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政府越位缺位仍大量存在 过度干预仍突出

网易财经8月10日讯 2017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今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问道改革路 唤醒新势能”，数十位中国财经领域的高层官员和顶级智囊齐聚论坛，讨论当前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热点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在发表主题演讲时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越位和缺位仍大量存在，过度干预仍然突出。在煤炭、钢铁去产能过程中，一些地方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层层分解指标，在压缩产量和产能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市场链条，导致供给体系出现更大的问题。

以下是发言实录：

尹中卿：在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政治经济周期即将开启之际，适应经济增速换档、结构调整、功能转换的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迫切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研究、认识和处理“八个关系”。

第一，供给侧和需求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我国供给侧出现重大变化。然而，供给总量、供给能力、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却不能适应消费需求变化，在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很多居民持币待购。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既要完成需求侧的管理，更要重视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需求侧的管理，实际上供给和需求不过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分割，强调供给侧并不意味着否定需求侧，要防止将供给侧改革简单视为扩大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产能。

从强调需求侧的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的管理，再到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表明我国注重从原来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转变，从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向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转变。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际就是通过改革推进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从重视劳动、资本、资源等硬要素向重视人才、科技、创新等软要素转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着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侧结构对经济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二，政府与市场。

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受结构性、周期性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从制度层面要重构市场，更大程度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越位和缺位仍大量存在，过度干预仍然突出。在煤炭、钢铁去产能过程中，一些地方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层层分解指标，在压缩产量和产能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市场链条，导致供给体系出现更大的问题。

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市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进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良药，当市场经济无法内生足够的经济增长动力时，就需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我国作为中等发达经济体，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善于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制定更加精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实现财政投入，从直接到间接，从无偿到有偿，从点到面的转变，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培育新兴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既包括传统产业，也包括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都可以增加新动能，绝不能把两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压力加大，以及一些新业态兴起，很多地方出现了喜新厌旧的倾向，重视发展新兴产业，对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关注不够。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产业一直是解决劳动就业，稳定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的主体力量。在绝大多数地方还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没有落后产业，只有落后技术，所以我们要充分运用好、发挥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存量调整中催生增量，以做大增量来促进存量调整，促进传统产业焕发生机。

新兴产业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虽然体量小，我们还是要制定好行业战略规划，开放新产业的进入门槛，切实支持和发展新型战略产业，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制造业与服务业。

近些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制造业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2016年第二产业只有39.8%，第三产业已经达到了52.8%，反映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新情况。但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认为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制造业就不那么重要了，今后主要依靠服务业来推动，甚至还将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环境污染误读为去工业化。从历史上看，制造业比重逐步降低是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必然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地位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过早的放弃了对制造业的坚持，结果掉入中等收入陷井。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世界格局大洗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了促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举措，我国承受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和重要市场，生产型服务业更是制造业的延伸和扩展，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于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也慢于制造业，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条件下，就要求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我们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但一定要以促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来作为目的。

第五，实体经济与金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4年开始超过美国，而现在已经接近9%。尽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额快速增长，但大量资金更多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大量流动性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没有解决，资金剥实、脱实向虚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出现严重失衡，对一个大国来说，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是不会长久的，无论金融业还是金融市场，无论金融改革还是金融发展，都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都必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经济下行期，市场经济出于避嫌考虑，往往难以流入市场经济，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控制好流动性总闸门，加大差别化金融调控力度，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从长远考虑，需要积极推动金融改革，要加快发展民营银行、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金融组织，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起资金流动性风险和投资回报之间相匹配的有效机制，畅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管道，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健全债券市场，不断完善保险市场，逐步推进资产证券化改革试点，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务业务，限制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加快清理金融服务中过高收费项目，严厉打击资本炒作和金融投机行为，主动挤出金融泡沫。

第六，实体经济与房地产。

房地产相关行业包括房地产建筑业和服务业，涉及60多个产业，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安居乐业的场所，也有利地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迄今为止，房地产虽然还没有被政府正式列为支柱产业，但事实上却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1978年，我国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不到2%，21世纪初升至4%左右，目前已经超过6%，如果加上与之相关的服务业等，房地产业对我国GDP的贡献已经超过10%。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更多城市，房地产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本身具有高风险、高泡沫、去实体化，也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高的房价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投资和信贷脱实向房，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房地产开发商的高盈利和财富积累速度削弱了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不仅绑架了地方政府，也绑架了金融机构，抑制甚至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吹大了资产泡沫，积累了欠债风险。

从世界范围内，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将房地产业推高到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再发达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减少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推动房地产与实体经济收益的再平衡，要大力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顶层设计，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要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因城施策去库存，运用各种工具抑制炒房投机行为，防止出现房价大起大落，进而衍生的经济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

第七，大中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企业规模有大有小，各有特点，各有优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推动各种资源配置重点，从原来向大中型企业开始逐步向大型、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并重转变。在我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属于大中型企业，增强大中型企业素质首先是增强国有企业素质，要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继续加大对国有工业企业智能化升级、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的政策引导，加强业绩考核、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与大型、中型企业相比，小型、微型企业船小好调头，往往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国外很多企业规模并不大，都是在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极致，成为了全球的隐形冠军。

在我国，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小微企业都属于民营企业，很多民营企业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成长起来的，尽管在制度上已经很少限制，但体制障碍民营资本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还广泛存在，所以要重视发挥市场政策对产业组织的优化作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第八，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通过满足国内市场和服务海外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随着我国逐步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就需要实施更高层次的开放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近年来，全球跨国投资和贸易流向发生深刻变化，加上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我国利用外资已经持续五年下滑。2015年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1137亿美元，增长4.1%，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增长44.1%，投资“进在减少，走在增加”。特别是电子、轻纺等行业，在向境外转移的同时，带动了产业链配套转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警惕空心化的呼吁，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资金、技术和管理引进来，以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支撑，充分发挥外资作用，着力培育优质产品、知名品牌，做好出口升级和进口替代。

应该看到，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近两年来，以“一带一路”为为统领，“走出去”已经从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产品、技术和资本输出并行。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整体上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企业盲目跟风并购，还有极少数企业趁机向境外转移资产。同时，有的发达国家设置障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遭到猜忌和抵制，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部分国家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我们应准确把握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鼓励有条件或者有市场潜力的企业到资源富集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和合作，支持企业收购国外先进技术，鼓励品牌和产品“走出去”。但对国内一些还有生产空间的行业和企业要正确区分“走出去”与“搬出去”，警惕产业链条整体外迁造成我国企业空心化，对支撑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保证国内市场工业的产业要引导在国内优先布局，优先支持内迁、西迁，争取在梯度转移中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