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居民收入并缩小差距 促进消费增长

（原标题：提高居民收入并缩小差距，促进消费增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李实

一、中国（居民）消费份额的变动趋势

从支出法来看，国民收入由消费、投资、进出口净额构成。居民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份额在新世纪开始后不断下降，其中有一个时期出现了急剧下降。虽然最近消费份额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非常小。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份额的下降可能重现。

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两部分。从总消费和居民消费占比曲线来看，从1997年开始，总消费占GDP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到2000年总消费的份额达到了最高点。从2000年至2010年，这个份额在不断下降。十年时间，总消费下降了接近1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和总消费呈现同样的趋势。

居民总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份额和农村居民消费份额。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可以看出总消费的趋势总体在下降，意味着在总消费中，政府消费所占的份额在上升，居民消费所占的份额在下降。

城市和农村相比，因为城市收入提高得比较快，再加上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镇居民所占的消费份额不断上升，而且上升幅度大于总消费份额的上升幅度，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相反，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份额下降幅度则非常明显，其原因在于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和不断减少的农村人口。

从城镇、农村居民和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来看，政府的消费在不断上升，1997年时政府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23%，2016年上升至27%左右，增加了3到4个百分点，而在这段时期最明显的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份额一直在下降。

二、居民消费份额下降的理论解释

在经济学中，大概有七八种比较流行的消费理论，包括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的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消费假说、生命周期假说、预期收入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成为储蓄行为的解释，因为储蓄和消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可以归结为消费理论中的一部分。这些不同的假说在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有一些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现期收入和现期消费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

关于提高消费倾向的问题，理论上有很多可能性。在国内把它和政策结合起来讨论的并不是很多。我认为大概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消费倾向可以是社会平均的消费倾向。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凯恩斯的所谓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递减的理论，也就是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是偏低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是偏高的。如果收入差距能够下降，消费就会上升；如果对未来收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收入稳增长的预期，消费也会上升；如果存在对未来的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比如不知道将来哪天得了病，不知道做一个手术要花多少钱，在这种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消费就会下降，因为要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预防未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预防性储蓄假说。

这几种情况对于我们讨论政策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是按照这几个理论的推演，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三、中国居民消费份额变动的经验事实

到底是不是存在收入越高消费越高？是不是存在着收入差距越大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的问题？是不是存在着当很多人对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时，消费倾向会出现下降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些简单计算，我归结为几个经验事实，这不是经验模型的结果，而是把不同层面的数据拿过来进行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发现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经验事实如下：

1.居民收入份额长期持续下降，近几年只是微弱回升。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份额，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一直持续至2008年，从2008年开始有一点回升，但回升的幅度非常小。在一定程度上，这样一个下降的过程与整体收入高速增长有一定关系，收入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反映的是边际消费倾向在下降的事实。

根据资金流量表中住户可支配收入数据所得，在200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当中有70%的收入用于消费，应该说这个比重是很高的。经过10年，下降到60%以下，也就是在10年时间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从2010年开始，居民消费倾向略有回升，但回升幅度并不明显。这意味着即使从居民层面来看消费和收入的比重也是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2.城镇居民消费倾向长期持续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从1999年开始，农村居民消费基本上处在相对稳定状态，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个别时期还有所上升，但城镇居民消费的下降幅度则非常明显。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原因有很多种，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没有城市居民所面临的问题，问题还是有的，但因为他们的收入过低，低到了收入只能用于消费的程度，进一步增加消费或者减少消费在现有收入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

3.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倾向明显差异。

高收入组、低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差将近40个百分点，城市当中收入最低的5%的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是大于1的，因为很多家庭都是靠负债生活。而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消费倾向则低于0.6。总的趋势也是消费趋势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下降。

4.农村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倾向明显差异，而且低收入组有上升趋势。

农村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达到了将近60个百分点。但是，和城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动趋势不一样的是从2000年以后基本没有呈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可以解释，我们知道这个世纪初农村实行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稳定了农民消费的预期。再加上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这对于稳定消费倾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5.不同收入组农民工消费倾向明显差异。

根据农民工的收入进行十等分，低收入组的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差别非常小，高收入组的支出和收入的差别开始扩大。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低收入组有非常低的消费倾向，高收入组有非常高的消费倾向。所以，农民工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人群。因为这个人群占总人口和劳动力的比重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人群的消费行为、消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消费变动的趋势。

6.农民工消费倾向偏低与住房、居住稳定相关。

我们比较了农民工、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发现农民工的消费倾向是最低的，平均只有50%。城镇居民大概是68%，农村居民超过70%。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什么这么低？第一，跟收入的不稳定、就业的不稳定有关。第二，跟农民工的住房条件、住房类型有关。第三，与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愿望有关。他们到底是准备长期在城市居住，还是住几年以后再回到农村。没房子的肯定要拼命的攒钱，因为将来需要租房子或者买房子。

就农民工的住房类型和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有了自有住房，或者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是自建房，消费倾向明显偏高。如果是租赁的房子，或者是单位提供的房子，消费倾向明显偏低。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愿意在当地长期居住的人群的消费倾向比愿意在当地长期居住的人群的消费倾向低3个百分点。所以住房类型的差异性和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四、“提收入，调分配，促消费”的几条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减少政府收入份额。居民的收入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收入，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收入。如果政府的收入少收一点，居民的收入就可以有所增加。提高居民的收入就自然会提高居民的消费。

2.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农民收入更快增长会有更明显的“促消费”的效果。

3.缩小城乡内部收入差距，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收入更快增长来促消费。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住户调查数据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自2008年以后略有下降，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仍然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缩小差距就会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

4.加大民生支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一旦有了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居民就少了很多后顾之忧。生了病可以享受医保，老了以后可以获得稳定的退休金。当居民对未来没有太多的担忧，一定有助于提高当期的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保障依然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有人多、有人少，特别是在农村，整个社会保障几乎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形成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保障覆盖网。

5.控制房价，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当我们讨论消费的时候，不管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层面来讨论消费，还是在住户收入层面来讨论消费，这里的消费支出都不包括购房支出。也就是整个社会当中用于购房的部分不算作整个社会消费。这一部分支出增加，其他消费支出就会减少。因为大量的低收入人群都存在着缺少应有住房保障的问题。提高住房保障自然会带动其他消费的支出。

6.把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待遇作为促消费的突破口：收入、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等。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要面临农民工市民化。要给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就业、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基本的住房，还有子女教育。如果这些方面都可以做好，扩大农民工的消费应该不是问题。

7.提高扶贫标准，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扶贫等。我们的扶贫标准是偏低的，应该在“三保障”上下功夫。要知道我们在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这三个方面的保障水平都是很低的。比如，农村的教育问题。现在虽然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学前教育仍然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的政策体系。怎么促进落后地区儿童的学前教育，怎么解决贫困儿童的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扶贫的问题，也是公共服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