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姚洋：以“我”为主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和战略的转变）
网易研究局NO.204
作者|北大国发院
背景介绍
2018年1月初，中方代表团赴纽约参加第17次对话，并在纽交所参与了一年一度的“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论坛，之后赴华盛顿拜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回国后，中方代表一方面对中美贸易战风险做了研判，另一方面又邀请国内相关专家举行“中国经济观察”闭门讨论会，卢锋教授形成了“中美贸易战风险上升”的报告。
在此基础上，2018年1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104次【朗润·格政】圆桌论坛暨“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方代表团报告会，邀请“二轨中美对话”的中方代表团的部分代表就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与对策问题进行公开报告与讨论。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发言整理。
中美经贸和战略关系的转变
中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蜜月期，九十年代后，虽然中美蜜月期并未延续，但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政策主张仍然是以“接触”（Engagement）为主。克林顿坚定地相信，这样做能让中国越来越像美国。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超出预期，从2001-2008年之间，短短七年出口翻了五翻。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突然意识到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中国的自信心不断增强，美国还适应不了一个自信的中国。此时，美国精英对华态度和政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甚至还有官员说让中国加入WTO是错误的，对华政策不再实施“接触”（Engagement）战略，而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hedging）。2017年底，美国白宫发布的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这一提法首度公开化。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分析
近年来，中国亚投行成立、“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对美国产生了一定冲击，也在国际影响空间上对美国形成了挤压。但我认为，美中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制衡，美国政府除了要考虑生产商、蓝领工人的利益，还要考虑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美国对华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会使美国消费者成本增加，这种成本上升会让消费者负担加重，进而引起消费者的不满，最终会提高特朗普失去选票的风险，这是特朗普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美国会拿出几个行业贸易摩擦示意一下，在小布什时代、奥巴马时代都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想得罪美国消费者，就业是美国政府考虑的一个方面，老百姓的福利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所以更多的是示意性的，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国对华的最大忧虑不在贸易方面，而担忧中国在军事和科学技术上的赶超。例如，曾经有中国企业想并购德国公司，最后却被美国CIA禁止，这一事件足以说明美国对华的忧虑主要在技术和军事上。
以我为主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
第一，增加进口和国内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上提出现在的矛盾主要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出口的快速增加将造成越来越多的贸易不平衡发展，显然继续大力度鼓励出口不是我们应有的方向。在达沃斯会议上，刘鹤提出今年中国会实行更多的开放政策，将持续增加进口力度。中国每年进口大约两万多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进口仅占3%-4%，不足其他国家的一半。因此，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继续开放消费品进口市场的时候。此外，在经贸关系方面要以国内需求为主，中国经济在转型，需要增强国内消费。
第二，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持续扩大外资开放领域，激励民营企业做得更好。负面清单制度说了不止10年，至今还未能出台，现在的行业管理都是有罪推定，导致行政成本极其高昂，也使得部分产品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市场价格。政府应该及时出台负面清单，扩大对外和对内开放，增加行业竞争水平，通过“快鱼”激活“慢鱼”，激励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比如，从家电、汽车等行业对外放开竞争的历程来看，放开竞争后，民营企业没有倒下，反而促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做得更好。
第三，实行国企改革。美国对中国抱怨很多的一点就是国企的补贴太高了。如果现在去清算国有企业在海外的资产，恐怕80%危机之后购买的资产都亏了，而且不是亏一点点。这些钱都是拿国家补贴得来的，从我们国内来说，这种海量的补贴也不是应该的。
因此，我们应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外溢效果来推进国内的改革，如果能做到以中国“我”为主的立场，重新考虑中美经贸关系，也许会把中美关系理得更顺。
本文来源：网易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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