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四十年·新经济思想大型策划之新结构经济学
NO.003 专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
采访|杨泽宇 编辑|张梅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2012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结束任期回到国内，倡导的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的新结构经济学，受到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引发了诸多讨论。
而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的王勇，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王勇曾数次参与国内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他曾在2003年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曾师从韦森、宋国青、林毅夫和Myerson,Becker,Hansen,Lucas四位诺贝尔奖得主等名师。
面对国内外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王勇作出了深入阐释。
60S 要点速读：
1、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首先是帮助大家理解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机制，同时也希望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2、新结构经济学不只是强调引进技术。过去新结构经济学更多地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比重，现在逐渐把人力资本、其他的社会资本都引进来，根据一个国家不同的产业和发展阶段，来看应该多大程度去自主研发技术或者模仿。
3、有为政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逐渐推动市场化改革，把原来的扭曲去掉，逐渐推动市场化的过程本身也需要政府去作为，我把这个过程也定义为政府有为的过程。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把现存的一些非常大的扭曲改革掉，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有为政府。
4、现代轻纺的含义并不是有人想象的像张艺谋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里面所出现的一些陈旧东西，现代轻纺包括一些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产品。
5、中国迟早会跨过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悬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能不能以理想的速度尽快缩小，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以下为采访精编：
网易研究局：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是由林毅夫教授提出。过去60年，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不好，主流经济学界对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反思。200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份报告，对现有的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如何指导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了评估，发现借鉴作用非常有限，也就是说现有理论非常不完善。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里，经济发展可以说非常成功。此外，世界上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面对现实的需求和理论现状，林毅夫教授总结中国的本土发展经验，同时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界也对现有的经济理论作了反思，新结构经济学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网易研究局：新结构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帮助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大众来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不一样，为什么看上去类似的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点或不同地区，效果差别这么大？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可以？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等等。
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首先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机制，同时也希望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林毅夫教授提出“知成一体”，也就是说，不但要知道，还要做成，如果没有做成就说明没有真正的知道。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方面促进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希望对改善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政策效果作出贡献。
网易研究局：新结构经济学“新”在哪儿？
王勇：林毅夫老师、我，还有同事付才辉，我们三个写了一本书《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我想，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一直在续写，因为理论一直在进步着。
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在主体的思路上。
现有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给出政策建议时，它的理论参照系是发达国家，无论分析对象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是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根据主流理论给出的药方是一样的，即看发达国家是怎么样的，然后自己对照一下，缺什么补什么。但是，这样容易产生赶超战略，容易忽略自身的结构特点。
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不是说缺什么补什么，出发点首先是看这个国家有什么，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如何。其中，经济结构包括要素禀赋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等。知道自己有什么，然后看潜在比较优势在哪里，影响潜在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障碍在哪里，政府集中资源协助市场把这些障碍去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发达国家靠近。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就是首先看自己有什么，怎么把它做好，然后不断升级发展。
另一方面，我想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还有另外一个诠释，就是更加技术性的特点。新结构经济学是强调用新古典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主流的研究方法、现代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包括经济结构如何动态变化及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含义，它不同于20世纪初的旧的结构主义学派，旧的结构主义没有意识到最优的产业结构其实是内生的，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有一系列和以前的结构主义不同的地方。我相信随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进展和实践的不断更新，新的内涵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
网易研究局：新结构经济学与新供给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哪？
王勇：我想，新结构经济学和新供给经济学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致的，比如我们都认为现有的一些理论存在不足，我们都认为结构重要。
至于二者之间的区别，首先，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智库机构，同时还是学术机构。我们在大学有训练良好的教授，需要在国际上发表一些正规的学术论文，需要给学生授课，因此，学术性更强一点。
其次，从观点上来讲，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结构不止是供给结构，还包括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贸易结构等一系列的结构。很多时候既有供给又有需求，我们强调的是一般均衡的思维，需求供给是动态的，有时候会互相转化。
而且，我们不只关注中国，也关注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变成一个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希望我们的理论能够有朝一日进入更多的主流教科书。所以我们的目标定位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在之前网易对贾康老师的采访（详见《贾康谈新供给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之异同》）中，他提到新结构经济学可能有个不足，是新结构经济学没有突破技术的想法，是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强调引进技术。我想这一点上，可能贾康老师对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特别了解，理解有误。
林毅夫老师在做产业划分的时候，五大类产业中就包括弯道超车的产业，也包括已经领先的产业。我刚才提到的技术结构，新结构经济学的成员们也在研究，包括我本人在内也在研究创新，研究技术的内生性，不是说永远像以前那样模仿。
在弯道超车型的产业，或者在已经领先的产业必须要自己研发，因为已经在世界最前沿，比如家电、化肥，我们的技术已经是世界最前沿了，当然需要自己做技术的创新。还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不仅仅是说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还有技术的比较优势、制度结构的比较优势。
过去新结构经济学更多地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比重，现在逐渐把人力资本、其他的社会资本都引进来，根据一个国家不同的产业和发展阶段，来看应该多大程度去自主研发技术或者模仿。
网易研究局：当前国内一些行业的技术发展遇到了天花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有什么建议？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具体应用到中国的政策分析时，应该结合中国正在同时发生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来考虑。
第一个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到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先有农业，然后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工业化，紧接着工业比重也不断下降，进入服务业。
第二个过程，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第三个过程，中国从原来的封闭经济逐渐走向开放经济，我们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继续延伸。
第四个过程，和中兴芯片事件相关，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逐渐崛起成为世界性强国。但是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是1945年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确立的，以美国为主导。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势必会对现有的治理体系产生冲击。
我认为，目前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经历这四个过程的大国，这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是教科书里面找不到的。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这些问题时，我们要分析这多大程度上是战略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多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
芯片产业属于战略产业，收益回报不是看单个企业的盈利，而是要考虑外部性。如果上游的一些核心产业因为非经济的原因被控制，导致其他的产业发展不起来，那就说明它有外部性，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发挥更加有为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早就提出了这些观点，很遗憾的是，一些评论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不了解，以为我们还在强调小米加步枪的那些禀赋结构。
网易研究局：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有为政府，这也是外界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怎么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为政府会不会存在过度干预市场发展的嫌疑？
王勇：“有为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引起了很多讨论，但是有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人还没有了解新结构经济学怎么定义有为政府。用林毅夫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又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首先，市场有效是以政府有为为前提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还不够完善，比如毒奶粉、食品卫生问题等，如果没有政府监督管理，是不可能做好的。其次，政府有为又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也就是政府的行为是补充市场的，不能越过，如果越过，就是“乱为”，如果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到那一点，那就是不作为。
很多人批评“有为政府”，是把它等同于“乱为政府”了。事实上，有为和乱为是不一样的，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此外，有为政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逐渐推动市场化改革，把原来的扭曲去掉，逐渐推动市场化的过程本身也需要政府去作为，我把这个过程也定义为政府有为的过程。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把现存的一些非常大的扭曲改革掉，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意义上的有为政府。所以我们讲的有为政府是非常具有改革含义的政府，很遗憾的是很多人在评论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的时候把它当成乱为政府，认为只是强调政府加强干预、加强计划经济，那完全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误解。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
网易研究局：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制度成本还是比较高，如何才能降下来？
王勇：这就需要回到我之前提出的四个结构性过程，其中，第二个结构性过程就是说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我们这条路还没有走完，的确存在着很多制度上的扭曲。
新结构经济学不只是希望当一个批评者，还希望能够给出建设性的改进办法。对于制度的扭曲，首先找原因，比如有些地方对重工业有很多的保护，这可能是源于之前制定的赶超战略，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一来，如果不纠正赶超战略的目标，只是把它的手段纠正，可能反而会做得更糟。
至于第三个和第四个结构性过程，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地缘政治、国防等因素。比如一个地区的土地规划，的确需要政府协调，什么地方建楼，什么地方绿化等等。
总的来说，我们在讲制度成本时，首先要找出导致形成制度壁垒的原因是什么，源头抓住了，再考虑怎么改这个手段。
另外，政府的有为应该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对之前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毒奶粉或者其他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就应该有为，应该抓得严格一点。如果是政府不允许某些企业进入，或者给企业的税负太重、干预过多，那政府就应该把乱为的手收回来。
网易研究局：我们再来聊聊要素禀赋结构，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因此，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那里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国内的企业如何应对这种冲击？
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要素禀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劳动力、资本等等。中国去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8640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肯定是一个现实，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甚至非洲去了。
前段时间，我们去宁波的制造业企业调研，发现他们已经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反应：第一，用机器来替代劳动，进行产业升级。第二，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做更多的技术创新。第四，转移到其他国家。所以，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
网易研究局：前段时间，贵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引起了热烈讨论。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关于吉林问题有新的观点吗？是否还主张东北应该发展轻工业？
王勇：这个报告是我们国内智库团队做的，我没参与撰写，但是去参加了发布会，也听了一些讨论。首先这样的讨论是非常好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为吉林想办法，这当然是好的。但很多批评《吉林报告》的人，没有真得读完这份30万字的报告。
新结构经济学讨论具体制度政策时，首先是结合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来做，看看这个地区的禀赋结构。一个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如何转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就需要改善制度；具体到某个产业，就需要看这个产业的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到底遇到什么瓶颈，政策卡在什么地方，这样制度改革就有一个抓手。
至于吉林，它的劳动力成本和浙江比真的要低很多。浙江大唐被称为“世界袜都”，现在有很多工厂转移到吉林，而且非常成功，比如辽源袜业。其次，我们主张发展现代轻纺，现代轻纺的含义并不是有人想象的像张艺谋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里面所出现的一些陈旧东西，现代轻纺包括一些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产品。比如吉林的冰雪运动很受欢迎，冰雪运动需要服装；溜冰、滑冰、滑雪又需要一些很好的机械装备，这些高端设备也是现代轻工业，但是它们的附加值就比以前高很多。
说到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新的认识，我想，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论我还是坚持的，也非常认同。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比如成本，如果一些产业从浙江转到吉林的成本，甚至比转到埃塞俄比亚的成本还高，企业家都是理性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当然愿意转到埃塞俄比亚。吉林的劳动力成本的确是相对比较低，有空间发展现代轻纺产业。吉林的冰雪旅游产业、大健康、大农业，可以配套一些现代轻纺产品，这可能还是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但是，政府必须把现存的一些扭曲去掉，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变成企业的经营优势。
很多人批评新结构经济学不讲制度改革，要知道，林毅夫老师是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引进国内的学者，所以他对制度的重要性是非常了解的。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论还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我们是从产业和结构的角度来做分析，比较具体。
网易研究局：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大幅震荡，比如土耳其、阿根廷遭遇了货币大幅贬值。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勇：我们分析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的遭遇时，首先要把这个经济体放在全球视角来看，看它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我们看到，阿根廷和土耳其的经济波动，有些波动是从全球的金融市场或者贸易市场传染过去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可能过早地把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经济好的时候热钱都涌进来，经济也越来越好，但是遇到一些问题，资本就是一夜逃出，这样一来，它的经济波动就会非常大。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讲，不同国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决定多大程度上开放金融账户。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土耳其经济波动也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它和美国之间有一系列的冲突。
产业结构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土耳其、阿根廷是典型的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所以危机不断，首先是因为它们的产业还不够健康。如果有比较扎实的、符合自己能力的比较优势产业，就算国际市场有波动，经济还会有一定的稳健性。但是自身产业脆弱，不符合比较优势，就特别容易受到国际风波的干扰。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讲，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在于，首先要看自己的产业是不是符合比较优势，如果符合比较优势，一定是在国际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这样就能承受国际市场的波动。
其次，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去开放资本账户，这也是需要审慎考虑的。
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反思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贸易开放程度，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网易研究局：中国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中国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取决于我们怎样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新结构经济学所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之比会不会超过55%，而不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大于零，等于零，还是小于零的问题。
我本人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持谨慎乐观态度，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左右，我相信中国迟早会跨过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悬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只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高收入国家里面差别也非常大。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能不能以理想的速度尽快缩小，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这就需要我们从政策角度对上半年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倒逼一系列的改革。现在，我们主要的改革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户籍制度等，其中一些改革已经超越了地方政府的能力权限，需要中央政府来协调。目前来看，下游的很多产业，国有企业基本已经退出了。但是很多上游的产业，比如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国有企业的比重还挺高，其中一些产业应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降低它的行政进入壁垒。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都需要中央政府层面下定决心，在市场化方面做更深入的改革，不能再改革空转。
总的来说，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借助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凝聚改革共识，推进未完成的改革，向市场化方向调整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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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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