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寻求长期可持续增长应从供给侧着眼

由《新经济导刊》杂志社（国研新经济研究院）主办、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协办、网易财经独家支持的“新经济新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于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向会议提交了书面交流材料。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博士作为蔡昉教授的学生和新经济导刊执行社长，在会议中分享了蔡教授的观点：中国经济寻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运用宏观经济学司空见惯的需求侧刺激手段，而应该从供给侧着眼，瞄准妨碍生产要素充分供给和有效配置的体制性障碍，推进结构性改革，释放体制潜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

朱克力引述蔡昉的观点指出，凡是从供给侧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以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产业比较优势、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降低交易费用，以及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产业和企业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都属于结构性改革的范畴，应该按照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预期效果，安排其出台的优先顺序和推进力度。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克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朋友们，本来是蔡老师要亲自来讲“经济新动能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正好他给我发来的文章跟这个主题非常契合，根据主持人刚才的提议，我把老师这篇文章的结论跟大家做一个简要分享，完整的观点还请大家阅读会议交流材料。

文章中，蔡老师在经过深入研究和专业分析后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动的。

“然而，审视当前和展望未来，保持改革、发展和分享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虽然这些方面的任务并不注定成为过不去的坎，但是，其难度较之以往的确是大大地增强了。从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困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必然性的发展规律。新的发展阶段任务难度的增强及其必然性，分别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根据一项估算，在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的1979-2010年期间，在年平均9.9%的实际增长率中，与人口红利相关的变量做出了高达84%的贡献。在这些因素之外，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16%。虽然我们需要接受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并不预期未来仍将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但是，如何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和贡献水平，关乎中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和之后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个任务之艰巨，非有更大的改革开放决心和创新力度才能完成。

“第二，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推进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激励不足从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使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出现改革激励不足的局面，甚至会遭遇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

“特别是当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的情况下，推进改革会面临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面对这些难点，应该着眼于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对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做出必要的补偿，特别是对可能受到冲击的劳动者予以社会政策托底。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也需要发挥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第三，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以及在更深入的改革过程中，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都会遇到更多成长中的烦恼。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这就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领下，把包容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

“克服成长中的烦恼，不能采取止步不前的方式。例如，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竞争加剧会不时对就业产生冲击。如果立足于保护就业岗位，就必然会延伸到对企业的保护，难以让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听任市场自发破坏就业岗位，的确会使一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庭处于困难境地。突破这种两难的关键是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退出无虞和无阻。”

蔡老师在文章的结语中指出：“始自2012年的中国增长减速，是与人口转变阶段从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相伴形成的新常态，无论其主要成因还是表现形式，与以往主要由需求侧冲击造成的周期现象都是截然相异的。相应地，无论是应对政策的着眼点还是优先序，以及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应该大不相同。据说，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他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缺口，都表现为社会总产出即GDP一个特定幅度的减少。

“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的，将其配置到哪个领域无疑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提醒人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政策资源应该配置到缩小由需求侧因素导致的‘奥肯缺口’的努力上面。这种说法明显语焉不详，因为它没有区分一个经济体面临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如果把这种说法当作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很显然，它不仅纵容宏观经济学家的过于功利性追求，往往还鼓励政策制定者产生思想懒惰的倾向，寄希望于刺激性政策可以短期见效。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不存在明显的‘奥肯缺口’。执迷于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托宾幻觉’而已，不可能保持长期效果，反而带来延误改革和积累负债等诸多副作用。从日本的教训来看，在这种幻觉下制订宏观经济政策并将其长期化，是其陷入‘高收入陷阱’的原因。按照与日本案例相同的逻辑来判断，对于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或者这个行列中的新晋成员来说，一旦陷入这种幻觉之中，则意味着落入门槛陷阱危险的加大。

“因此，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经济寻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运用宏观经济学司空见惯的需求侧刺激手段，而应该从供给侧着眼，瞄准妨碍生产要素充分供给和有效配置的体制性障碍，推进结构性改革，释放体制潜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鉴此，凡是从供给侧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以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产业比较优势、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降低交易费用，以及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产业和企业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都属于结构性改革的范畴，应该按照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预期效果，安排其出台的优先顺序和推进力度。”

以上是我原汁原味分享蔡老师文中主要观点和结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