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662
作者|谭浩俊
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组赶赴湖北武汉,指导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工作,确保捐赠款物使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会在疫情防控任务很重、武汉又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还派工作组赴武汉,指导当地的工作,给人“添乱”的感觉。要知道,此时此刻的武汉,除医务工作者、专家和运送医疗物资等方面的人员之外,一般不要再去武汉,以避免给当地防控造成新的压力。原因就在于,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于1月29日披露的一份捐赠物资使用情况表。这份统计清单显示,在其总共发放的24.5万个口罩中,流向武汉协和医院的一共只有3000个未标注型号的口罩,而被媒体称为“莆田系医院”的武汉仁爱医院分到了1.8万个标注为KN95型号的口罩。
而在1月30日,一个叫“协和医生Do先生”的微博账号发文称武汉协和医院的物资即将用尽请求社会支援,他在发文中强调“不是告急,是没有了”。31日,该医院另一名医生刘伟再次因“一线防护用品奇缺”而发微博求助。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武汉红会的口罩分配所以如此受关注,主要源于两大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方面,就是此刻的武汉仁爱医院尚不是治疗冠状病毒的医院。为什么一家没有接受冠状病毒治疗的医院却得到了这么多口罩,而接受治疗的医院却只分到很少的口罩。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仁爱医院是莆田系医院。如果仁爱医院不是莆田系的,或许舆论的关注度还没有这么高,至多认为武汉红会在分配口罩时情况不清楚,分配的重点没有突出。毕竟,协和医院已经收治了病毒感染人员,而仁爱还没有,所分配的口罩数应当倒过来,协和多些、仁爱少些,而不是目前的分配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仁爱医院是莆田系的,所以,舆论开始把矛头指向了莆田系,认为这是莆田系在捣鬼,是武汉红十字会与莆田系串通起来搞暗箱操作。而相关的报道也提到,此前同为莆田系的一家机构向武汉红十字会捐赠了1.8万只口罩,而分配给仁爱医院的口罩,是否属于暗箱操作,值得关注。
这也意味着,武汉红会怎么回应,都无法解决这个“巧合”问题了。原本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也变得十分复杂,甚至被无形地上升到仁爱医院该不该分配口罩,莆田系医院该不该分配口罩的“复杂”程度。
我们说,莆田系医院所以引发关注,大概是因为此前发生的一些不太好的事,尤其是魏则西事件之后,莆田系一度成为“过街老鼠”,甚至引发了一场对民营医院的争论。随着莆田系内部的整治以及舆论的逐步平息,有关莆田系的话题也逐步减少。即便如此,舆论对莆田系的关注度仍然高于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只要莆田系医疗机构发生负面消息,必然会被放大。此次武汉红会在口罩发放上的问题,也因为涉及到莆田系,所以影响就要大得多。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莆田系医院就不该在抗击疫情中分配到防控物资呢?显然,舆论和公众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偏差。实际上,在口罩问题上,舆论和公众需要关注的,决不应当是莆田系医院还是其他医院,而应当关注口罩等防护物资的发放程序和公平性。在抗击疫情问题上,无论是国有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无论是莆田系医院还是其他医院,都有公平接受防控物资的资格。
武汉红会的问题,就在于口罩的发放,没有把握好发放的程序和公平性。一方面,仁爱医院尚不是冠状病毒收治医院,武汉红会在口罩分配时,显然应当首先考虑冠状病毒收治医院,而不是暂时没有收治的医院;另一方面,不该将仁爱医院分配到的口罩数量与莆田系捐赠的口罩数量一致,且不该给仁爱医院这么高的口罩数量,导致收治医院口罩紧缺。
如此一来,武汉红会的口罩分配程序就出了问题了,并会被联想到其他防控物资的分配。一旦程序出了问题,舆论和公众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提出质疑,就需要用无数的改进措施来弥补程序的错误。即使再努力地整改,也无法达到程序正确的水平。因此,武汉红会如何才能获得舆论和公众的信任,已经在口罩发放的程序错误上,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而只能用行动来慢慢证明了。
需要提醒舆论和公众的是,切不要把防控物资的分配以及武汉红会工作的评价上,放在是不是莆田医院,尤其是民营医院上。那也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在疫情防控问题上,不分国有还是民营,也不分莆田系还是其他系,只分谁承担的责任大,谁需要支持的多,谁应当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否则,也会影响疫情防控效果,并有可能产生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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