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崇力在整理过去的老物件。
11月13日，“崇力修车部”的牌子依旧挂在门口，周围摆满了崇力的画作，花圃的花茂盛生长。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身患残疾自学修车手艺办起“崇力修车部”；曾获“城镇先进个体劳动者”等多项荣誉
东城区府学胡同西口有家修车铺，已有40多年的历史。这家修车铺的主人崇力，被评价为“北京最早的个体户”。
门口牌匾上，“崇力修车部”五个大字历经风雨依然遒劲有力。这里曾是胡同里的一道风景，周围摆满了崇力的画作，花圃的花茂盛生长。
因为患有脑瘫，崇力从小腿脚不利索。中学毕业后不好找工作，就开了这家小小的“崇力修车部”。虽然只是个体户，崇力获得的荣誉可不少。1983年，他就获得原劳动人事部等六部门授予的“城镇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出席过“全总”第十次代表大会，还当选过一届东城区的人大代表。如今，这些荣誉挂满了修车铺小小的屋子。
新京报记者在一个初冬的下午造访，薄薄的阳光洒在门口的金鱼池上，泛着微光。屋子里，蝈蝈不停聒噪，床下一只土狗酣睡，鹩哥不时叫几声。崇力沏了一壶菊花茶，往杯子里搁了一大块冰糖，娓娓道来自己40多年的故事。
高中毕业分配遇挫 选择摆摊为生
新京报：你从小就在胡同里生活？
崇力：1957年我出生在这儿，60多年没离开东城交道口地区。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修车作为自己的职业？
崇力：我是北京五中的学生，那时高中两年上完后管分配。1976年高中毕业，那届同学都分配出去了，就剩我一个。那时可以插队，我腿脚不好去不了，分配的单位面试后都没有下文。我中学时思想上挺先进的，积极入团，参加各种活动。分配上遇到挫折，精神上也受了点刺激。
在家待了不到一年，学校老师鼓励我干点什么，他们很了解我，知道我不是干不了活的人，就是腿不好。上学的时候，我离家近，每天一早去学校教室生炉子。再来家里条件也不允许我继续游手好闲，我一个弟弟俩妹妹都在上学，母亲没工作，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日子紧巴巴的。我妈就问我，你看你能干点什么？这样我就开始在这边摆摊。
新京报：刚开始修车就在这个屋子里吗？
崇力：当时摆了个摊儿，边上是府学小学。夏天开始摆，后来冬天就拿几块板子挡上点儿。
新京报：你出来摆摊，当时的街坊怎么看？
崇力：那时候没有人摆摊修车，因为还有国营修车铺，路过的人看我就跟耍猴似的。他们还不理解个体户，都是嘲笑，也有街坊议论纷纷。有的人跟我父母炫耀，“你看我儿子分配在哪里哪里，你儿子就干这个”，父母听着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当时的社会对残疾人也不是很友好，没有残疾人这个称呼，现在好了很多，所以说我们的社会慢慢在进步。
与国营修车铺错时营业 挣辛苦钱
新京报：修车的手艺是跟谁学的？
崇力：我一开始是摸索着自学。同学们对我挺好，给我拿来一些工具，还借自己的自行车让我练。
那时候结婚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所以自行车很金贵。光有钱不一定能买到，还要有自行车票，单位工会100人可能有一张票，大家抓阄。
新京报：当时修车的生意好吗？
崇力：那时候还有国营修车铺，我摆摊儿就是给大伙儿解决一点燃眉之急。我的经营模式就是，早晚国营修车铺不营业的时候出摊儿，不跟国营竞争。我摆摊的地方是十字路口，来往的人也多。上下班的人车坏了很着急，就到我这儿修一修。附近单位也多，当时有三机部、法院、分局，还有学校，来修车的人不少。
不过钱挣得不多，补胎才收一毛钱。其实那时候人们上班也挣不了多少钱。1983年以后，很多人都出来做生意了，很多“倒爷”，时髦东西一出手，挣不少钱。我们这种修车、修鞋，挣的都是辛苦钱，对个人来说能维持生存，也为国家减轻点负担。
曾在中南海受表彰 车铺将成教育基地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是北京最早的个体户，你有印象吗？
崇力：我是比较早出来自主创业的个体户，也可以说我是第一个。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并且我始终坚持个人经营的模式。后来，北大荒回京的张占英带领知青在前门箭楼底下摆摊卖大碗茶，二分一碗。现在前门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尹盛喜，当时也在前门大栅栏儿里头摆摊儿卖大碗茶。
新京报：我看到你的屋子里挂满了荣誉，都是什么时候获得的？
崇力：“崇力修车铺”的牌匾是1982年挂的，当时北京市副市长王纯都来了。1983年，我被原来的劳动人事部等6部委评为“城镇先进个体劳动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有张合影就是在怀仁堂前拍的。
我这修车铺还拿过两届五讲四美文明单位的荣誉，是北京头一批获奖的。
新京报：屋子里最近重新装修过？
崇力：是的，是街道最近装修的，想做成一个青少年教育基地。这些工具都是我以前用过的，还有很多历史资料没有摆出来，外墙也会做成展览墙。
老年自学画画 画作送给街坊邻居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换个挣钱的生意做？
崇力：我的思想很简单，挣多少钱不是奋斗目标，就是想证实一下我能干点什么。
刚出摊的时候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小孩儿，干活很认真，得到了很多人认可。我现在还在这儿坚守，就说明我这个人很干净。我特别珍惜受过的十几年教育，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好，我感到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自行车多起来了，修车费也能高点，但我有点干不动了，身体透支了。这个行业太艰苦，整天掰轮胎，我的手都变形了。我那时候是24小时在岗，很多人车坏了，头天晚上送来，我晚上加班修好，第二天早上上班人家直接推走。
我始终没脱离社会，也能为社会做点事儿，比如一直交税到2006年，之后才免税。
新京报：你自行车修到哪年就不干了？
崇力：2000年以后，基本就干不动了，后来靠卖小金鱼儿、蝈蝈生活。我一直没有社保，现在也没有养老金。小金鱼儿、蝈蝈是老北京的一种文化。有的老人出不了家门了，儿女给买俩蝈蝈，家里热闹。那几年，胡同里有结婚的小两口都愿意来我这儿拍照，因为有人气儿。
新京报：墙上的两幅菊花、荷花都是你自己画的？
崇力：我有空就自己画画，我送画送了六年了。很多作画颜料是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学生送给我的，也有好朋友给我的。我就去沙子口批发了一些画纸，画完了送给大家，来买金鱼的都送一幅画。我只画圆的画纸，因为车轮是圆的。
新京报：胡同里的人见你画画什么反应？
崇力：大家都很惊奇，因为反差太大，都说这哥们不是修车的吗，还能画画？是自己画的吗？我也算是其貌不扬，修车手上都是油。
新京报：有人指导过你画画吗？
崇力：没有，全是按我自己的想法画。就说画菊花吧，我买三盆不一样的菊花，我先看，看完了以后我再照着样子画。有时候戏剧学院的老教授过来，看见就说，你的画又进步了。现在快年底了，过几天我该画挂历送大家了。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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