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方兄”窥测 皇权经济两千年盛衰循环

（原标题：从“孔方兄”窥测 皇权经济两千年盛衰循环）

——读《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胡艳丽

“孔方兄”中深藏功与名。郭建龙以一支有如“X光”的凌厉透视之笔，写下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财政制度流变史，围绕各个王朝盛衰兴亡中的财政往事，讲述“钱眼”中的中国社会，力求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的密切关系。原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有了雏形。

汉武帝的财政“大发明”

郭建龙在前言中就说，中国是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那个时候，既没有外国的先进方法，也没有祖上积累的经验，可供学习借鉴。秦始皇为了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在政治上上演了焚书坑儒的大戏；在军事上上演了没收兵器的大戏；在瓦解地方旧有社会结构上，上演了贵族大迁徙的大戏；在官僚体系构建上，重新向六国故地派遣行政人员，可谓步步为营。然而，这些“连台大戏”，却不能保障秦国长治久安，统一后的秦王朝，并没有从战争状态中清醒过来，依旧以“高压养战”模式从民间抽取经济之血，且把这种模式强加给了曾经的六国故地，最终导致民间经济失血过度，各地起义不断，断送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王朝。

如果说秦朝的灭亡，只是中国一次失败的集权尝试，那么“英明神武”的汉武帝则开启了两千年财政盛衰循环。他既是官营企业的发明者，也是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向民间隐形征税的天下第一“财富大盗”。汉武帝继位时，汉朝已持续了60余年，且天下太平，经济复苏，百业逐渐兴盛，然而就是文景之治这样被历代史学家称颂的盛世，却也隐藏着历史的祸根。首先是汉朝开国时的“小政府”此时已渐渐发育成了臃肿的“大政府”，行政效能低下与养人成本高企这对孪生兄弟双双而至；其二，伴随官僚队伍一同膨胀的还有汉武帝的穷奢极欲，不惜重金打造“皇家威仪”；其三，便是战争，“文治武功”是历代帝王的梦想，战争对财政的消耗是巨大的，从官兵的给养、粮食的远程运送、攻防战势的修筑等，长期的战争往往会掏空帝国多年的积蓄。

为了应付不断加大的开支需求，汉武帝开始了财政创新。在今天看来，他创新的渠道不外乎两点：其一，便是建立盐铁专营制，通过行业垄断专营，政府可任意调整盐铁价格，仿若为帝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财富开关”。官僚体系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按动开关，从民间抽血，实现民间财富向帝国财富的转移；其二，便是操纵货币，随时通货膨胀。“皮币”、“五铢钱”、“白金”，说通俗些，全部都是帝国启动“全民征税”，利用通货膨胀抽取民脂的工具。

逃税与避税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

汉武帝的财政创新，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被各朝在财政困局中左突右支的皇帝当成了敛财法宝，即使深知这“饮鸩止渴”的法门难以长久维系，但为应付眼前困局，保住帝位，维护帝国运转的“第一要务”，终究是一次又一次战胜了皇帝的理性。

在元朝甚至还出现了一位蒙古版“凯恩斯”，他就是官居丞相的脱脱，他认为利用政府主导项目，大力花钱的方法，能刺激帝国疲弱的经济复苏，走向繁荣的轨道。他在任期间确实启动了一些由朝廷主导的系统工程，比如大兴水利，治理黄河，建立庞大的军事系统等。然而脱脱的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让经济好转，反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其原因便在于脱脱所施行的工程全都是“无根之木”，他加大政府开支的口子，却没有正常经济来源，只能开动印钞机明取豪夺，恶性通货膨胀给了元朝远比战争更致命的一击。金融秩序崩溃，导致人们对政权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除了官营企业、控制货币发行两项敛财手段之外，向土地要收益更是一项传统的“国税”收入。围绕土地制度的改革，几乎贯穿历朝历代，围绕逃税、抗税、地方与中央的斗智斗法，官僚阶层的利益转移，也几乎贯穿了中国两千年历史。比如，在东晋时期，只有显贵的士族拥有免税权，而有些依靠做官、经商发家的人，为了免税，便买通官员，或者买通士族由他们认亲，将身份从庶族改为士族。在此种情况下，为了逃税，穷苦人也纷纷投靠贵族世家，以各种方式求得荫庇。如此，国家给予少数人的不平等优惠，成了士族官僚牟利的工具，架空了国库。除此，由于政局不稳，朝廷对土地和人口的登记不全，且由于交通不便，各种实物税收难以运抵京城等问题，也导致了税款流失，土地税收很难应收尽收。

凡事都有两面，朝廷的税收政策被民间架空，对于皇帝而言是一种损失，但有时对国家而言，却是益大于弊。当更多资金留于民间，用于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之时，百姓漏税实是国家之幸，尤其在当权者奢侈无度，官僚系统腐败低效之时。但国库过于空虚，导致国家难以应对维持政权运转本身，难以有效抗击外敌之时，财政缺血，又可能成为压倒帝国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动不了的朝廷官僚利益“奶酪”

每个朝代兴盛和衰落都有多种原因，但经济永远是最核心的因素：健康的经济系统是支持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政治、军事、文化兴盛的源头之水；当经济之水枯竭之时，也必然导致国家“万物”凋零。“恶”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国家衰败，但“善”的财政政策，也未必能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因为不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美好，但实际执行制度的终究是人。

以宋代的庆历新政为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解决执政当局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十项改革措施，可谓项项均为良政，若能有效推行，必能提升官僚系统的整体能力，减少不合格官员的数量，令实用型贤才有机会为国家效力，清简于政府，让利于民间，令民间经济可以依靠市场的力量慢慢发展。然而书生的家国理想，不论在纸面上写得如何动人，情真意切，在碰到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时，必然大打折扣，范仲淹的政策因动了官僚系统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官僚阶层发现，如果改革成功，首先是他们的权力被限制。改革恩荫制度之后，官员的后代当官没有那么容易了，赚钱的机会少了，而磨勘制度变得严密之后，当官混日子也不方便了。”由此，他的改革政策在推行时受到敷衍、甚至官僚系统的群体反抗都成了必然。一项善政，最终不了了之。

综上，历朝历代帝王开动国家机器，养皇室、养官僚、养战争的经济手段，都是以各种方式从民间抽血，善治者留养分于民间，让百姓发展经济，贡献源源不断的税收；而横征暴敛者，却未必一定愚痴，大多是官僚体系的惯性使然，将各种弊病积攒到一定程度，在位者难以通过其他经济手段造血生财，只能利用财政工具，喂食已然张开了血盆大口的从皇室到各级官僚的欲望。如若民间经济的发展增长速度，快于整个政权系统欲望膨胀速度，这个王朝尚能存续，而假若政权体系过快膨胀，那么整个国家经济只有崩溃一途了。此时，任何的风吹草动，包括外敌入侵、农民起义、臣子阴谋篡位，都有可能令外表看似强盛的帝国崩塌瓦解。

经济持续发展，是一国长治久安的根本。当经济发展陷入低迷之时，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贸易创新、金融创新、财政创新，为经济注入新活力，是国家之幸。但这种幸运，不会天上掉馅饼，需要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及天下太平的大环境支撑。不幸的是，自秦到清的漫长两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健全”的从民间巧取豪夺的抽血智慧，却未养育出发展经济、支持创新的养财智慧，更未能有效破解官僚体系膨胀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千年难题。

在王朝崩溃之时，其君王往往到最后都没能明白何以总也逃不脱魔咒的真实原因。而一个国家是否病入膏肓，就如同地震之前会出现一些自然预警信号一般，经济预警信号总会提前启动，只是，在古往的历史大书写之下，很多真正重要的细节被淡化被隐去，人们如今津津乐道的大多是名臣功绩、奸臣误国的故事，还有风云浩荡的战争长歌。剥去被历代史官精心修筑的外壳，从经济角度查看中国历史的另一副面孔，我们会惊呼，原来历史已准备好了各种经济脚本，供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