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逻辑|改开40年，做对了权利界定和地方GDP最大化

（原标题：改开40年，做对了权利界定和地方GDP最大化）

财经新逻辑NO.6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那么，中国做对了什么？哪些要改，哪些不要改？著名经济学家谢作诗教授撰文指出，中国做对了私有产权保护和地方追求GDP最大化，使公有土地近似市场化配置，同时也把握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

改开40年，再谈中国做对了什么之一

谢作诗

中国在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步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到2018年已经走过了40年。在这40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GDP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8%上升到美国的63%，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85美元跃升到8836美元，人均收入年增长达到7.4%，从一个低收入穷国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这无疑是巨大的成就。但是又谈不上奇迹，没有“中国经济奇迹”这回事。经过40年发展，日本、德国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而我们是后发国家，有更多的资本、技术可以利用；我们人口多、市场大，可以更有效地分工合作。因此经过40年发展，我们人均收入应该超越同样40年发展的日本、德国，成为发达国家，才算发挥了潜力。

中国最重要是做对了两点：

一、保护私有产权。

改革当然意味着改变，但只是改变还不是改革，向市场化改变才是改革。改革不是解决要干什么，而是解决谁来干、怎么干。只有依靠市场、依靠企业家来做事的改变，才叫改革。

科斯定理讲，清晰的权利界定（私有产权）是市场和市价的前提条件。因此全部的市场化改革，归根结底体现在、也一定体现在产权的变革上。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对于私产的承认。

所谓权利清晰界定，简单说就是我的财产我做主。权利界定从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一，保护了劳动果实；二，放开了人们致富的手脚，也就是放松了政府管制。由于人人都想发家致富，因此只要保护人们的劳动果实，不限制人们的致富活动，经济就必然快速发展。

开放则与市场化紧密联系。只有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才可能选择开放，反过来，开放也会促进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不仅为我们带来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知识、技术以及大范围市场交换的契约知识，开放还意味着面向全球生产，这使分工可以更加深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二、地方GDP竞争促进公有土地配置优化

但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不是在教科书描述的标准经济环境下取得的。中国国有经济比重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相对深，这与标准模型相去甚远。

在中国，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确不是私有，可是中国有独特的分税制地区竞争制度与之匹配，地方政府追求GDP最大化，为此，它就需要把资源用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私有呢，也是保证把资源用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这样，公有的土地就产生了近似私有的效果。

并不是说政府追求GDP最大化就好，但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政府不追求GDP最大化只会使事情更糟。西方生产要素私有，政府不需要追求GDP最大化，但中国不可以不追求。

那么，中国的经济成功到底是证实了，还是证伪了主流经济学的产权私有的逻辑？

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前面要走的路先发国家已经走过了，可以看得清楚，因此在模仿阶段，政府适当利用其动员资源投向指定领域能力强的优势，的确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设想两种建设商场的模式：一种是全体租户集资协商建商场，然后在建好的商场内分配摊位经营；另一种由第三者建了商场，然后招引租户来经营。试问：哪一种模式更有效率？

无疑是后者，因为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商场采用的是后一种建设模式。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走过的正是一条由第三方（政府）“建商场”，然后招商引“租户”来经营的道路。每一个开发区、新城不正是一个大“商场”吗？招商引来的企业不正是“租户”吗？如果我们认为第二种建商场的模式更有效率，那么就不能否定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

当然，这样一种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有它固有的缺陷。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土地公有、政府深度介入经济活动。与之相伴随，经济必然呈现投资冲动、产能过剩之弊端。但是在给定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工资、高福利、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的前提下，弊端又可以不是弊端。

不过，当西方国家的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之后，这种模式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为此，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与此趋势相对应，中国必须提高消费率，克服投资冲动、产能过剩的弊端。

然而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有收入人们不可能不消费；没有收入，想消费也没有可能。而要有效增加老百姓收入，就必须让其获得资产性收入。这就需要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就动摇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

因此，一方面，中国经济过去成功了，不意味着未来也会成功，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在需要改变发展模式，就否定过去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成功。

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

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恰逢国际产业大转移之际。因为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与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地理相近，文化相仿，与后三者还语言相通，产业自然向中国大陆集聚。

产业集聚可以分担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方便外包订单，可以共享知识、人才，可以节约顾客的搜寻成本和供货商的供货成本，本身就可以内生出竞争优势来。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一旦产业外移，出现产业空心化，那么即便制度再完善，经济也没有回天之力了。（本期作者：邓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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