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蔡鄂生：如何扩大南南合作朋友圈

（原标题：意见领袖丨蔡鄂生：如何扩大南南合作朋友圈）

嘉宾：

蔡鄂生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1982.02--1984.06中国人民银行人事司、金融管理司干部；1994.05--1998.07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司长；1998.07--1998.09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二司司长；1998.09--2000.02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2000.02--2001.0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上海分行行长、党委书记。2005—2013.05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2014任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文字实录

上周，第三届“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落下帷幕，在七天的时间里，来自联合国和23个发展中国家的26名学员，相聚一堂，共同分享和学习中国金融发展经验，探讨金融在推动南南合作中的作用。在课程现场，我们注意到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的身影，如今他早已转换身份，作为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正是他一手发起和促成了这一项目。从最早的“one laptop,one dream”到如今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蔡鄂生说，他喜欢花小钱，办大事，用金融来撬动南南合作的支点。

张媛：谢谢蔡主席接受我们的专访。看到这次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已经成功地办了三届，这个项目当时设立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蔡鄂生：我从银监会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找点事干，当时有一个组织是推进南南合作的这么一个组织。看到中国的发展以后，想在香港把南南合作借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设立一个平台，这样就邀请我去。2014年我们就在香港组建立这么一个平台，现在的名称叫“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当时就叫“南南金融中心”。

因为南南合作问题既是老话题也是新话题，要从最早来讲“万隆会议”，然后再往后“不结盟”，然后“77国集团”，到80年代专门在印度、北京和吉隆坡分别开过三次南南国家的会议，对于推动南南的合作都起到一定作用。

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由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都处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分，因此而得名，南南合作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多边发展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5年万隆会议确定南南合作“磋商”原则，南南合作开端。

20世纪60年代初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南南合作两大组织，规定合作领域、内容、方式与指导原则。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组织相继建立。

1982年首届南南合作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1983年和1989年先后在北京和吉隆坡召开南南合作会议，这三次会议是南南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2015年9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主持召开南南合作圆桌会。

中国将在南南合作中承担大国责任

蔡鄂生：南南国家的合作实际上是作为南北合作的补充，并不是说南南的合作就要取代于南北合作，因为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习主席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都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北方国家现在也要出力。特别中国有了这种经济的力量，而且中国本身也应该算南南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属于新兴市场发展起来了。南南合作的发展，五个金砖国家，五个新兴市场都是属于南南合作的一个典范。

“花小钱 办影响面大的事情”

蔡鄂生：所以我们就准备从非政府的角度，来推进一下金融方面，利用中国的一些资源做一些服务等等这些事情，包括智库建设。平台搭起来了，做什么事？怎么扩大影响？怎么以自己的能力能办的事。最早我们南南教育基金会，南南中心，因为我们靠的是募集和动员社会力量，所以资金的量不是很充足，所以我们只能力所能及。“花小钱，办影响面大的事”。

我们这项目最早是跟联合国那边的一些南南国家使团交换意见，开始在搞，现在还在搞，叫做“一人一个电脑”，支持当地学生的一个项目。这是最早的项目，最早的项目从孟加拉到塔吉克斯坦，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了。不多，一个国家给它的政府部门合作五六十台电脑，几十万块钱，这对咱们现在很容易，但是对人家国家来讲还是很需要，一台电脑一个梦想。

分享中国走出去经验 扩大南南合作朋友圈

蔡鄂生：后来考虑到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或者我们资源的动员能力，就一直考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怎么走出国门到外头学习经验、交流沟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好有五道口金融学院这么一个平台，我也算五道口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东西跟五道口金融学院，一拍即合。

2016年办了一期，当时非洲国家比较多，这回第三期的层次相对于一二期又高了一点，范围更广泛，拉美国家的更多一些。最主要的初衷，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出来以后，提到“五通”，最主要是我关心的两头，一个是政策沟通，一个是民心相通。我们通过了解你的经验、交流、分享，然后最主要交朋友，要有文化的交流，这样慢慢大家对你真正了解。

张媛：像您说到这是花小钱，办影响力大的事情，其实教育是一个特别好的传播理念的方式。但是您看这个事情落在中国，落在五道口，您也提到中国在南南国家，在新兴国家中是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如何来看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角色和作用呢？

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典范有良好历史渊源

蔡鄂生：中国你要追溯历史来讲，中国跟非洲的合作，实际上从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了，咱们当时虽然不是完全开放，但是我们走向国际舞台需要朋友，咱们1972年1973年恢复联大地位的时候，有一句话，咱们是让非洲朋友，“亚非拉”给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蔡鄂生：中非之间的合作，现在是越来越深入，最早的合作，最著名的是坦赞公路，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中国的合作，这条公路现在在非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到胡锦涛书记那时有一个很大的中非论坛，我们签了一个中非基金，应该是在本世纪初时候。

当时是由国开行牵头，在一些具体的合作方式上，能够通过基金的方式，再加上本世纪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造，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有了实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在这些南南国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所以从南南国家我们的合作总体上来讲，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且中非的合作应该是南南合作比较好的方式。但是这里头还有很多问题，或者需要完善，怎么去总结的事情，还是有很多。

进入新世纪以来，如何创新合作模式已经成为推动新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中国推动新南南合作的一项重要实践。“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周边外交、经济合作、区域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突破了传统南南合作仅局限于经贸合作的固有形式，凸显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新思路。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豪尔赫·切迪克曾公开表示，作为南南合作主角之一，中国引领着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张媛：“一带一路”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的这一套理念是基于中国一路以来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那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验跟这些南南国家之间的沟通，在他们国家的情况，是否适用，有没有可能“中为洋用”呢？

各国国情、文化、经济发展不同 没有万能的模式

蔡鄂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你要看怎么来吸取和采取经验，我们中国的发展，金融发展这么大，2008年以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都是以老师自居的，但是发展到现在，在金融方面，不说大国经济和其他方面，所谓老师和师生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各国它所表现的形式和交流的东西还是有差异性，它受到各国本身的国情、经济发展、文化制约，所以中国为什么有些东西说是学习了外国经验，但是完全照搬的全部要瞎，这是第一，完全照搬不行。

产品设计要适应当地国情 合理改造

蔡鄂生：第二，有时候搬过来觉得挺合理，为什么老走偏，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就变形了？那它绝对不是说简单这个产品有问题，而是产品的设计和当时我们的国情、社会性，你的机构基础、监管环境、法律条件、投资者的素质都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比如在非洲国家，我们有些经验能够可以做的，像所谓的园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像埃塞俄比亚搞过一个园区建设，轻工产品，鞋这些东西，跟我们最早的来料加工，这些他是可以做的。但要说在资源整体上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最特长的东西，可能他们还是很难办的，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按照市场的原则，符合市场规律的这些东西，在他那儿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另外在产能合作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有经验可学的。

蔡鄂生：另外从金融角度来讲，创新、普惠这些理念，和通过高科技或者现代科技手段，来提高金融服务，这些培训都可以。另外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为普惠和为三农服务的过程当中。现在讲普惠，在2008年2009年那时候，非洲和亚洲有两个地方都是在手机业务做的相当普遍的，一个是非洲的肯尼亚，还有一个是亚洲的印尼，他们在小额贷款方面实际上有他们的经验，但是要想完全让它能够以一个所谓可复制模式，必须再改造。

张媛：在“一带一路”提到的政策、设施、资金、贸易和民心方面，其实整个大的全球格局下是一个国际产能合作的大变化，南南这个项目其实受到了南南国家朋友的一些欢迎，他们对于这个项目真实的诉求是什么呢？

经济发展让中国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蔡鄂生：南南国家总体上和我们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大国地位和经济发展本身来讲，我们的话语权肯定有了，现在跟非洲朋友，跟其他国家交往的话，起码在态度上各方面大家交流就比较。不管他的目的怎么样，这种目的不是个人的概念，你国家发展了，我们可以有合作的机会了，有合作的条件。

应秉持共同发展理念 不能简单追求GDP

蔡鄂生：从整体上来讲，南南合作也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也好，在总体讲的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和平发展这些理念，实际上不光我们国内的经济转型，向结构性、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在国际合作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朝着这个理念有节奏的去发展，不能一上来就简单的拱GDP，那不行。现在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和理念上，最关键的是你怎么能够提升这些国家的能力建设，我们不是简单的给钱或者赚钱的问题，你要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必须使整个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使他们的整体社会发展和能力建设也要整体提高，这才能达到我们共同发展的目的，而不是简单的拿他的资源，过去殖民化的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我们提倡的，特别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的目标，大家是能接受的。

张媛：但其实这是一个真的不容易的路，这本质上是不同发展阶段的朋友圈，为共同的美好生活这样一个目标持续共同发展的过程，如何来看中国和南南国家在合作的过程中，空间和潜能如何评估？

非洲市场前景广阔 找准合作的发力点

蔡鄂生：国与国之间，双边都变得发展，因为互相有需求，两个市场，你拿非洲市场举例来讲，你现在有发达国家市场，有新兴市场，非洲有多少个国家？相当大的群体，因为它现在主要是资源市场，非洲市场现在在全球来讲相对是发展慢一点，但是这几年非洲的经济增长是很快的，所以未来非洲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蔡鄂生：所以从市场的角度，相互怎么样把各种生产连接，这本身就是机会，但是怎么能够在这当中，你不能说我把你的资源买过来，我生产赚钱，你也得帮着他，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开始禁止原料的简单出口，比如印尼，原矿石就不让出来，只有做成钢锭这样出来，不能挖完了以后再拉过来，因为他也得考虑他的资源能力。所以我们在合作模式和方式上应该是全方位的，当然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能够达到互通有无，怎么能够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市场是全方位的，包括消费市场。不能按照我们所设定的模式去做，到那块合作必须要转换观念来按照市场和需求设计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的理念、文化和传统习惯来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