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当代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决定,将2019年当代经济学奖授予林毅夫、魏尚进,以奖励他们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林毅夫在中国农业生产组织与生产效率关系以及制度变迁两个领域对于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魏尚进在竞争性储蓄以及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统一计算框架两个领域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代经济学奖”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设立并组织评选。该奖项宗旨是通过奖励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华人学者,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作出贡献。该奖项奖金总额200万元人民币,颁金质奖章及证书。
“当代经济学奖”提名人由基金会学术顾问、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海外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特邀国内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组成。
林毅夫学术贡献:
林毅夫
林毅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讲座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创始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曾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林毅夫于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林毅夫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获颁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在内十几所国际知名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曾获2018年改革先锋奖章、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优秀成果奖、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第五届和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具有影响力奖项的获得者。林毅夫的个人小传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科学与工程名人录》、《国际名人辞典》、《国际年度名人》等书。林毅夫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T.W. Schultz以及农业经济学大师D Gale Johnson,1987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全职回国,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从美国名校获经济学博士立即回国工作的学者。
林毅夫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简要介绍:农业经济学与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
一、农业经济学与制度分析
(一)农业经济学
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和农业现代化。
1. 农业生产制度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从集体的生产队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于农业增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林毅夫的博士论文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农场是一个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于由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向家庭农场性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
2.农业现代化。在20世纪90年代,林毅夫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2篇理论和实证论文,强调由于各地气候、地质条件有所差异,适用的农业技术需因地制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产量,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林毅夫还论证了耕作制度、教育、信贷、农村要素市场等对农业现代化技术采用的影响。
(二)制度经济学研究
林毅夫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始于1986-1987年其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期间。林毅夫于1989年在Cato Journal卷首发表了题为“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的学术文章,其中文稿则以《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年第4期。这篇文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此文也是将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引进国内的最早的学术论文之一,而且该文将制度变迁区分为两类,即强制性变迁(Imposed Change)与诱致性变迁(Induced Change),指出制度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而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导致新制度的供给不足。政府在弥补制度供给不足方面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林毅夫在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贡献,North Holland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在发展经济学界国际最为权威的“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时,特意邀请林毅夫教授与Jeffrey Nugent教授合写了一章“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
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方面,1994年与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是林毅夫的经典之作。该书从发展战略与要素禀赋的矛盾出发,详细剖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中“三位一体”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指出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发展战略是否与该国要素禀赋的特性相一致,是决定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模式以及经济绩效的关键。2008年林毅夫到世界银行工作前,根据林毅夫在北大教授“中国经济专题”的讲义,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专题》,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并改名为《解读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
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D·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系列,林毅夫于同年5月应邀做了这个讲座的首讲,题目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在这次讲座中,林毅夫首次将“自生能力”作为标题。自生能力是林毅夫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早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就广为运用,在199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则被正式定义。通过引入自生能力作为微观分析的基础,林毅夫不仅对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从而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涉及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的理论框架。林毅夫还通过构建技术选择指数来度量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程度,并利用跨国数据对发展战略与经济收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讲座的理论结论,为林毅夫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持。
2007年10月31日到11月1日,在剑桥大学2007-2008年度的马歇尔讲座上,林毅夫根据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原因的认识与理解,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新的关于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揭示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制度结构→发展绩效”的内在逻辑。
1994-2008年,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研究发表约521篇,其中,2001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文献被引6378次,占当年高频被引文献被引总量的22%,居中文引用之首。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类高频被引文献中,林毅夫的研究被引最多,为13075次 。根据CitEc,林毅夫全部发表英文论文被引用总量为1766,在此基础上,其H-index为23,即在林毅夫已发表的英文论文中,每篇被引用至少23次的论文总共有23篇;另外,i10 index为37,即林毅夫发表英文论文中被引用10次以上的篇数为37 。
1990-2010年,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排名第237,引用率在全世界排名第205,前者仅次于石寿永,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二,后者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而能在全世界排名前1000的经济学家中华人不到10名,其中在国内工作的只有林毅夫一人。
魏尚进学术贡献
魏尚进
魏尚进从复旦大学的本科,宾州州立大学的硕士,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到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经济学专业的正式教师,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门,再到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其三十多年来的学术生涯涉猎广泛,包括中国经济问题,国际金融及汇率问题,国际贸易问题,腐败与制度问题等等,形成了他开放的,国际化的,市场化的,制度性的学术思想。魏尚进多篇学术文章为国际高引用率文章。 截至2019年6月初,魏尚进文章的总体Google Scholar引用率为44806,自2014年来的引用率为17899,有40篇论文的引用率超过400,4篇超过1500。其学术贡献详见下方:
1、竞争性储蓄理论
魏尚进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创新工作是他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竞争性储蓄:来自中国失衡的性别比和储蓄率的证据”。在该文章中,魏尚进首次引进了“竞争性储蓄”的概念,并在之后的一系列论文里将此概念用于分析房价、汇率、经常账户、企业创新等多个问题。
具体来说,魏尚进首先观察到中国性别失衡与储蓄率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上升,现在几乎是世界最高水平。由高储蓄、低消费所导致的国内经济失衡,已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可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如永久收入理论、预警储蓄动机、金融发展欠缺等很难解释这个现象。按不同年龄段来计算的中国家庭储蓄率呈现U型,与永久收入假说的预测正好相反。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政府已经在社保和农村医疗保险方面大大增加了投入,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养老和健康风险应该下降了。可是与预警储蓄理论预测的相反,中国家庭储蓄率仍然持续上升。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也在逐步完善,所以很难将中国不断攀升的储蓄率归结为金融市场不完善。
为了解释中国的储蓄之谜,魏尚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和以前的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个理论考虑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传宗接代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地位高的男人找到配偶的概率要大于地位低的男人,所以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财富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随着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男孩的家庭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增加他在婚恋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这样就导致全社会的竞争性储蓄,推高储蓄率。魏尚进用中国家庭层面的证据验证了上述理论,他发现竞争性储蓄动机可解释1990年至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增长的一半。
人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其它方面,魏尚进在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婚姻市场竞争对房价的影响。魏尚进提出,房子除了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属性,即能显示房主身份和社会地位。他用这个框架分析,为什么中国的住房拥有率以及房价远远高于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由于男多女少,女方的议价能力增加。在其它条件相等情况下,女方愿意嫁给有更多的财富的丈夫。面临激烈的竞争,男方会竭尽全力去购买一个超过其消费(和金融投资)需求的更大、更昂贵的房子。通过微观数据分析,魏尚进发现这种竞争导致房价的非理性的上涨,解释了2003-2009间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30-48%。
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是这个国家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会导致经常账户盈余的增加。魏尚进从理论和实证证明了性别比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的一个重要因素:性别比例越失衡的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越高。而在以前的文献中,人口的性别结构从来没有被考虑为影响经常账户盈余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因为经常账户盈余会带来本币汇率的升值,魏尚进又进一步证明了性别比与汇率的关系。
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在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比如新加坡、印度、越南、韩国等。在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魏尚进利用1990-2010的跨国数据验证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10-24岁人群的男女比例高度相关。
魏尚进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和相关的实证研究不但从微观层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人行为基础,而且研究了其对宏观经济中若干问题的重要影响,例如储蓄率、房地产、汇率、企业家精神等。魏尚进的这一系列论文在Google Scholar上被引用次数近千次。除了学术方面的贡献,该研究也兼具重要的社会和政策意义,其主要研究成果被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等权威机关引用,而且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2、关于腐败和逃税
1999—2000年间,魏尚进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反腐败政策与研究顾问,这与他在关于腐败研究的突出成就非常相关。魏尚进发表在《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关于腐败对跨国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章引用次数达3115,是他引用率最高的文章。此文开创了文献里系统度量腐败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方向。魏尚进认为,政府腐败与向企业增税所带来的后果类似。他以腐败对FDI的影响作为例子:如果腐败程度从跟新加坡类似的比较低的程度增加到跟墨西哥类似的比较高的程度的话,对减少FDI流入的效果跟对跨国公司增加21%的税率类似。与增税相比,腐败更坏的一面在于其不确定性: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他们不知道当地腐败官员每次向他们索取多少。这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减少了国际投资者对当地的投资。魏尚进认为,如果把腐败类比为增税,那么反腐就是给企业减税降负的过程。
3、关于国际贸易的计算及贸易自由化问题
魏尚进的工作还体现在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两篇文章:“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去探究出口数据的重复计算问题”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来自中国出口商的证据”。
在第一篇文章中,魏尚进探讨了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出口数据重复计算问题。例如,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了大部分东盟,韩国等对美国的出口:中国从这些地方进口零部件和中间品,完成组装后出口美国。从贸易总量来看,这些零部件既算作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被含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最终品里面,导致重复计算的问题。魏尚进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把国际贸易额分解成来自不同来源的增加值,这不仅解决了各个国家出口数据中重复计算的问题,而且为产业链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框架。此方法论被广泛引用,该论文及其之前的工作论文共被引用1367次。在之后一系列相关的工作中,魏尚进又把此方法论推广到分解双边、部门层面的微观贸易数据中,改进了对一个国家或行业在跨国产业链的上下游度、参与度等特性的测算。这一系列论文属于奠基性的研究,为研究产业链的实证文献提供了许多严谨的数据基础。
魏尚进的第二篇文章观察到,中国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可能远超人们的预期。此文研究了2005年1月1日终止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给中国出口行业的效率提升带来的影响。随着发达国家取消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中国政府也随之取消对这部分出口配额在国内的分配。魏尚进指出,这项改革纠正了两个方面的扭曲:第一,发达国家的出口配额扭曲市场配置;第二,中国对这部分配额的国内分配也不是按照企业的生产率高低分配的,往往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分到更多的出口配额。从魏尚进的计算来看,后者所导致的资源错配更加严重。对这两种资源错配的纠正,使本来大量出口的国企退出市场,更有效率的民企随之进入市场,大大促进了中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的生产率。具体来说,配额取消后,新进入市场企业的产品价格比已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低21%,而且,原来占据最高配额的企业(国有企业)在配额取消后,市场份额下降最多。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魏尚进结合了贸易和宏观两大文献:从贸易的角度来说,配额的取消确实有好处,但是好处不是很大;但是,从宏观方面来说,国企没法继续靠配额制度占据市场份额,对资源配置的改善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