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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30 为什么会有快乐与痛苦？进化生物学的启示
几个月来，我们讨论了一些与快乐有关问题。但读者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有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呢？
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不多，关于苦乐情感的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也是近十年左右才发展出来的。我查了文献，还是认为我1995和1996年的两篇文章（Ng 1995, 199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有深度。当然，这个看法可能受到“文章是自己的好”的影响。
根据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接受的看法，主要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遗传基因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可以确认，在地球上，生命是从还没有生命的复杂分子进化而来的，当复杂的有机分子形成双六角形的螺旋结构时,就能够自我复制, 这就从没有生命中产生了生命。【关于地球的历史是否有足够时间进化到人类的高度的问题，见本文末的附录。】
生命也可能是从太空通过彗星或流星等带来。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当有了生物之后，就会通过遗传、变化与自然选择，逐渐从低级生物进化为高级生物，最后进化为人类。不过，根据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同意的看法，宇宙从大爆炸以来，只有约140亿年的历史，地球约有45亿年的历史。时间是否足够，有如附录所说，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不考虑时间是否足够的问题，进化论成功地解释了生物从简到繁的进化，其要点有三。第一是遗传，孩子像父母，老鼠的儿子天生会打洞。(这点本身没有问题，但曾经被绝对化与误用。)
第二是遗传过程中的变化。孩子虽然像父母，但不是百分之百，尤其是当两性繁殖出现后。孩子的基因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因此，一半像母亲，一半像父亲，但却不是百分之百像任何一个，因此就有了差异。长期而言，造成重大差异的主要是基因的突变(mutation)；其他还有基因的漂移(genetic drift) 等。
突变是遗传过程中的随机失误。例如我们复印文件，复印件与原件相似，但偶尔会出现失误，例如多出一个黑点，或缺少一部分。造成突变的原因包括遗传分子被辐射线影响而改变。例如有些孩子天生有六根手指或只有四根手指。
DNA中每一个基本环节在每一代中产生突变的概率大约是一亿分之一。[1] 对于像人类这样，基因组中有几十亿个基本环节的生物，每一代都可能有几十个环节有突变，但绝大部分的突变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那些关系重大的突变，绝大部分都是不利的。例如一个人，如果少了一条腿则不能走路，多一条腿也很累赘，并且增加身体的负担。这种不利的突变不会广泛遗传下来，因为还没有长大就被老虎吃掉了。不过，在千千万万的随机突变中，偶尔会有一些突变是对个体的生存与繁殖有利的，帮助这个个体活得更久，传下更多后代。它的后代，也比其他没有遗传到这种有利的突变的个体，传下更多后代。这样，久而久之，这种物种就绝大多数都被具有这种有利的突变的基因的个体所取代。这就是自然选择，也就是进化论的第三个要点。进化论得到许多事实的支持，是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接受的。
当地球上只有一两个或少数几个不同物种时，环境比较简单。因此，那时候的物种，只要采用一些很简单的，完全根据基因呆板决定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生存。例如，它看到我，它就向我移动过来。但它看到你，不会向你移动。为什么？因为你的名字不是“有光”，我名字叫“有光”，它们向有光的地方移动。哈哈！
随着进化的进行，变异出越来越多的不同物种，使环境变得比较复杂。环境越复杂，单单靠简单的，完全根据基因硬性呆板决定的行为方式，就比较不能确保生存与繁殖。因此，如果出现能够有主观意识的物种（然而，如何能够产生意识，则完全没有答案），就可以根据物种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形，做出选择，当机立断地决定是打还是逃； Fight or flight。如果对方比你弱小，你就打，并把对方吃掉；如果对方比你强大，你就逃，避免被对方吃掉。
这种有主观意识，行为方式不是完全根据基因硬性决定的，而是部分可以选择的物种，就是有理性的物种。我在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996的一篇文章中论述过，比较复杂的环境（或生态位nich）有利于比较理性物种的进化（Ng 1996）。越多与越理性物种的进化，又使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又加强理性物种的进化。这个良性循环，可以部分解释进化的速度。
有理性的物种的行为，不是完全根据基因决定的硬性刻板模式，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对当前情况的有意识的判断而见机决定。
然而，如何使这些决定是符合生存与繁殖呢？这就跟我们的本文的主题大大相关了。实际上，进化（或上帝）的方法，正是让那些有主观意识的，能够做选择的物种，也具有苦乐感受。当它们做对生存与繁殖有利的活动时，例如在口渴时喝水，在饥饿时进食，温饱之后和有生育能力的异性交配，它们就会获得快感；当它们做对生存与繁殖不利的活动时，例如伤害身体，就会感到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有理性的动物和人类都有苦乐感受的原因。
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的主观意识，包括对苦乐的感受能力，已经非常强烈和复杂。这么高度和复杂的能力，不可能是在人猿进化成为人的时候突然才出现的，一定是人猿，甚至人猿之前的哺乳动物，甚至其他有脊髓动物时，已经具有一些主观意识，包括对苦乐的感受能力，只是其强烈和复杂程度，可能没有人类的这么高。因此，如果不仔细分别不同高度，只在具有对快乐与痛苦的感受能力是否存在而言，这是跨文化，人人一样的，甚至是跨物种，是所有能够进行选择的物种都具有的。对这点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关于快乐的一些错误观点，以及许多学者对文化差异的夸大等，甚至从而认识如何能够提高快乐。
附录 我们的地球甚至宇宙的历史长度不够随机进化到到人类的水平?
虽然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接受进化论，但是，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的宇宙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么复杂的结构能够随机形成等问题的论争；笔者在《宇宙是怎样来的？》这本书中有讨论。
即使不只看地球，而看整个宇宙。根据所有科学家接受的大爆炸理论，宇宙有大约140亿年的历史。140亿年，有不到10的19次方的秒数。组成生物体的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构成氨基酸的多肽链（polypeptide chain）有超天文数字，10的143次方的折叠自由度。即使不是随机，而是非常快速（例如每秒一万亿次）尝试每个不同的折叠方式，用完自大爆炸以来140亿年的时间，也远远没有尝试到所有折叠方式的亿亿亿亿亿亿亿分之一。虽然进化不是线性的，但时间的问题，依然存在。拙作《宇宙是怎样来的？》（黄有光2011；英文文章：Ng 2011； 英文书： Ng 2019）解答这个迷，并回答科学界不能回答的问题：大爆炸从何而来？也回答宗教界不能回答的问题：上帝从何而来？
文献
黄有光（2011）。《宇宙是怎样来的？》，复旦大学出版社.
HANSSON, Ingemar & STUART, Charles (1990). Malthusian selection of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3), 529–544.
NG, Yew-Kwang (1995). Towards welfare biolog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 suffering, Biology and Philosophy, 10: 255-285.
NG, Yew-Kwang (1996). Complex niches favour rational speci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79: 303–311.
NG, Yew-Kwang (2011). On the origin of our cosmos: A proposition of axiomatic evolved cosmic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smology, Vol 13, 3754-3764.http://journalofcosmology.com/QuantumCosmos113.html.
NG, Yew-Kwang (2019). Evolved-God Creationism,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9. ISBN: 978-1-5275-3384-4.
ROBSON, Arthur J. & SAMUELSON, Larry (2008).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preferences. In The Social Economics Handbook, ed. Jess Benhabib, Alberto Bisin, and Matthew Jackson (Elsevier Press).
[1]DNA是Deoxyribonucleic acid的简称，中译脱氧核糖核酸，也称为‘遗传微粒’。DNA是由四种核苷酸组成的，也是染色体（Chromosome，细胞内具有遗传性质的物体）的主要化学成分。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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