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劳伦斯·H·萨默斯（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
发于2020.1.6总第931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2020年，国内政治、地缘政治以及经济问题将紧密关联，程度是几十年来最高的。经济的疲软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的问题重重的治理方式，有可能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经济的糟糕后果，将会在国内导致激进的民粹主义，在国外导致更粗暴的民族主义；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反过来又会让经济形势恶化，造成投资下降，进而使得消费者信心下降。糟糕的经济驱动着糟糕的政治，然后让经济更为糟糕，政治更为恶化。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层面，2020年从一开始就会动荡不安。这既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或许，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是军事对抗的风险，将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高。但从更乐观的角度看，由于预期较低，人们不需要太大的努力，就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带来经济与政治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
首先，从经济方面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造性地用“同步放缓”（synchronized slowdown）一词描述了当前的困境：全球90％的经济增长正在减速，预计整体增速将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缓慢。这其实是长期停滞的委婉说法，全球经济的这种特征也日益明显。在人口增长缓慢的环境下，无论是不平等的加剧，还是回笼储蓄资金的高度不确定性，都已成为关键问题。
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在健全的金融和政策基础上，发达经济体也无法以健康的速度实现持续增长。根据市场预期，各国央行在未来十年将无法实现2％的通胀目标。即使是为了满足选民的愿望，解决他们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增长乏力的问题，各国也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发行15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务，在和平时期出现空前的巨额预算赤字，并放任各种金融行为不受监管。
在全球经济中，尽管新兴市场所占的份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并且在度过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的韧性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其成功仍然依赖发达国家。最成功的新兴市场增长轨迹，便是建立在向发达经济体出口工业制成品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在未来几年，这条增长之路将越走越窄。近年来，对于新兴市场增长的预测，一直处在过于乐观的状态下，我担心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深刻的结构性挑战将在未来几年接踵而至。
如果仅从这些经济挑战本身来判断，形势会非常严峻，尽管这一切或许并不会比过去的石油危机、严重通胀或是金融危机更严重。让当前的挑战变得更糟的是，几乎所有地方的理性应对能力的恶化。美国曾经凭借一手主导的国际体系赢得冷战，并推动新兴市场的社会发展水平逐渐向发达国家水平靠拢。但如今，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却对民族国家间无休止斗争的旧时代观念深信不疑，并带头退出全球一体化。在贸易协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美国都是缺位的。
指责特朗普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他本人也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犯错的机会。但需要谨记的是，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前，反对TPP的民主党人多于共和党人，而民主党2020年大选的候选人可能会抨击特朗普对华政策过于温和。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后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共识，可以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认识来盖棺定论。奥巴马的大战略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不做蠢事。
更本质的是，美国所出现的民族主义转变，也就是以英国脱欧为突出典型的全球趋势的一个表象罢了。基于理性的健康经济运行以及国际合作的决策，正被一波汹涌的民愤和民族主义幻想所压倒。
对全球一体化市场的更多抵制，以及外国投资与国际合作的减少，只会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工薪阶级更多的不安全感与挫折感。届时，他们将更有可能团结在那些有着最简单叙事方式和最广泛空头支票的人身旁，而不是对回到中间派的合作政策予以支持。这只会加剧经济衰退。
在世界范围内，2020年最重要的一项选择将是美国选民在大选中做出的抉择。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候像现在一样，方向的校正显得格外重要。美国和世界都需要一位视团结高于冲突、追求包容的全面繁荣的美国新总统。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方面的必要公共事务投资上，提高税法的效率和刺激作用，让企业专注于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挑起劳工与企业、中产阶级与富人之间的战争。
2019年10月15日晚，美国2020年大选民主党初选第四次辩论在俄亥俄州奥特本大学举行。12名民主党候选人就自动化、减税、非法移民等议题在辩论中一较高下。这场由《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联合主办的辩论是民主党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辩论。
同时，这还意味着结束美国目前针对全球多数国家的贸易战，停止利用反复无常的贸易举动来产生影响力，放弃利用外交手段来追求国内政治目标。恢复美国的盟友体系，抵制保护主义，与其他国家一道应对气候变化、逃税和新技术监管等全球性挑战，才应该是关注重点所在。
美国去做什么，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世界其他地区，都需要作出改变，才有可能避免恶性政治和经济循环。大萧条期间罗斯福的当选，西方自我怀疑期间里根的当选以及伊拉克战争后、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的当选，都对世界体系的变化产生了复杂影响。山巅之城的变化，人们都会尽收眼底，并会进行仿效。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至少在2020年，这一切都会真实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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