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明年全面减税可期

（原标题：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明年全面减税可期）

时代周报记者 谢江珊 发自上海

10月24日，在国家发改委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消费才能“跑起来”：“要尽快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和办法，明确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和标准，确保明年1月1日起实施。”

10月20日，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细则落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式开始为期两周的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初步计算，理论上，个人6项专项附加扣除总额最高达9600元，再加上起征点5000元，个人理论上可在到手工资的基础上减去14600元再开始缴纳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从明年1月1日开始执行。这次改革决心很大，速度也非常快，执行力强。现在仅是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由易到难。大家不妨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这套系统机制建立起来后好处很多，以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专业附加扣除可以分类，也可以据实扣除、逐步完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明年全面减税可期

时代周报：此次《征求意见稿》对个人所得税的绝对减免有一定程度的超预期。具体哪些地方超预期？

甘犁：此前我们梳理研究了20多个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专项扣除。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幅度和力度都超出了预期，国家此次减税决心很强。第一，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此类扣除金额，占社会平均工资比例在5%-15%之间；以我国2016年居民扣除社保后人均税前工资收入62412元测算，据《征求意见稿》，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每个子女每年12000元标准扣除，相当于人均工资水平的19.2%，明显处于较高水平，力度非常大；第二，很多国家都没有将义务教育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我国这次将3岁以上的都纳入了，幅度很大。

明年全面减税可期。我们测算过，2019年，这轮个税改革的减税总额预计为6600亿元：免征额减税6000亿元，专项附加扣除减税600亿元，加起来占比52.9%，减税比例超过一半。另外，因为财产性收入的税负不变，所以算起来，2019年的个税总额要比实际应该征到的少1/3，这是一个很大的幅度，历史上很少出现。

时代周报：与简单提高个税免征额或降低税率相比，专项附加扣除的意义在哪里？

甘犁：第一，更有针对性也更公平。不同家庭有不同需求，专项附加扣除体现了对不同家庭的不同支持；第二，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组成部分。通过专项扣除的手段，第一是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第二是引导社会风气和行为如鼓励生育、赡养老人；第三，老百姓获得感强，且是持续不断的获得感。免征额提高后收入有所增加，一开始会很高兴，但之后可能就习惯了、忘记了，相比之下，专项附加扣除的获得感更强。

时代周报：专项抵扣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性。按照目前的个税计算法，如果是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一般收入者，则享受不到6项专项扣除。这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贫富差距？

甘犁：对贫富差距有影响，但不是很大。根据我们测算，免征额提高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占3%左右；专项附加扣除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更是小于1%。但需要明确，这次专项附加扣除和免征额提高，目的并不在调节收入分配，降低税负、提振消费才是主要目的。

当然，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群非常需要支持。我认为制度建立以后，未来可以考虑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即使没有交税，也可以申报专项附加扣除—当然不一定一个月补1000元，可以考虑补10％-20%。比如边际税率是10%，专项扣除1000元相当于少交100元的税，按照边际税率补100元就可以了。负税率在理念上应该能够得到支持，但在执行层面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建立以后，实际上相当于把执行层面的困难解决了，以后再延伸就比较简单了，无非是把成本核算好。到那个时候，个税也许就能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以家庭为单位扣除是趋势

时代周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争议比较大。目前各城市对首套的定义不一，对首套住房贷款的定义解释是否应该进一步明确？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会不会带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

甘犁：对首套住房贷款的定义，要等财政部出台专门的细节。我认为这项扣除不会带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它主要不是鼓励购房，而是引导租房。

时代周报：关于赡养老人支出，扣除标准是否应该与赡养老人法定义务的履行程度相结合？比如实行负面扣除清单式管理：若发生虐待老人、拒绝赡养、将老人遗弃等行为，则不应扣除？

甘犁：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目的，就是提倡赡养、关心老人。享受了国家的税收好处，义务就变成责任，但在执行过程中要谨慎，实行负面扣除清单式管理是应该的，关键在如何核实？以什么为标准？

时代周报：有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规定大病医疗支出只能由纳税人本人享受扣除，实际中较难落地，家庭申报则可避免这一情况。未来以家庭为扣除单位是不是一个趋势？

甘犁：心情可以理解，但不用着急。按家庭申报，首先要明确家庭的概念是什么？是结婚的夫妇俩还是延伸到孩子、老人？而且现在主要是单位代扣代缴，要单位考虑你的家庭收入，执行中有很多困难。比如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你生了病有支出，但把申报交给别人做，就可能出现靠大病支出逃税的现象。所以目前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先把这条路堵住，以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自然会进行调整，使整个制度不断改善和优化。未来以家庭为扣除单位肯定是一个发展趋势，因为收入和支出在一个家庭中是共享的。所以说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建设很关键，建立起来以后，以家庭为扣除单位的问题就会得到逐步解决。

时代周报：《征求意见稿》明确，将根据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和标准，这意味着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并非一成不变。满足什么条件才会调整？未来扣除标准会否进一步提高？会不会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甘犁：这是意见稿中非常好的一条。政府知道政策出台后肯定会有不同意见，所以要先执行起来，现行机制至少需要一到两年的适应周期，才能成熟稳健。之后可以根据出现的问题再调整，进一步优化，未来提高扣除标准当然是可能的。

通货膨胀的影响应该考虑，但也没有必要每年都调整。从习惯和计算方便上，我们习惯讲整数。假设免征额按照通货膨胀来调，明年通货膨胀2.35%，免征额就增加2.35%？没这个必要。可以等过几年涨到一定程度，统一将免征额调高。

时代周报：专项附加扣除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多个领域，如何才能有效通过部门信息交换、共享，配合税收征管和监控？在申报过程中，纳税人既可以选择工作单位申报，也可以直接对接税务部门。如何理解这一规定？

甘犁：国务院强制要求各部门把相应数据报给税务部门，配合税务部门。比如教育专项抵扣，教育部门需要把学籍号报给税务部门，纳税人在申报时把孩子的学籍号填上去，一比对就清楚了，出了问题再清查。征信系统建设和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体系建立确实不容易，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做起来。

通过单位统一申报是方便实施，尤其是定额扣除，可以实时做。但单位统一申报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所以需要个人直接去税务部门申报，鼓励纳税人跟税务部门直接打交道，然后税务部门再返还。这一套体制机制的建立是比较难，但也是最关键的，可将个人和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