拉起。现在许多经济学将宝押在技术和新经济上，以为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会自动创造就业。笔者并不是说技术进步和新经济不重要，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中国有没有一批颠覆性的技术，能不能推动产业革命，成不成为创新型国家，非常关键。但片面高强技术进步和新经济短期内可能造成大规模失业，消费需求与产出的失衡，使追求高质量的发展，可能欲速而不达。要认识清楚和正确处理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扩大新经济、增加产出增长，与普通劳动力规模、其收入提高、有支付能力需求增加、国内需求增长平衡产出增长的关系。
从中国的国情看，2017年全部就业的7.76亿劳动力中，2.1亿是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2.86亿是农民工劳动力，未来还有6000万留守儿童要随着毕业陆续进入工作领域。从受教育程度看，2.86亿农民工中大专以上水平的占10%，农业领域中就业的2.1亿劳动力中大专以上的约为1%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农业领域2.1亿农民和2.86亿农民工中，4.66亿为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对于这些劳动力是不是一种排挤？新经济能够较为理想地吸收这样中低知识水平庞大普通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吗？很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国民经济产出的增长要与需求的增长相平衡，当产出大于需求时，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增长速度放缓。如果机器人大量地增加产出，创造财富，而其本身又不能对消费品形成需求；资本和技术所有者在财富产出中分配越来越多的收入，而普通劳动者被技术和资本，典型的如被机器人所替代，高收入者收入的消费率越来越低，低收入者获得收入相对越来越少，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过剩，经济会更加萧条，增长下行压力会更为增大。20世纪30年代末的各工业化国家中，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太快，原有的劳动力不能适应，工业革命产出相对过多于工人工资消费支付能力，已经有过一次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教训。
技术进步和产业革命，有其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是必然的，但在一个阶段性的时期中，是偶发的突变，有其不确定性。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技术进步在什么时刻会产品化和产业化。而且，基础科学进步，新技术发明，应用于产品制造，形成产业创新和革命，是一个由个人钻研、思想突破、团队合作、人才市场、技术市场、融资市场、商品市场自然演变调节的过程，并不以人们和政府的意志和投入为转移。政府只能创造宽松的环境，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低息贷款支持、国防采购等加以引导，催促其发展。
因此，发挥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可以提出体制改革方面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有关促进的引导性政策。然而，不可能有如同上项目、扩投资、搞赤字、放货币就能拉起速度来那样立竿见影的政策。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激烈时刻，提出主要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加以应对，就如同拳击场上，弱势的一方看能不能天降奇招一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个误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产业层次不高、产品结构层次较低和一些产品质量不好，与广大人民日益提高收入和消费层次升级间的不平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产能过剩，现在国民经济量的不足已经不是最突出的问题，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是全世界第一，很多行业现在产能不是少而是过剩了，所以要去产能。另一方面供给不足，产品质量还不够高。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需求结构以面向低端消费、出口和投资为主。但现在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消费为例，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中高端消费需求增加，早先的低端产品产能变成了过剩产能。
的确，一方面，中国一些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的结构也在升级。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几年中国产业向外转移和出口增长放慢的情况下，却发生了大规模购买境外奶粉、化妆品、保健品、药品、马桶盖子、高档手表、名牌衣物鞋帽热潮，流出不少消费需求。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质量，确实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然而，另一方面，专门针对四五线城镇和乡村低收入群体消费市场的拼多多在美国上市，也引起了人们的讨论。
从收入水平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80%的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3000元。“低收入群体”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平均下来，每月收入不到500元。而中国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2300元，以此计算，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3046万人。从知识水平看，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中国人，不超过6%，2017年总人口中85%左右是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群。从这样的国情和为大多数人口谋取福祉看，先稳定、转移和扩大中低收入人口的就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强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使他们能够购买大量传统产业产品，也即满足中等水平消费需求，似乎比把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任务重点放在适应少数人口消费升级、提高发展质量方面，可能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
第四个误区：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就是去产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需要面对的是，在不推进增长速度，不扩大内部需求的情况下，去产能短期内就会完成，还是会在长时间中常态化？没有大力度的改革，经济主力人口不断收缩，加上2.2亿城市6个月以上流动人口和农村近6亿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如果不能稳定和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果必定是产能持续地过剩，去产能可能会未完未了地下去。并且，调控的去产能就是去一部分GDP。如果没有积极的新增GDP替代，加上市场经济自动的去产能，会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更大。
在理解扩大需求与供给侧去产能的关系上，我还是赞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适度扩大总需求可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的投资结合起来。补短板的投资会为钢筋、水泥、煤炭等产业创造需求、减少过剩，这样去产能也会容易进行。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也属于杠杆率最高的行业，需求增加了，企业盈利状况改善，能够还债，杠杆率也能下降，所以，这些补短板的投资在本质上也属于去杠杆的措施。同时，投资能够创造就业，促进家庭收入的增长，改善未来预期，增加家庭买房需求，有利于去房地产的库存。把适度扩大总需求和以补短板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辅之以降成本的结构性改革，能够为存在产能过剩、高杠杆、多库存的部门创造需求，有利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提高我国经济的生产力，促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个误区是：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正在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服务业的比例会持续提高，服务消费和供给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有关负责人2018年4月14日说，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也是值得担忧的。
其实，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已经研究过服务业比例与增长速度的关系。一旦工业化快要结束，制造业比例降低，服务业扩张到GDP的60%前后，经济增长就从高速度转向中速，甚至是低速。也即前述的 “鲍莫尔诅咒”，服务业阶段，不是增长充满新的动能，而是增长的推动会乏力。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工业化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劳动成本比较低。但是，服务业许多是人操作的，不能标准化，不能规范化，成本太高。服务业许多非人力和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决定了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可复制性差，标准化生产难度高，不能大规模化，并且劳动生产率要比制造业低。
2017年从中国42%的常住人口还在农村，特别是按户籍城镇化水平只有43%，27%劳动力还在农业中就业，农村人口只是城镇常住人口的1／3左右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只完成了一半，农村和城镇非户籍人口还对工业品有巨大的需要，只是因为收入低而没有能够满足。服务业比例与城市化水平有着很高的正相关性。在中国城市水平还不理想的格局下，服务业快速发展，只能说明是人口集中和流动与产业结构扭曲的表现，并不应该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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