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国企改革决定了转型的速度与成败

（原标题：国企改革决定了转型的速度与成败）

近日，国企混改不断推进，随着联通混改方案备受各方关注，“南北船”合并的预期也升温。中国联通披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方案显示，联通混改总体思路是“积极引入境内投资者，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将部分公司股权稀释给其他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公布的战略投资者中，主要是民营企业与国企，没有外国资本。

中国联通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电信。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7年，中国电信在中国香港成功上市，打响了央企在海外上市的第一枪。当时正处于国企改革攻坚期，中国电信上市承担了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领路的重任。现在，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领路者，则换成了同样为通讯行业的中国联通，这应该不属于巧合，因为在央企当中，通讯行业几乎是唯一从事大众服务的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改革效应大。

当年的中国电信是从邮电部剥离出一些优质资产注入后才实现了香港上市，这个过程直接推动了政企分离，随后一些央企也在部委中陆续独立出来，而一些主管业务的部委最终也合并重组。因此，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与那个时候相比，虽然现在的央企都已经独立，受国资委集中管理，却是比当年g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们要通过产权多样化实现央企真正公司化治理与市场化经营，并打破一系列的垄断行为。

当年的改革环境与现在不同。首先，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正处于低潮，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压力重重，IPO定价必然较低，此外，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2年左右，中国经济处于通缩阶段，整个世界都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会在入世后爆发，因此，当后来有人质疑国企海外上市让利于外国投资者时，完全没有考虑到时代局限，但却让后来的国企改革背负巨大的包袱。其次，当时央企刚刚从行政部门独立出来，急需在公司制度建设与公司治理等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的做法，而不仅仅是实现融资需求，当时国内既没有能够参与IPO的民间资本，更没有制度先进的民企参与治理改革。因此，通过在海外交易所上市并吸收外国投资是不得不的选择。

上一轮国企改革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成功的，也是及时的，通过改革中国主要央企以及国有银行等陆续在海外上市，治理结构一步到位，是未来中国经济爆发的前提条件。当前的深化国企改革也需要更快地完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是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就是说，国企改革决定了转型的速度与成败，国企改革得越及时越彻底，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就越快，成功的概率越高，反之，国企改革完不成，经济转型不可能实现，甚至会在国企改革拖延中丧失转型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联通此次混改似乎特意避开了外国资本。一方面，与1990年代不同的是，现在中国崛起了一大批高科技民营企业，其中一些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领先，他们既拥有雄厚资本，也有先进经验，有能力参与国企混改；另一方面，可能是回避当年所谓让利外资的争议，让联通混改更顺利地进行，而且，中国民营企业的特长与联通主业有高度的相关性，属于完美的战略投资者。

但是，中国的混改应该欢迎外资参与。首先，中国具有投资央企能力的民营企业数量较少，而央企较多，很容易形成这些企业股东单一化，反而强化民营企业的垄断能力与可能性。其次，如果央企与大型民营企业相互之间交叉持股，类似日本1980年代出现的现象，可能会让企业变得更为保守；其三，央企主要从事“旧经济”，而民营企业主要从事新经济，前者以重工业为主，后者以服务业为主，在业务方面可能难以起到优化的效果。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提到，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优化重组，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因此，我们陆续推出的混改试点，应该也鼓励外资参与，向世界表达中国继续开放的坚定决心，给外企一个稳定的预期。此外，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应当说，央企一直受到垄断保护，而一些民营企业也受益于中国市场的有限开放。为了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与创新能力，必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