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619
作者|黄有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今天（10月14日）傍晚，刚刚公布了2019年经济学的诺奖得主: 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位学者：
Abhijit Banerjee 【印度出生】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SA
Esther Duflo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SA
Michael Kremer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USA
他们的贡献是用实验的方法来减轻全球贫困的问题（‘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global poverty’）。贫困的问题显然非常重要，虽然从1995年到2018年，人均GDP倍增，儿童死亡率减半，但依然还有许多除贫的工作须要做。根据诺奖委员会的信息，这三位学者也显然有重要贡献。不过，我对他们的研究没有专业认识。因此，这里不详细讨论他们的贡献。
有编者问我，有哪些华人经济学家与诺奖失之交臂？以我所知道，这肯定是杨小凯。他于2004年7月7日因为肺癌去世时，只有55岁。但他创建的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新框架，已经有重大贡献。他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英文书。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名著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Jeffrey Sachs和诺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另一位诺奖得主布坎南 (James Buchanan)于2002年3月4日访问MONASH大学, 主讲研讨会, 谈 “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 这新分析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 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是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好. 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同年(2002)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我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小凯的新框架。布坎南于2002与2003年两度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可惜小凯于15年前就去世，不然我们很可能已经不必还在等待，华人何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由Blackwell出版，杨小凯发表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 两书在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我于2009年由英国Palgrave/Macmillan出版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一书，着重介绍了杨小凯的贡献。杨小凯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虽然随着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全面与完善，但还没有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们的足够重视。布坎南在其于2004年纪念小凯的文章中说，“通过杨小凯给我们的斯密镜片，我们看到的世界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很不相同… 杨小凯的基本洞见还待学科正统的广泛接受与赏识。”
现在谈谈我对几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认识。不算只在会议上的数面之交，认识比较深入的包括：1972年的得主阿罗(KENNETH J. ARROW)、1976年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86年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1994年海萨尼(JOHN C. HARSANYI)、1996年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1998年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2001年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10年戴蒙德(PETER DIAMOND).
阿罗于1995年在我的邀请下访问Monash大学，并于1998年与杨小凯和我合编一本关于报酬递增的书。我也在他的邀请下到过他的哈佛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给过研讨会。他也多次替我在书本封底写推荐的话，也曾经和我讨论过Kemp与我和1970年的诺奖得主萨默尔森(PAUL A SAMUELSON )之间在学术期刊的论战。当时阿罗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还很敏捷。
弗里德曼在上世纪70年代中也访问过Monash大学。有两个原因我很喜欢弗里德曼。第一，他是我见过的口才最好的人。第二，他个子很小。我自己只有一米六，在国际会议上喝茶谈天时，总是需要抬头。但和弗里德曼交谈，我就可以低头面对他。弗里德曼当年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坐在正常高度的椅子，但他的双脚够不到地，他就一直不停地摇摆双脚，像一个小孩子很高兴的样子，很可爱的。
布坎南邀请过我于1978年访问他的大学半年，因此我们有多次的在研讨会、吃饭等场合一起交谈的机会。他于2013年去世时，我在新加坡写过纪念他的文章。
海萨尼和我不但互相访问过对方的大学，给研讨会，我们也曾经在还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用航空信件交流过至少各几十封信件，包括对两个哲学问题的笔战。其中一个发表为我在1983年的一本书（P. K. Pattanaik and M. Salles编的）中的文章的附录，是关于人口的伦理哲学的。他主张极大化人均福祉，我支持极大化总福祉；他认为可能但还没有出生的人的福祉不必被考虑，我认为必须考虑。
我于1973-74整个学年在牛津的Nuffield学院访问时，和莫里斯有多次的交流。我在他主持的研讨会主讲后，他让我把写出的文章让他主编的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发表，这是论证社会福祉函数应该是效用主义的，即社会福祉是个人福祉的平权加总。这篇文章在今年的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Economic Journal上还有文章在讨论。后来，我在Monash、澳门、南洋理工等大学，都还有和莫里斯吃过饭与讨论问题。
阿马蒂亚·森不但和我多次吃过饭与讨论问题，也在Economic Journal上有过论争。主要的不同是，他认为有超越福祉的重要东西，我认为终极而言，只有福祉或快乐才有内在价值，其他的重要东西应该是由于对福祉的贡献。
斯蒂格利茨于2000年，在香港经济学双年会上与我分别发表主旨演讲。但我们远在我于1973年访问牛津Nuffield学院时就认识了。他也主持过我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关于综观经济学的会议。
戴蒙德、莫里斯和我是2016年的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会议的三个主旨演讲人。我们合写的关于不平等的文章在2016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上发表。
根据我对多位诺奖得主的认识，可以总结说，诺奖得主虽然都有重要贡献，但他们是人，不是神。我在《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一书，也有论述一些诺奖得主的失误。当年如果杨小凯没有英年早逝，而能够获得诺奖，他的水平肯定不会比平均的诺奖得主差。
2019年10月14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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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的音频在喜马拉雅的《黄有光经济学》音频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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