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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佩内洛佩·库贾努·戈德伯格（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评论》期刊主编，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似乎已经遏制了全球化进程——并且是以现任美国政府在一年之前几乎想都不敢想的方式。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今年的去全球化只是一个持续进程中的最新篇章，而该进程则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作为脱贫手段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日益失望。
世界银行在新型冠状病毒来袭前的最后一次估算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例（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按2011年美元价值计）已从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0％。当前的疫情很可能会逆转这一进展；但就算当前的危机不存在，贫困在世界许多地方——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将是一项重要挑战。
而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英——则越来越多地向内转向、限制贸易，破坏多边主义并限制移民，而且这些趋势基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逆转。
但即便全球贸易已不再是增长的主要动力，发展中国家也拥有其他手段来减少贫困。一个选项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加深与那些处于类似发展阶段邻国的跨境联系。尽管区域性伙伴关系无法提供与高收入市场相同的购买力，但仍可以形成足够庞大的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与早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联的前身）一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相似性可以从原本的障碍转化为优势。
不过区域一体化也需要首先转变观念。发展中国家必须表现出更大意愿去与那些传统上被视为竞争对手的邻邦展开合作，也必须投资基础设施以连接国内外市场，还需要构建诸多新的机构和贸易协议以维持体系稳定。
而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选项是将更多精力放在本国市场以弥补流失的国外需求。这个方法对那些人口较多的国家比较奏效。比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就肯定可以在其国内实现更强劲增长。这种模式仍将严重依赖贸易，但却是印度国内而不是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
当然，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自给自足水平的国家中，庞大的人口并不会自动催生足够让增长腾飞的需求。但对于那些拥有大量中产阶级并具备足够购买力来购买国产工业产品或可交易服务的国家而言，刺激增长和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机会都是足够的。
而那些人口小国在缺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往往缺乏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持增长。在这类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就应当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平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呈现了相当惊人的不平等现象。通常是一小部分超级富豪把持着该国的自然资源，而余下数百万人则一贫如洗。在贸易缺失的情况下，在这些国家中建立和支持中产阶级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对富人手中资源的再分配。
资源的更公平分配不仅能促进社会和谐，还将为增长创造条件，因为它保证了任何由正面财富冲击（比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其他资源都将向下层流动，从而产生支持国内生产的必要购买力。
如果这个想法似乎有点遥不可及，那就请参考挪威的经验。当该国在1969年发现石油时其人均收入为31861美元（以2010年美元价值计算）。到2018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三倍，达到92120美元。至关重要的是，截至1979年（有数据的第一年），卢森堡收入研究显示挪威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为0.224，表明该国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
再看一下在1970年代发现了大型油田的墨西哥，其1984年的基尼系数为0.430，表明不平等程度更高。在1960年至2018年之间其人均收入也仅仅从3908美元增加到了10404美元。
当然，除了对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标准之外挪威和墨西哥之间还有许多差异。但事实上如果能够妥善平衡平等与增长，即使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能拥有很大机会去减少贫困并实现更广泛的经济目标。
本文由网易研究局(Netease Economic Research Bureau)与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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