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月31日讯 近日，在由网易研究局、巨丰财经、金砖智库CBGG和清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大型经济论坛——“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基金业变革与展望”上，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深圳交易所投资者教育中心副总监沈梁军、泓德基金副总经理邬传雁、中欧基金基金经理周应波、融通基金基金经理王超、汇添富基金基金经理胡昕炜、星石投资副总经理、首席权益研究官汪晟等参加会议，围绕2019年资本市场变化、新的投资机会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过去40年我们坚持开放不动摇，什么叫开放？开放就是引狼入室，开放就是与狼共舞，开放就是培养狼性。敢于开放的人，拥抱开放的人是不怕与狼共舞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0年中国有如此大的成功。
中国开放的动力和改革的动力从来都是危机、压力、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下一步发展，未来40年将比过去40年更加精彩。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因此我从来不认为像大家讨论的那样，都是下行、悲观、挑战、风险。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张燕生表示“不要浪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机遇，不要浪费中美大国博弈之机遇，不要浪费经济下行加快转型之机遇”，机遇永远给在危机中寻求到机遇和转危为机的人。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过去的40年过去了，我们的趋势可能不再继续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趋势开始了，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每个人可能需要重新反思。
我们说“改革开放再出发”，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总是特别悲观，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因此我用了IMF的一组数据，从这组数据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从这组数据中我们看到199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是1.9%；2018年呢？2018年上升到了16%。我们看到1990年到现在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上升了14.3个百分点，悲观怎么会有这样优异的业绩？
因此我们会发现，过去40年，如果总结中国过去40年是怎么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的，我个人觉得在改革方面我们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邓小平在30多年前讲“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过去40年如此，未来40年同样如此。因此邓小平在过去40年推动改革开放时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不折腾不争论”。现在大家很悲观、很困惑的地方就是大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预期混乱、思想混乱、观点混乱。我对中国很有信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
第二句话，过去30年邓小平还说过一句话：经济建设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那就是说改革开放100年，2078年之前中国都会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觉得这一点是不会动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未来不但40年，60年我们都很有信心。
第三句话就是现在中央讲的，不管是一百年还是四十年还是明天，中央讲的很简单，稳是大局。怎么稳呢？中央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上，“向改革要动力，社会政策要兜底”。因此我个人觉得，作为基金人来讲，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怎么能够把握好大势，一个新的趋势开始形成了，新的趋势是什么？就此我们要很好地讨论。
我讲了改革40年的体会，我们坚持开放是不动摇的，什么叫开放？开放就是引狼入室，开放就是与狼共舞，开放就是培养狼性。敢于开放的人，拥抱开放的人是不怕与狼共舞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40年中国有如此大的成功。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开放的本质是变革，我们过去40年的开放始终是变革。下一步的变革是什么？为什么我讲趋势会发生拐点性变化，过去40年的趋势不再继续。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一句话“中国下一步的开放将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我的理解就是三重意思：
一、下一步的中国（无论是基金还是资本市场）将在我们的规则、标准、制度，以国际先进规则、标准、制度学习、借鉴、改变。
二、将在规制，治理现代化上向国际最先进的治理模式学习、借鉴、对标。
三、将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能力建设方面与国际合作。
中国开放的动力和改革的动力从来都是危机、压力、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下一步发展，未来40年将比过去40年更加精彩。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因此我从来不认为像大家讨论的那样，都是下行、悲观、挑战、风险。
机遇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因为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它说“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
所谓“辩证看待”，也就是我们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什么叫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十六大前，在2002年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些贡献，什么叫战略机遇期呢？在历史上，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因此把握住全球化的机遇就搭上了快速增长的快车道。
我把全球化分成三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就是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1870到1913，1950到1973，1990到2007。在全球化时期从来都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频率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们讲，现在是不是全球化到了下半场？风险显著大于机遇？当未来的风险显著大于机遇的时候，为什么认为是机遇期呢？因此辩证地看待就很重要。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不要浪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机遇，不要浪费中美大国博弈之机遇，不要浪费经济下行加快转型之机遇”，机遇永远给在危机中寻求到机遇和转危为机的人，因此我认为未来十年将是国家、企业以及个人的分水岭，你是留在过去时代的人，还是真正面向和进入新时代的人。
对中国经济我始终由衷认为中国经济所形成的多样性结构、全产业链优势、内需大市场的回旋余地、空间足够大的优势没有变，中国经济所拥有的韧性、潜力和长期向好的大势没有变，中国经济足够抵挡任何大国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打不垮的经济，中国经济像个世界，它内部的差异非常大，因此它对冲风险，我们叫做“斜方差为负”的选择，你的国内市场选择非常大，空间非常大，因此我们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打垮中国，除非你自己犯历史性错误。
新理念，实际上国家目前推的三个主题词：一是要从过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二是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从行政治理体系转向经济、法治、现代的治理。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要现代化。
看中国经济，我经常会用三个指标看：第一我看动能的转换；第二我看结构的转换；第三我看模式的转换。
我们用三个指标能看到什么呢？看动能转换我们可以看投入、看研发强度，可以看产出、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全员高度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我们用一个指标“研发强度”可以看到中国有三个完全不同板块，我们能看到东部沿海地区七个省市研发强度已经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2.4，也就是说中国东部地区的研发强度已经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了，他们需要的就是时间，十年他们就会从流量到存量，数量到质量。
我们同时能看到，投入已经到了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投入的结构，开放和实验经费支出占到85%以上，基础研究支出比重比美国低12个百分点，我们是时间的函数，我们像孩子一样，3岁就摔跤，12岁就会逆反，18岁就会幼稚。我们需要时间让投入能够一步步从开发实验研究，下沉到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第二个板块是中部内陆地区，像湖北，湖北的研发强度是1.97，一年投入创新的钱是700亿。什么概念呢？广东研发强度2.61，远高于湖北，广东2017年投入创新的钱是2343亿人民币，广东投一年，湖北要投四年，因此广东已经引入到动能转换成创新的时候，湖北仍然是靠投资，像这样的省我们有14个，仍然靠项目拉动。
第三个板块是东北和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他们的研发强度低于1，像海南2017年研发强度是0.52，投入创新的钱是23亿，是广东的1%，我们发现吉林、黑龙江、广西、贵州这11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到投资驱动阶段，他们仍处于资源驱动阶段。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40年我们形成了三个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因此中央讲下一步我们的主要矛盾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我们可以从动能的角度看到现在的状况、现在的问题、现在的特点和下一步要着力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看结构转换。刚才我讲了，东部七个省市动能已经进入了研发创新驱动阶段，但我们会发现结构的改革和模式的变化对它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我在这里列了三个省：广东、江苏、山东，比速度，过去十年江苏有九年增速快于广东，山东有八年增速快于广东，但到第十个年头突然发现2017年广东的增速是高于江苏和山东的，2018年也都是高的，也就是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我们发现不管哪个省，最后总会达到增长的极限，跑不动了。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经济的时候，中国经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的差异决定了你在未来40年的位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真是变了，不要告诉我说经济减速，中国GDP的规模已是13.6万亿美元。速度不是最重要的点。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新经济。今后的产业实际上也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场景，然后讲一下新的前景：从全球格局看未来。
中国要实现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现在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这个混乱就是人们说的，中国还改革开放吗？民营企业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主力军吗？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说新四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会继续往下推，经济建设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们会继续往下推，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搞乱了。
从我个人的看法下一步的中国就是要形成企业为主体，企业、市场、政府、社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市场体系；要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形成通商开放、规则开放、观念开放、包容共享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开放体系。因此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一流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我们要打造出一流的大学，一流的金融中心，一流的企业总部，一流的科技平台，一流的服务网络，这样为中国下一步的动能转换、结构转换、模式转换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支撑。
刚才我们讲的“五个一流”，从大学来讲，中国今后要进入到世界前沿，需要一流大学。现在四个关于大学全球排名的榜单里，中国目前能进入100强的大学只有两家：北大排60多位，清华排90多位，因此中国今后要转向未来40年必须要解决如何能够打造更多一流大学、如何才能打造一流大学、如何使一流大学真正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
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我们看世界制造结构是什么样子，国企占比27.8%，民企占比61.2%，外资企业占比11%，我们的制造市场70%以上是非国有企业，市场是开放的、竞争是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有效的，制造业大而不强，我们需要的是时间，40年我们做不到把制造业从计划经济做到市场经济，然后用代工贴牌的方式来打造一流的制造强国。
但问题是什么？当我们说融资难、融资贵的时候我们看看金融的市场结构是什么样子？国有企业占比90.7%，民营企业占比7.8%，外商投资企业占比1.5%，民企加外企还不到10%，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金融市场不是充分开放，竞争不是充分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是充分有效的，金融是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是真正到了金融、科技以及教育和整个现代服务领域了，因此未来40年就是怎么能够在现代的服务业和知识经济行业形成让市场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突然发现，未来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从过去40年解决数量到未来40年真正发生质的变化，我们总说中国有最好的老百姓，把每分钱节约下来放到金融体系，但是我们缺乏把高储蓄转化成高效率的金融市场。
刚才说“五个环境”和“五个一流”最大的问题是，欧洲大陆说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世界一流直接融资体系，多重资本融资体系，欧洲大陆没有、东亚没有，中国怎么才能有？因此我始终讲一句话，“用好香港”，150年的殖民统治使香港有了和东方法治规则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是优势，对于未来中国的路，希望寄托在大家的身上。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
席文超_NF5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