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对"中国经济崩溃论"的看法显然是非理性的

（原标题：中国经济的“好牌”）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

近年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其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与其他国家相同阶段类似的增速下调，增长前景如何可谓见仁见智，国际上甚至还不时兴起一阵“中国经济崩溃论”，这种极度悲观的看法显然是非理性的。全面考察，我认为仍可形成如下乐观取向的判断：中国的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领头雁”，中国的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历史潮流，会提供一系列的发展机遇。

阶段转换与奋斗目标

我们所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标志的是一个新发展阶段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在演变过程中看到市场预期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阶段转换的“新”大家已经清楚，但是这个“常”还有待实现。我们已经确切无疑地告别了GDP年均增长水平达到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两位数的发展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2010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确切无疑地以人均GDP4000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位置。其后，中高速增长新阶段的到来，符合一般经济体从世界范围来看的发展规律。总体来说，各个经济体和中等收入阶段对应的增长速度状态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国也是合乎逻辑地转到了中高速。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观的现象。

中高速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会经历一系列演变，比如说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来说要实现整个社会发展成“枣核形”（“橄榄型”）的结构，中产阶层要不断地培育、成长，变成社会中间的主体。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如果从收入不同阶层来看总体来说还像个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拢下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少，特别成功的富裕阶层比重也不能够过多超乎一般经济体的常规，使两头比较小的同时，中间的中产阶层则一定会按照成长的趋势提高它的比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具体推进中，“新常态”要“常”在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提高中高速增长质量的平台上。这个增长平台对接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并将继续向前，力求以十年左右的时段，以6.5%左右的年均增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一直延伸到使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在2050年前后见分晓。

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认识宏观经济层面从这样直观的“新”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说“常”。“常”是要在出现“告别高速”的阶段转换之后完成探底，然后使整个增长态势企稳，企稳之后对接的应该是时间段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学界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最乐观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坚持其预测，强调如果中国改革和结构调整做得好，中国经济应该还有20年8%左右的增长期。他用的是国际比较方法，也有他的论据。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不能这样乐观，看低的也有认为中国几年之内就要跌落到5%-6%区间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还是6.5%左右，关键是速度稳住后一定要有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特征。

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跟着“中高速”强调“结构优化”。在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调之后，这个“常”要落到增长状态最为关键的结构优化上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质追求在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就是要使社会成员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得到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可持续。这第二个关键词，显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结构优化谈何容易，市场怎么样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中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间处理好。

如何方能把结构优化问题处理好？跟着就要延伸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创新驱动”。我的理解，服务于新常态的“常”如能够形成，需要依靠现实的创新驱动，完成供给侧的要素优化重组和新旧动能的转换。只有创新才能对冲下行压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稳的过程中，只有创新才能达到结构优化，形成打造升级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组合。新的动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对冲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而且要使结构优化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解放，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上，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潜力、活力的释放，使整个宏观发展态势带有升级版特征。

这方面如果简要概括一下，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层次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全面改革顶层规划。三中全会60条中336项具体的改革操作任务对接到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化、现代化特征。在顶层规划布局下能不能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这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打开的是另外两个层次——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制度创新，但是从宏观层面上中国因为经历的是经济社会转轨，在决定意义上是以制度创新打开管理、技术方面潜力，以及活力释放的空间，使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间还能够守正出奇，能够在中国和社会其他经济体良性互动中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共赢，在多赢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中国的后发优势。在一系列的领域里争取通过一步一步的追赶，“后来居上”，最后走到现代化的前沿。

经济发展的“好牌”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时期三十余年的超常规发展，目前真实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41%，工业化总体而言处于中期水平，信息革命大潮却又方兴未艾。我认为中国现在手里可以打的牌，还是有许多张好牌的。

比如说有效投资，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现在大量的从基础设施到服务业发展，到民生改进、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体事项。现在正积极推进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业已雄厚起来的民营企业一起拉进与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实施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的硬件支撑，乃至做产业新城、综合新区的连片开发。这些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如果对这类项目稍作考察与选择，会发现可做之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轨道交通体系的建设与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的开发与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老中心区建设中诸如综合管廊、立体停车场，以及“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下大量的事项。需要的投入要素是什么？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中国过剩产能代表性的领域中的钢铁和水泥、机械与设备等。当然还需要有劳动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术力量。这些我们一样都不少，而且正好发挥其相关的潜力。

中国的生产要素在国内统一市场的眼界之内，以及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互动的眼界之内，都不缺乏。很多基本要素被指责为现在处于过剩状态，但如果比较快地组织一批有效投资，一定会相当迅速地把一些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这方面的安排，可体现为结构优化和适应现代化升级发展的需要。当然这里边必须处理好投融资的问题，毕竟有时间差，很多公共工程要建设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八年，然后效益才能体现出来。怎么处理衔接问题？这又是对科学决策和机制创新的考验，但毕竟空间在、机遇在，经验也正在丰富。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宏观经济的走势要继续完成认识、适应新常态的过程，打造升级版，提高增长质量必须匹配好在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往前走确实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到底我们这样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法治化能不能够如愿推进？有种种的挑战、难度和考验。但毕竟跟挑战、考验而来的是机遇。如果从“事在人为”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看重机遇。

从投资、消费、贸易等视角作实际的观察、市场的调研，可知中国的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这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会提供一系列的发展机遇，后面跟着的是中国现有相当基础的由收入增长、中等收入阶层培育等方面支撑起来的消费升级浪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成长大的框架中虽然有不确定性，但能够看到与潜力相伴随着的机遇、考验和发展的宝贵空间。

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说，“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如果您看到三年左右视界之内的不确定性，而未认清三十年视界之内中国攻坚克难走向现代化的确定性，那么就可能弱化自己的准备意识，而错失参与并共享中国这一方兴未艾大发展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