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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世锦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总体表现是符合预期的，也出现了一些超预期亮点。这一次疫情对中国经济是压力测试，出现了一些特点，我想有三点。
第一，我们原来预期今年的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上半年出口仅是小幅负增长，反映了中国出口行业快速的市场应变能力和增长韧性。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的出口行业是能够经受大风大浪的。
第二，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我的解释是，供给方面来自于企业，但是需求更多的来自于个人。
第三，数字化生存。由线下转到线上，实际上效率是提高了，但也确实带来问题：航空业、酒店业、餐饮业等受到一定冲击。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恢复在全球范围内是走在前列的。如果一切正常，三、四季度还可以恢复到5%-6%的增长速度，全年可争取实现3%左右的增长。由于今年的基数低，明年可争取恢复到7%左右的增长速度。将2020年和2021年的增长速度合在一起看，如两年经济增速能平均增长5%，我们就算是恢复得相当不错。
另外，我提出用相对增长率，也即中国的增长率和全球的平均增长率进行比较，来评价衡量我们的增长状况。如果今年我国增长速度达到3%，全球增长速度为负3%，两者间的差额将达到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相对增长率会达到6%。
三季度后，我国经济逐步回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资金过度流向股市、房市，把泡沫再搞起来。宏观杠杆率已经提高了，我们希望它不要再进一步提升。因为我们要防止防控金融风险。根据目前一些数据看，金融风险有可能是在扩大的。另一方面，我们应继续拓宽支持实体经济融资的渠道。
在特殊时期，宏观政策很重要。但经济回到常规轨道上后，宏观政策就是第二位的，甚至是第三位的。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仍要保持较好的增长状态和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注意力一定要转到结构性潜能。
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所具有的发展潜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些潜能。
第一，追赶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一万美元，而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标准大概接近3万美元，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是在4万美元以上。这3万美元的差距便是我国追赶的差距。我们不应忽略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这3万美元的差距是中国最重要的增长潜能所在。
第二，新涌现的潜能，也即我们和发达经济体同步，且有可能和他们并跑，甚至是领跑的潜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和与之相关的数字经济，一是绿色发展。
如何调动结构性潜能？这就涉及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什么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第一，不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国内。第二，从国际范围看，大国都是以内需为主。第三，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所以和其他大国相比，我们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第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地位的增长阶段，而服务业大部分仍然是本地化的、不可贸易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现实的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事实上，我国一直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当前的经济形势只是加大了内循环为主的需要。
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情况之下，部分外需市场会出现收缩。且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猖獗，出现了技术上卡脖子断供的情况。我想不限于中国，一部分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实施某种产业备胎战略。
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段时间讲的国内大循环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第一，要提高内需的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的韧性。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倒退，更不是关起门来自给自足。下一步我们不仅要继续对外开放，而且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我想，更高水平的开放有五个特点。第一，要适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市场变化选择开放策略。第二，要适应开放程度的周期性变化。最近几年，全球化遭遇寒流，但全球化大的方向还得往前走。我们过去对全球化的周期性变化估计不足，以后要适应这种周期性。第三，要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第四，基于制度规则的开放。第五，是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大循环是开放型的、以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如何才能循环起来？我提出一个观点，即我们需要形成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为什么特别强调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因为它有更高的集聚效应和要素生产率。今后十年，中国经济80%以上的增长潜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基本上都来自于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
“3”指的是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的三大短板。我们的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主要是因为我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行政性垄断。下一步我们需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降低成本。从主体部分看，我们需要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中的产业链、产业价值链往上逐步延伸，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不够大。从高端来讲，我们高端部分的基础研发能力，特别是源头创新的能力不强，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2”指的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是新形成的增长动能。下一步实际上是一个大格局，一边是实体经济，另一边是和它相对应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实体化，以及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带来的潜力非常大，而我们的书籍经济处在起步的阶段。绿色发展不仅限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绿色生产体系或经济体系。
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德国和法国提出了复苏的两支柱，就是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中国在这两方面起步并不算晚，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可以为我国经济的追赶过程提供支撑，也可以引领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
概括起来，“1+2+3”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把结构性潜能调动起来后，才能够把国内大循环这篇文章做好。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重点是要打通要素市场。
针对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我强调两方面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让宅基地能够逐步向集体组织之外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改革。在空间规划过程中，需要尊重市场信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是人口流动的信号。我们应该按照人口的流向分配用地指标和财政补贴资金等，并按照人口布局的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针对三大短板，我们也应该推出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如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讯、金融等技术产业领域，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举例来说，在通信行业，能否允许民营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共同成立一两家电信运营商，与目前的电信运营商竞争？
这种改革一方面可有效带动投资，更重要的是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也是我们近几年供给侧改革强调的降成本。所以，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要降低全社会的基础性成本。
第二，要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我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后，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即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也就是将现在4亿人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通过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翻番，达到八九亿人。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消费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超大型市场的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这是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内容。中国现在有将近10亿人还处于中低收入阶层，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内需来源。中国不仅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该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
在创新方面，我有个建议。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富的若干城市，比如杭州、深圳等，应当像当年办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人员聘用、招生、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等方面，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
杭州办了西湖大学，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还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类似的大学和新型研究机构脱颖而出。我们需要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成果。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大国。
最后我想讲讲对外开放。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利用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更大的力度、更聪明的办法推动开放。我的建议是，在必要的时候打出“三个零牌”，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样可以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在全球化理念和规则制定上，我们应该走到前面，对全球开放和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本文来自8月27日刘世锦在中国制造大讲堂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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