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6月22日讯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王雍君今日在网易财经的《财经大咖直播月》直播活动中表示，简并税率方面有三项意义：简化、减负、中性化。这三项加起来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理解，那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还没有系统和持续向好。
他还认为，增值税改革在中国力度非常大，在未来很多年里它的霸主地位难以撼动，今后改革应该是进一步完善它，一个方向就是尽量把目前带有生产性消费税、收入性消费税的税制彻底转化为消费性增值税。
在谈到个税时，他表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前过于保守。现在的情况，提到8000至10000我认为并不很高，它只不过是生存底线。
以下为直播全文：
王雍君：第一个问题是最近准备推出的增值税简并税率，也就是原来13%这档税率现在取消，改为11%。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个税改革，这是两个特定问题，我先谈谈第一个关于增值税近期改革的一些问题，再讲讲个税改革，再讲个很大的话题。
关于增值税改革，各位网友最近关注的是增值税税率简并，其实这项改革早在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做了承诺，现在正是决定于7月1日实施。
简并税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1、简化。原来增值税税率是四个档次，如果再加上3%点的征收率，应该是5个档次，简并以后，13%的税率就没有了，变成11%，这样原来四档税率简化为三档税率。简化本身也有意义，因为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时，税率越多越繁琐，涉及到的内部管理，包括会计记录，识别各种销售和进项的事情就越来越麻烦，简并税率以后工作量就减轻了，所以简化税率本身是有意义的。
2、减负。简并税率不仅仅是简化税率，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减轻税负，在有些地方和行业里表现非常明显，比如广州市最近的测算表明13改为11以后，一年能够减轻的负担达到5个亿，规模是比较大的，在批发和零售等行业里力度尤其大，这是延续了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税制改革的主要话题——减税，这是最新举措。减税也不仅仅是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这里面有些比较具体的情况需要大家注意，因为并不是每个企业都会享受到同样多的好处，只能在适应11%的范围内这些企业享受的好处比较多，如果有些企业原来进项适应的税率是17%，现在改成了11%，这样企业可能会增加税负，原来你是13%的税率档次，现在改成11%以后，这些企业也会面临一个问题，进项税点抵扣反而减少了，这些企业就会增加税负。但总体来讲，在全国范围内进项效果还是减轻了税负。这项政策的总体效果还是有利纳税人，但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另外减负还涉及到消费者，在整体税负降下来以后企业对消费者销售的价格就有下调空间。
还有一种减负的情况，降低税率以后，进项税从13变为11以后，你跟供应商之间的议价空间扩大了，比如原来你的供应商按13%向你销售，现在改为11%以后，供应商，也就是销售方会有税收上的好处、优惠，这样你跟他谈判时就会有议价空间了，所以减负这个情况内容还是比较丰富，不是单纯宏观税负的降低。
3、中性化。增值税本身最大的优点是中性，就是这种税对经济的扭曲效应比较小，世界上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一般税率档次都是很少的，尽可能是单一税率，但我国情况比较复杂一些，税率原来设计了四个档次，降为三个档次以后，朝税收中性的方向就前进了一步。
中性一词其实是讲政府征税尽量少对经济造成干预，因为经济人和纳税人经常要作出大量的经济决策，比如购进、销售、投资、融资这些决策，如果这些决策受到税收干扰太多，那么决策就会发生扭曲，所以我们在理论上经常讲，税尽量少干预经济，除非有明显的市场失灵。
一般来讲，税率结果越复杂，档次越多，税收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干扰作用就越大，这次增值税改革简并税率以后，增值税朝着中性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当然，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实行单一的增值税税率，但大家确实有一个共识，就是增值税税率档次越少越好，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增值税对经济的中性作用。意思是说，让市场里面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决定性作用。
概括下来在简并税率方面有三项意义：简化、减负、中性化。这三项加起来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理解，那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还没有系统和持续向好，税收作为一项调控措施在这方面正好有发力空间，这也是回应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不那么太乐观的一些举措，在这个前提下看待增值税改革，我想意义会更为明朗。
不过增值税改革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原因很简单，增值税非常复杂，在中国也是一大税种，而且现在有些还处在试点阶段，牵涉到的问题特别复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发票，大家都在忙着找发票，因为发票可以抵税，我们的增值税税制还有这个问题。
关于发票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有些企业的经济活动，包括创新、风险投资，可能开不出发票，又比如那些引进人才的企业，主要靠人力资本，这些是高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他们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为企业创造价值、潜力也非常大，但他们消耗脑细胞、创造价值的过程和采购原材料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他开不出发票，这种情况下这家企业凭发票抵税就会有点吃亏了。
再往下概括一下，一般来讲越是知识含量比较高的活动，或知识含量比较密集的企业和行业，它开不出发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情况下增值税就有可能产生对这些企业不利的负面后果，所以这也是增值税在21世纪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增值税最大的优点过去是说“中性”，中性的意思是不管你采用专业化生产还是全类式生产，税负都是平衡的；中性还有一个意思是你是采用传统方法还是知识经济方法创造价值，这一点实际是不中性的。
传统方法就是长链条地购进原材料，购进资产，这样你就能找到足够的发票抵扣，成本就会降下来。但如果你采用知识经济方法创造价值，开出发票比例低，进项就比较少，这样对行业和企业就不利。因为目前我国增值税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如何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使那些采用知识发展的企业不再吃亏。
这里有一个问题，人力资本在增值税税制下我们如何处理，人力资本现在是企业创造价值越来越重要的途径，也是知识经济的显著标志，也就是现在我们不是靠很多劳动力，而是靠少量精英创造价值，这在很多行业里很普遍，这些精英消耗脑细胞创造了很多价值，开不出发票怎么办，你找不到税来抵扣，那么你就吃亏了，实际这样的问题很普遍，所以我们说增值税改革一定会涉及一个很宏大的问题，如何让大家适应、协调知识经济，而不是产生压抑作用。
当然，增值税改革还有其它问题，但总体来讲，增值税改革在中国力度非常大，我想在未来很多年里它的霸主地位难以撼动，今后改革应该是进一步完善它，一个方向就是尽量采用消费性增值税，尽量把目前带有生产性消费税、收入性消费税的税制彻底转化为消费性增值税。
这种转换之后，实际上增值税的最终税负就落在了零售环节，或者是最终销售环节，这样一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就能够得到更多发挥，也就是说不仅仅能促进专业化时代的需要，它还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税负最终集中到终端销售环节，也就是最终客户，那么在这个环节下征税，前面的环节实际的税都全部抵扣了，这个概念就是消费性增值税，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好处，那些采用知识经济方法来创造价值的企业一点都不吃亏，采用传统方法创造价值的企业也不占便宜，因为大家最后都是在零售环节集中税负。
这种概念的增值税有点类似于终端销售税，国际上比较经典的做法是美国州政府政策的零售销售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相当于一个增值税彻底转变为消费型，这样庞大税负最终就落在终端销售环节，或者说零售环节，包括生活品和生产资料环节，这个远景现在是可以设想的，往这个大方向前进也符合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关于增值税改革其实还有一些特定问题，比如中央跟地方怎样合理分割增值税蛋糕，这个问题要进一步跟我国转移支付改革结合起来，很明显，从政府之间来说，增值税改革有赢家也有输家，有些地方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税就少了，因为原来的营业税没有了，改增值税以后，在有些地方税负收入是减少的，有些地方肯定是增加了，享受了更多好处，所以在政府之间的增值税改革也会有赢家有输家。
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其中一个方法，为现在的转移支付进行重新设计，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大致保既得利益，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说既得利益都要打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也没有那么合理，原来的既得利益如果是合理的，现在的改革使合理的既得利益发生了很大调整，赢家变输家，输家变赢家，这时我们还是要考虑调节措施，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做一些适应性调整，其实这些方面的努力我们一直在进行中，但现在还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比较多，系统对策措施可能还需要时间，这个问题涉及的复杂程度比一般人想象得大，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关于增值税改革就讲这么多，下面跟各位网友谈谈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个税改革，其实个税改革全国人民都关注，因为个税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关系关联度最高。
这个话题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些最有可能产生共识的地方讲这个问题，最有共识的一个问题是改革的基本理念是什么，我们知道个税跟其它税不一样，个税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程度要高得多，大家如此关注、范围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的一个税种如何进行改革才能产生最大的共识，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思索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具体答案我们很难把握，比如税率到底多高比较好，起征点到底多高比较好，综合和分类，多大程度上综合、多大程度上分类比较好……对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很难找到标准答案，也可以说不存在标准答案。
但标准答案不存在并不等于基础共识不存在，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方向就是确保改革大方向的正确，基本理念的正确，而这些正确性是建立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人们有利益冲突，人与人之间价值观也有冲突，大家的观念都不太一致，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可能产生最大的共识，我们不能只看到差异，我们也要看到共识。在个税改革方面最有可能产生广泛共识的基本原则或者说核心理念有哪些？在此我跟各位网友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1、生存底线。我认为这个观念大家都可以接受，税收理论中有一种很深远的思想，认为政府是可以征税的，但政府征税也受到民众生存底线的制约，如果一种税侵害或侵蚀了个人基本的生存底线，那么这个税应该是劣税或恶税，它不是良税。这种思想有很深的渊源，我想它并没有落伍，对照当今的征税，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反思空间。
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我们的生存底线是多少呢？如果按现在的个税起征点3500左右，那么3500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其实是不能维持生存底线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不足以维持生存底线，如果考虑到个人生老病死或其它特殊情况，情况就更加严重。所以在这个方向下，税收不能侵害民众的生存底线，要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改革，我认为大家最可能产生共识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的起征点大幅度提高。
提到多高比较合适？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参照系来检测，就是你的生存底线是多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有其它跟生存底线密切相关的开支，这个底线是多少，我想这个概念大家不一定算不出来，在北京可以试着算一下，如果一个月没有一万左右，或者最低限度8000左右，而且你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车子，因为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有房有车，总是有那么多人（没有），所以生存底线应该为最底层的人考虑，而不是为境况比较好的人考虑，这种情况下，我想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生存底线不达到1万是很难的。
我们随便租个房，一个人租，两三千是很正常的。除了最基本的必须开支以外每天还有其它方面的生存底线开支，吃喝以及其它基本保障型支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下，3500其实不是生存底线，而是生存底线以下的起征点。
对此我的个人看法，而且也是一直以来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于保守。现在的情况，提到8000至10000我认为并不很高，它只不过是生存底线。
另外从生存底线出发，这到底是起征点还是免征额呢？现在我们采取的是起征点概念，也就是超过3500以后，原来的3500也要带着一起纳税。
纳税群体就大幅减少，我的税收收入会不会减少呢？这个问题要看怎么看，涉及到一个问题是起征点提高了，把它改为免征额，短期内肯定会有收入损失，但这种收入损失是政府能够承受的嘛，如果我们在财政上有足够的承受能力，难道这不是一项很好的亲民举措吗？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进一步问题是政府现在是不是很差钱花？按我的感觉，现在我们大量财政资金闲置，而且多年来没有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有减税空间的，而且很大。
当然，庞大财政资金限制，我们把它叫“存量”，存量中大幅度闲置，减税空间确实大，但也不一定全部用来减税，至少有三个选择：
1、可以用来偿还到期债务，经常要发新债和旧债，也就是债务置换，我们也可以拿一部分财政资金节余偿还到期债务，这是一种选择，就像个人如果有闲钱，我们为什么不能拿钱偿还一部分到期债务呢？我认为这个想法很正常，但这不是唯一选择，只是选择之一。
2、用来做投资，那么多闲置财政资金存量不要老闲在那里，可以做一些短期投资，这方面受到很多限制，我在此不想展开话题，但各位网友可以思考一下。面对3万亿、4万亿左右每时每刻财政资金的闲置，其中大部分是闲置，不是全部，闲置就是超出最低安全储备量的部分，这个量还是很大的。
3、面对如此大的财政资金存量还有一个选择是减税，如果你的投资没有很好的途径、很好的机会，你这部分钱又不想用来还债，不想用来做大量投资，因为投资受限，这时就有一个减税选择了，可以用来减税呀。
员工要有自己生产要素的投入，简单来说企业就是生产要素的集合。这么多生产要素投到价值创造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企业是为价值创造做了贡献的，既然你有贡献，那么你应该分享价值，所以关于税制改革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公平分享。
第一条理念就是不要侵蚀生存底线，如果应用到企业里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公平分享，什么是分享？就是我作出的努力，跟努力相衬这部分的回报我必须有，这就是合理利润，这个利润有一部分应该归属股东，股东也有他的投入，他投入了股东权益，企业家投入了才能，员工也有自己人力资本的投入，另外还有实物生产要素，资产。这些都围着企业蛋糕，简单用会计上来表达就是利润；用经济学表达就是EVA（经济增加值）。
这两块蛋糕不管用哪种方式表达，有一点大家都应该有共识，就是公平分享，不能我做的贡献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对照一下当前的税制改革，应该说微观税负，不是宏观税负，在企业层面上可能会形成一个结果，许多企业在依法纳税后可能会持续很多年亏损，必定有一天老板说我不想干了，因为赚不到钱，那这个钱就死了。但如果他能看到利润前景，有一定的利润空间，那么企业作出的决策就会完全不同，他会努力维持，这样他对经济就会有更大贡献，自己不仅创造利润、分享利润，他还能解决就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
我觉得把观念梳理一下就是，“死亡税”一词我倒不一定主张用，但我们要意识到，当一种税率或者一种税收制度对许多游走在深层边缘性中小企业造成生存危机时，我们说这种解读就有它的实质意义了。
再往前延伸一下，如果把税率降低了，有大批企业因此有了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就能维持生存，甚至有更多机会，在今后谋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把经济蛋糕做大了，这样政府税率虽然降低了，但实际上它的税收总收入还是增加了，尽管这个过程不是一年两年，也可能就是一两年，但不会很长。当我们这么去看待的话，现在我们降低税率的举措实际上是一个扩大经济蛋糕的举措，扩大经济蛋糕的举措反过来又是增加政府税收总额的举措。这个概念实际上在税收理论里经常是表达为拉尔夫曲线，拉尔夫曲线是一个非常宏大、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如果我们用这个思想进行税制改革，包括在这个思想下看待当前的税制改革，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是很难比它更好的角度。
拉尔夫曲线讲的是如果你在税率进入了禁区，其实政府拿得更少，禁区税率就是很高的税率；如果税率往回收，退回到“可行区”，也就是合理的税率空间，这个空间使得企业有更大的生存发展机遇，同时企业也会持续经营，这时你的经济蛋糕总量增加了，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税收总额不见减少，而且反而会增加。
再把这个思想捋一捋，从税制改革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采纳这样一个思想：利他就是利己。利他就是通过降低税负或采取相应的其它措施来扩大经济蛋糕。归根结底从政府自己财政收入的目标来讲也是有利的，这就是利他利己。
实际上还有一种税制改革的观念，利己不利他。其中一个明显做法就是我维持很高的税率，表面看来我可以收很多税，但经济蛋糕做小了呀，归根结底我们的财政收入总额也上不去。
其实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那30年采取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念，那时候我们国家宏观税负是很高的，但那时候政府财政收入总量是很小的，现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蛋糕扩大了，我们的宏观税负还没有计划经济时代高，但税收总量扩大多少倍呀！最近二十年里我们的财政规模应该扩大了40倍，可见我们讲的“利他利己”的改革理念还是很有吸引力、很合理的改革方案，但这涉及到一个大思想。
接下来再跟各位网友谈谈税制改革其它的问题，就算我的减税是合理的，使得企业能够公平分享，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又进一步出来了，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企业补贴，这些补贴跟减税怎样配合比较好？在什么情况下减税，什么情况下给企业补贴呢？倒过来讲，如果要拯救一个企业，或者给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税收优惠，一个是直接补贴，现在我们直接补贴的规模也很大，可能比我们的减税规模还来得大。但我们经常看到报导说骗补，还有其它问题，这里延伸出来的问题是哪一种方式对扩大经济蛋糕、对促进企业可持续经营更加有利呢？
对这个话题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理念。在有些情况下减税比较好，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补贴比较好，界限在哪里呢？这取决于该减还是不该减，减税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输血型”，困难减税，因为你困难所以我给你减税，使你不至于倒闭，能够继续生存。“困难生”的税收优惠或者说“输血型”税收优惠咱们应该适当节制，因为这会培养企业对政府的财政依赖性，如果不减税我就活不了；
另一种是“造血型”税收优惠。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思考税收优惠其实主要发力方向不应该是困难救济，不应该是福利概念，而是鼓励你，给你创造发展空间，把经济机遇扩散给更多人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造血的观念。
怎样才能造血呢？跟网友分享一个概念，“外部性”，外部性的概念就是你的所作所为给他人、给社会带来了很多好处，但自己的好处没那么大，我们经常讲做好事学雷锋，讲的就是外部性，企业中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性，在经济系统里，那就是产业间的外部性。
讲个简单例子，如果高性能电池能得以发明并且广泛扩散，那么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多大？设想一下，如果你的手机用了一款高性能电池可以使用一年，你设想五年十年都不用更换电池，也不用充电，这个效果会多好啊，多么富有吸引力，你还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如果一款高性能电池能够驱动你的车开十万八千里，不用加油，不用更换电池，那多好啊。
这种概念不是全然不可设想，它确实是远景，但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说不定哪一天高性能电池能朝这个方向迈进一大步，高性能电池的发明创新带给社会的好处比带给发明创新者个人的好处不止一点点，简直是大得无法想象。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个人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财力都投入到开发高性能电池中去，他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假设他最终成功了，那他为了补偿他以前的投入，也就是消耗的各种成本代价，那么他必须把价位定得很高，否则就根本补偿不了前期投入，。你把价格定到天价时，你一定会发现没有人买。价格越高，买的越少，这项对社会有益的发明就会长期处于不能扩散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目前太阳能产品，比如说光伏产品也是这个道理，你发明了、你创新了，但你没有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得到广泛应用，你大量出口，老外拿中国的创新发明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和环境。
刚才这个概念是，在高性能电池这种对社会具有广泛外溢性的发明创新中，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或税收优惠，创新者本人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价格提得很高，这样技术就不能扩散；要么就把价位定得很低，把定位定得很低就会面临亏损。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发明创新者本人就没有足够动力去发明创新，要么定高价，卖不出去，要么定低价，前期投入还是弥补不了，还是会亏损。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政府施以援手。
这就需要两只手：一种是补贴，另一种是直接给税收优惠。按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外部性场合，你给社会、给经济创造的价值非常广泛，肥水流入他人田，那么还是要用税收优惠，叫“普惠性税收优惠”比较好。
如果是别的场合，采取补贴方式可能会更好，比如汽车高性能发动机如果有了发明创新，我想这时以补贴去维持、支持它可能会更好，高性能电池产生的外溢成果超越了产业的概念，而是扩散到了人经济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是改变了人生活的方式，汽车发动机虽然开发出来了，但它外溢范围有限，主要限于使用汽车发动机的行业，其他人不需要它，就不能从中受益。
我们讲这个例子，高性能电池盒汽车发动机的例子，汽车发动机的例子由于外溢范围比较局限，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有针对性的方式就更合适。高性能电池不一样，外溢范围太广了，这时用税收优惠，而且是普惠性的是最好的。这是我讲的减税思路。
各位网友可能会议室到企业非常期待减税，但你的期待不一定非常合理，可能合理，也不一定完全合理，如果你纯粹期待通过政府减税救活你的企业，而你自己从此对税收养成依赖，那这样的税收减免就未必是什么好事。所以一个企业考虑的问题是，合理期待减税，只能在这种概念上期待：
1、公平分享，因为我们企业本身为企业价值做了贡献，政府拿走了税以后查你的亏损，那说明我的努力白费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的努力不能分享到相应的回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企业期待政府的税收优惠也是合理的，尽管它是一种类似困难型、输血型减免，但实际它的本质反映的是公平分享，在这种概念下企业有减税期待、诉求或强烈要求，我认为是合理的。但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因为需要靠输血才能救活，纯粹因为这一点，那我倒认为它的合理性令人质疑。
2、外部性，如果没有外部性一词，税收优惠的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
3、就算税收优惠是合理的、必要的，还有一个模式选择的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叫申报制，你要申报、要填写很多表格很多资料，而且经常会找擅长此道的中介机构给你制造文件，然后提交相关部门等待审批，这种税收优惠模式叫审批制。
另一种叫自动适应制，就是不要审批，从政府角度来讲，你立出一个条件，满足这个条件自动就给你优惠，或者是给你补贴也行，这种模式我们把它总结为自动模式，一种模式叫做申报模式，或者叫审批模式。
现在的问题，我们国家在税收优惠和补贴这两种模式里，申报制、审批制占主要地位，是主流模式，它产生的问题是中间寻租空间很大，所谓骗补其实讲的就是寻租问题，涉租问题，所以我个人理念认为，最好是采取这种自动制，不需要申报。自动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悬赏制，从政府角度来讲我可以广而告之，如果你发明了高性能电池，那么我一次性或经常性地给你奖励，悬赏，而且悬赏金额可以开很大价码，比如1个亿，或者5个亿，当然也可以小一点，1000万，视情况而定，这叫悬赏制。只要我证明你的创新是真的，不需要申报我就给你。
另外一种制度不是悬赏，而是给定单，比如这个企业确实开发了高性能电池，那么政府就把你作为我的供应商，每年给你定单，我不给你补贴，一分钱不给，我就给你定单，因为你的产品符合我原来公布的采购条件，这就是给定单的模式。
讲到这里给各位网友再分享一下，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支持鼓励有三种模式：1、税收优惠。2、财政补贴（包括贴息）。3、给定单。我已经跟各位分享了我个人的大致理念，有些情况下税收优惠比较好，主要是大规模外溢，有些情况下财政补贴比较好，主要是讲有针对性的发明创新。这两种情况到底能不能产生真正效果，或者它的效果有多大，这还取决于这个模式的选择，如果我们过度依赖申报和审批制，那么招致失败的风险可能很高，也就是说，本来是好事，玩砸了，这种情况很普遍，但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彻底反思。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主意、一个好点子一旦执行下来结果就不是那么回事，再往前延伸一下就是善良的愿望经常导致糟糕的结果，这个糟糕结果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我们一些好的政策制定时是好的，但在执行中涉及到太多复杂的因素和难题，比如寻租空间、涉租空间很大，很好的政策最终就发生失败和扭曲。拿这个词检讨一下目前庞大的企业补贴、产业补贴，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反思空间。
这里再跟网友分享一下，一项政策，或者财政补贴，无论它的出发点意图多么良好、无论它制定得多么良好，一定也要关注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真实世界中制造的寻租和涉租空间有多大，正是这些寻租和涉租空间使它良好的出发点最终招致失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鼓励企业、鼓励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应当尽量采用自动制、少采用申报制，这个观念很少表达，在此特别跟各位网友分享一下，因为从这个角度作为一种政策实施机制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任何政策，不管是意图良好的政策还是为部门利益考虑的政策，在执行中一定要以最少寻租空间的方式去实施，这一点我再强调一下。
哪一种方式寻租空间最小呢？刚才跟各位网友分享了一点，主要就是自动制，自动制有两种模式：1、悬赏制。2、给定单少给补贴。我强调了很多遍，因为现实令人揪心，我们看到审计署发布的企业报告大量发布企业骗补的案例，再考虑到中国企业规模非常庞大，我们往这个方向思考非常合理。
下面再把税制改革的话题再放大一下，就不是一个特定话题了，我们税制改革在哪些方向上还要特别注意，在这里我特别关注的一点是总部经济的问题，各位网友一定能看到我国税源集中化越来越严重，税源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向中等城市集中、从中等城市向大城市集中、从大城市向特大城市集中，这种税源集中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还有一个趋势是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集中。
这种集中化趋势导致了一个后果：加剧地区差距，这是最明显的后果。还有一个问题是导致税收蛋糕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政府之间的不公平分享。
说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努力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所以吸引了很多企业到这里来投资经营，但这个地方的税就要跑到总部那里交，总部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设想一下这里的地方政府会怎么考虑？他们还有那么多发展当地经济的积极性吗？
再说，他们为吸引外地资金、技术和企业进驻付出的努力在财政上的回报又体现在哪里呢？这就是我国税制改革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税收蛋糕在全国各地区间的公平分享，而这个分享又受到总部经济的很大影响，因此我们下一步税制改革有一个问题，辖区间的税收分享，这个主题现在我们发掘得还不够，但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按我的感觉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趋于恶化，大家能观察到的很多事实是税源越来越集中到那些地方了，跑了。
为什么跑了？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们的财政制度，如果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分税制，分税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何在各个地方之间合理分配税收蛋糕，这个问题经常没有在我们的话语中得到广泛讨论，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话题。现在我们说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一个关键含义就是公平分享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如果利益分享不公平，我们的和谐社会从何处建设？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概念也比较狭隘，财富和收入再分配。有钱人才有钱了，穷人太没钱了，这种概念是人际之间、群体之间再分配的概念，这个概念也过于狭隘。更大的概念是在全国各个地方的经济蛋糕和财政蛋糕的合理分布，地区间的分配概念，公平分享概念，我们现在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许多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所在生活、居住的地方经济前景很不妙，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所以他自己没有多少经济机遇，没办法，他只有跑到外地打工。再往上延伸，为什么当地没有经济机遇？为什么企业资金不到当地去开拓经济机遇呢？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如果企业到我这个地方投资时间长了，如果我的税在别的地方缴纳了，在总部缴纳了，那地方政府也没有这个积极性，所以这个话题我们延伸一下，税收制度，或者更广泛地讲财政体制，对再分配、对公平分享影响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国家特别需要有财政改革方面的大思想。
这个大思想应该基于一种大家最大限度共识的概念去改革，这样一种思想。我经常讲“大思想”的概念，现在我们抓热点，做模型，找对策，这是现在我们表达话语的主流模式，现在我们非常欠缺大思想，其实大思想也没有那么高深，大思想就是我们作为正常人、作为有良知的人，我们最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就是大思想，非常简单。
从税收上来讲有两个观念，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两项原则纳入“大思想”的范围，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1、无论如何税不能侵及个人和企业的生存底线。2、公平分享。如果我们有这两个概念，那我们就有很大共识，如果在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表达话语，我们视而不见，或者我们漠视它，然后去寻找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认为都会导致改革陷入误区或误入歧途。
税制改革还有一个思想，也堪称大思想，那就是“多造血，少输血”，避免依赖性，我也把它概括为税制改革的大思想，这个大思想要求我们准确识别税收优惠补贴这些用来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的合理基础究竟建立在什么地方，它引导我们做这样的思考，它还引导我们一些意图良好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这些我认为都可以归结为“大思想”。
大思想还有一个我也做一下概括，多对坏东西征税，少对好东西征税。这个概念在于，现在环境污染在我国非常严重，在环境污染这种侵害社会的行为里我们税负可以高一点，税收可以用来止恶；什么是好东西？我们努力劳动、努力工作，我们创造收入，还有工作机会，我们创造了收入、财富、工作机会，这些是好东西，我们的税负就应该低一点。
还有一个概念是奢侈和必需品，现在生活奢侈之风达到了很惊人的地步，我们的税负不可以更高一点吗？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我们的税负还有减税空间，这些主题归结到一点，对坏东西多征税、对好东西少征税。这是第四个大思想，是我认为的大思想，值得我们好好深思。
如果说税收改革还有一个大思想，那就是税收改革的措施本身应该增加社会参与，我们经常采取供给侧改革，也就是一个部门，部门里往往是少数几个人，大家制定文件，制定文件没有严谨广泛的社会沟通参与机制，所以这些文件可能会有漏洞。而且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有些文件的漏洞还是非常大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政策出台影响如此广泛的公共利益，那么这个政策出台的过程应该有广泛参与，我们宁愿这个政策本身漏洞小一点，我们可以忍受政策出台得慢一点，我们也不愿意仓促地出台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没完没了的问题，因为考虑不周，一些基本问题应该考虑周到的也考虑不周。
所以我说税制改革还有一个大思想就是许多涉及到经济、企业、产业、民生的税收政策尤其应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从各个方面去表达话语，政府做回应，在这个基础上出台的政策我认为能够提高质量，降低政策失败的风险。
我谈的话题很多了，不知道各位网友还有没有兴趣继续往下听，可能我讲的时间够长了，如果再往前延伸，我们就再讲第六个大思想——税收改革跟公共支出管理改革要结合起来。
各位知道我国有庞大的公共支出规模，去年我国五级政府总共花了纳税人28万亿还多一点，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大约18万亿，这些钱大家都知道，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因此税制改革应该跟支出管理改革结合起来，纳税人如果能够从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中感受到更多好处，他们纳税的意愿也会增强，所以税收改革一定要跟支出改革结合起来。
支出改革的焦点是努力提高公共支出的质量。简单说就是政府“少花钱、多办事、办大事、办好事”，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大作为的空间，尽管这个举措比减税更为艰难，减税无非是少收点税，提高公共支出质量需要五级政府每个部门每个官员付出需要努力才能做到，但在支出管理上带给纳税人、带给社会的好处比那一点点减税要大得多啊。所以我们纳税人不必太在意我的税负，当然税负要在意，但不必太在意，还要在意我的税缴纳后有没有看得到、有没有感知得到政府服务的改善，公共设施的改善，纳税程序在简化，服务态度在变好，从而有更多经济机遇，这就是税收改革跟支出改革结合起来的改革。
过去我们谈论税制改革的思想比较狭隘，从纳税人角度来讲大家比较关注税负，给我减一点吧，多减一点吧，减越多越好。但纳税人今后的视野要更开阔一点，纳税人可以提问，我们的税这么高，我们的公共服务为什么没有得到期望的改善？在哪些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改进空间，比如办事程序的复杂化、比如审批流程的漫长，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企业可以往这个角度思考一下。
当然，我们对税收问题表达意见一定要理性平和，大家尽可能不要发表偏激见解，要尽量在最有可能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表达意见和建议。
好，谢谢各位，今天就讲到这里。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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