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来不及庆祝夺冠 下一步竟要“降薪”？

（原标题：姚明来不及庆祝夺冠 下一步竟要“降薪”？）

2017~2018赛季CBA全国累计收视人次超过10亿，创下历史新高。开局不错，CBA联赛的改革还会继续

“运气一般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的一番话，成了中国男篮在雅加达亚运会夺冠的最佳注脚。

“虽然只是亚运会，整个过程还是跌宕起伏，毕竟中国男篮一度落后16分！姚明当时也是皱紧眉头。但中国男篮最终还是以84∶72，击败了老对手伊朗队。”上个星期六即9月1日的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的“胜利三人篮球联盟”创始人易非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这个冠军还意味着，中国队将篮球男女三对三（3V3）与五对五（5V5）的所有四枚金牌全都收入袋中，实现了篮球项目的大包大揽——而目前创业中的易非，所做的正是三对三产业链上的业务。

此时，距姚明上任篮协主席一职，刚刚过去一年零六个月。

在易非看来，未来中国男篮能不能拿到更高级别赛事的奖牌不好说，但至少这次大满贯说明一件事：姚明执掌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即“中职篮”）能够唤醒篮球产业的活力。

正因如此，面对韩国篮协主席的“你们的运气真好！”的“赞扬”，姚明给出了那句淡定与大气的回应。

姚明的开局

国务院2014年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提出“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要力争超过5万亿元”。有业界人士分析认为，篮球产业应该会占据比较重要的份额，一个非官方的预期值是1万亿元。

再看最负盛名的NBA（美职篮）。到2025年，NBA有望达到近5000亿美元（以2007年到2017年平均每家俱乐部市值翻3.5倍为参照推算）的市值，当然有一定差距，但对拥有3亿篮球球迷的中国篮球产业依旧是资本眼中的香饽饽。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从2015年至今，篮球类创业项目有近200家，进入A轮融资的项目占据了约八成（以300万~1000万元的项目居多），尤其是互联网篮球以及篮球教育两大领域。单是青少年的篮球教育培训市场，业界估算高达千亿元。

“不可否认，这背后的改变与姚明的上任有一定关联，但谈篮球产业的大发展还为时较早。篮球产业的核心还是赛事，尤其是CBA联赛，只有俱乐部有盈利、有投入、有青少年的培训体系建设，产业链才是可循环的，才能说是篮球产业有了真正大发展。”著名体育营销专家朱小明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姚明同样深谙其道，其上任后要解决的重点难题之一就是CBA联赛改革。

每当中国篮球的发展凸显弊端需要改革时，各方必谈管办分离。比如2013年8月，中国男篮获得了亚锦赛的第五名，创下中国男篮一队在亚锦赛38年来最差战绩，从而无缘直接获得世界杯赛门票。

对于这次“失败”，中国篮协曾总结了“八项错误”与“六项举措”，其中就包括“积极推进联赛管办分离的论证与实施”。

“当时篮协也做了一些为管办分离铺垫的工作，如和俱乐部达成一致计划成立CBA公司、成立由俱乐部投资人组成的裁判管理委员会等等，但CBA管办分离方案到底行不行，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直在篮球产业中做平台工作的朱小明回忆道。

当年的全国两会上，姚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曾向大会提交了《改革管理体制，开放人才选拔，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的提案，其中阐述了中国篮协的实体化改革方案，方案提出了“首先改革中国篮球管理体制，将中国篮球协会实体化，全面协调中国篮球运动的整体发展。定期召开中国篮球代表大会，大会代表由来自专业篮球、高校篮球、社会篮球的各界人士组成，中国篮协领导机构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但这些探索与建议，更多是引起各界的探讨与展望。

从2014年开始，篮球改革迎来了体制改革的大环境，首先是国务院《意见》发布，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与此同时，完善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中国男篮从2009年到2014年，在大赛上很难守住前八强的位置，甚至像伊朗、韩国国家队都成为我们的劲敌。联赛管理也比较混乱。一地鸡毛的篮球行业要体制改革并职业化发展，就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尤其是竞技体育，更需要专业人士。”朱小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2017年2月23日，姚明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时，业界一片叫好声，但提及联赛改革，还是有人会很担心，毕竟，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铁饭碗，“体制内与NBA赛场表现俱佳”的姚明能否有魄力去触及各方利益成为最大疑问。

就在姚明上任一个月后，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下发《关于篮球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宣布从2017年4月1日起由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承担的业务职责被移交给中国篮协，中国篮协成为中国篮球的业务管理机构。

“协会与管理中心脱钩，这已是体育行业的大趋势。对于篮球而言，这个文件起到了关键性助推作用。”朱小明表示，“它会让人们明白，篮球的事就在中国篮协，在这里是要靠本事吃饭的。”

事实上，在改革的大环境下，“靠本事吃饭”激发出来的更多是创新。彼时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一些“被改革”人士时，他们的态度大多是比较积极的——毕竟，在新兴的体育产业领域能够有所作为，他们也最具有资源优势。

2017年7月20日，2016年底成立的新CBA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监事会会议。通过改选，姚明正式出任CBA公司董事长一职。管办分离改革之下，中国篮协也将CBA联赛2017~2027年的办赛权、商务运营权、推广权、获利权和部分监督权等，授权给了CBA公司。

更为重要的是，姚明力排众议，CBA公司大股东中国篮协将所持有的30%股权转让给了CBA的20支球队。

“CBA联赛利益链条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姚明还是很冷静的。比如制定的五年计划，包括裁判职业化、球员工资透明化、俱乐部参与管理联赛这些曾经搁置了多年的建议逐渐解冻。”易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CBA联赛职业化改革进行时，2017~2018联赛的商业化之路也渐暖。

该赛季招到了17家赞助商，赛事版权也有一定数额的销售。

“我所知道的是，单是联赛赞助的谈判就很不容易。”朱小明透露，CBA新公司成立后，一些老客户的条件和价格都发生了变化，都需要重新谈。“17家赞助商的合作是在四个月之内完成的，赞助商的信心与CBA改革的变化、姚明个人的信誉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篮球改革也要“限薪”？

对于姚明而言，改革开局的结果还算不错。

2017~2018赛季诞生了全新的总冠军，全国累计收视人次超过10亿，创下历史新高；同时，赞助商数量和经营收入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CBA公司商务总经理蒋健曾介绍说，2017~2018赛季平均分红比上赛季提高了70%~80%。

“提高的数字是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齐心，拧成一股绳做篮球。但客观地说，俱乐部还是亏损的多。”中部一家篮球俱乐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从2008到2018年，一家篮球俱乐部平均投资从800万元上升至亿元上下，收入包括门票、赞助、CBA公司分红以及部分体育局补贴，每年要亏几千万元左右。在成本投入中，球员薪水成为最大支出，尤其是冲击联赛成绩的情况下，引进外援的费用比较高。

比如，外援诺里斯·科尔的年薪就高达500万美元，布拉奇、哈达迪等外援年薪基本上都是两三百万美元。

外援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俱乐部取得了好成绩，但也使得球员薪水普涨。有俱乐部负责人坦言，一些国内球员身价已比欧洲球员都高，但竞技水平就不好评价了。

易非表示，CBA球员的年薪一般分两种，一种是自由球员，一个是系统内球员。前一种谈判价格比较自由，一线球员一年在1000万到2000万元左右，系统内一些球员年薪在几百万元。

今年7月，有媒体曾报道称CBA联赛未来改革中也会有“限薪”。消息称，2020年CBA开始实行工资帽制度，将会出台三项具体的工资帽，来对CBA俱乐部实行限薪，规范俱乐部的发展环境。这三项工资帽分别为：球队投入工资帽，且设有上下限；国内球员的工资帽；外援的工资帽。

一位了解姚明工作情况的知情人士并未对此消息做出正面回应，只是向第一财经表示，CBA联赛的改革还会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限薪或建立工资帽制度是很多俱乐部的呼声。

上述中部一家俱乐部的负责人认为，并非简单地从成本角度希望实施“降薪”，但薪水增长过快是存在一定泡沫的。“CBA联赛要真正往前走，健康的市场和竞争环境需要大家一起去创造，也只有这样，涨薪才会变成行业的正能量。”

雅加达亚运会上，姚明曾对媒体表示，CBA的定位一个是为社会提供有影响力的生活文化产品，一个则是为中国篮球培养优秀的运动员。他说，目前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管理难度越来越大，CBA公司还需要在顶层设计上进行改革。

“篮球改革目前处在阵痛期。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要彻底解决并非易事，需要姚明与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往前走。”朱小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