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的改革，人口流动，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领域，向收入更高的地区进行流动，这样的趋势还不会改变。恰恰是这种流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可以提高要素配置的质量和效益。” 11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
徐林表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恢复高考是纠正人力资源这个要素错配的一个最重要的改革。
恰恰是一些改革和放松管制的措施，使得中国人口劳动力这一要素的配置，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进行配置，这种配置的改进使得中国有了过去四十多年的高增长。
十九大之后的增长怎么办？徐林指出，报告提出了要通过创新驱动，结构升级的路子来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四十年对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效果的忽视。因为我们现在依然需要关注要素错配的问题。
从未来制度改革的角度，政府还是应该需要通过改革为要素在统一市场内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对未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是非常必要的。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徐林：既然不谈经济增长速度，要谈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回顾一下，过去四十年，我们高速的增长是怎么取得的，昨天我就在想今天说些什么。我突然想到今年12月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们是77级考上大学的，考大学的时候我在农村当知青，在我眼里，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恢复高考是纠正人力资源这个要素错配的一个最重要的改革。在恢复高考之前，很多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制度下都被送去农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恰恰是这一改革，使得那些高素质的人可以通过高考制度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更好发挥他们作用的岗位上工作，这是一个对人力资本这一要素配置扭曲的一个重大的改革。从此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始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了对人们择业的限制。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国家要素的流动有了非常正常的，寻求高收益，就是向高处走的机制。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离开农村离开农业，到城镇地区去就业、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农民中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和素质的人开始办企业，产生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后来是私营企业，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包括一些职工，他们也可以从国有企业退出，去参与乡镇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设立，也包括一些党政官员，也可以加入到企业中去。恰恰是这样一些改革和放松管制的措施，使得中国人口劳动力这一要素的配置，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进行配置，这种配置的改进恰恰使得中国有了过去四十多年的高增长。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的高增长。
十九大之后的增长怎么办？报告提出了要通过创新驱动，结构升级的路子来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四十年对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效果的忽视。因为我们现在依然需要关注要素错配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配差还有4倍，我们是从最高的7倍降到了4倍，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也依然很大，所以，未来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的改革，人口流动，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领域，向收入更高的地区进行流动，这样的趋势还不会改变。恰恰是这种流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可以提高要素配置的质量和效益。所以，我们说，从未来制度改革的角度，政府还是应该需要通过改革为要素在统一市场内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对未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是非常必要的。
何刚：谢谢朱总。刚才提到了关于城镇化方面的，徐主任，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包括人口、劳动力的流动，是中国经济增长关键的因素，但这两年也看到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人口结构的限制和人口数量的减少，是不是城镇化的方向在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
徐林：我倒不觉得现在城镇化的趋势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可能有点小变化，比如现在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大概600多万，这意味着农村可以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可能是在减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过去会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现在异地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还有2.6亿、2.7亿的水平，很多人已经在城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有很多人也不能带自己的孩子、老婆，像这样一些人，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政府应该想办法尽可能解决他们在城市生存、扎根下来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回不去了。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今后更多的会体现在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实际上，也要求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多投入一些公共资源，去解决这些人在城市的生活、居住和社会保障问题，我觉得城市政府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每年把城市的预算支出结构做一些调整，减少那些锦上添花的项目，把钱更多的花在为这些人解决实际困难上，是可以解决不少，而且你把这部分人稳定下来之后，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说，他们预防性的需求会减少，因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高，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会提高，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像这样一些事情，也到了该做的时候，而且城市也需要这些人。我是这么想，这样一些在城市生存的人，只要不偷不抢，不是完全靠政府的社会保障生存，他就在这个城市创造价值，实际上也为这个城市所需要，他和现有的城市居民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是完全同等的。所以，他们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待遇上，就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性的对待。这是我的看法。
何刚：关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如果我们展望2018年，乃至以后，从十九大的精神来看，徐主任怎么看接下来中国大中小城市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包括北京在内，城市的规模在做一定的限制，人口在做一定的区隔，这种情况会在更多的特大型城市发生吗？下一步的重点是不是中型乃至更小规模的城市是中国发展的重点？
徐林：十九大对中国城市结构有一句很重要的表述，就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句话的意思表明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关系，一般主要是在城市群地区才会形成，比如北京，不可能和一个特别偏远的小城镇有什么关系，它一定会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一种辐射、被辐射、分工协作的关系。这是下一步塑造我们国家比较健康的城市规模结构和城市空间分布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但是，要形成这样的局面，是要有一些基本保障的。第一，要有市场化的机制，允许各类要素在城市群内部进行自由的流动和配置。因为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关系。第二，要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来支撑城市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轨道交通等等，都是现代城市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很多城市群也在做这方面的规划和建设。第三，要有一个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好的协调的和利益分享的机制，因为在城市群内部要有协作，要有分工，有些城市可能扮演的是生态环保的功能，提供的是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对这样一些城市，需要有一些补偿，这种补偿，如果有一个合理的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可以在城市之间横向进行，这样可以避免城市之间一些不合理的经济投资方面的竞争行为。所以，要形成这样一种合理的关系，还是要做一些改革的。
下一步，我们可能要更多的重视城市群发展在推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因为按照我们的判断，中国未来可能人口主要就分布在二十个左右的城市群地区。如果你把这二十个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搞好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大体就可以形成，虽然在十九大的报告里只有一句话，但是它的战略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本文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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