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标旧金山湾区:珠江口 如何崛起“中国斯坦福”?)
1939年,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生休利特与帕卡德,决定合伙创业。他们带着凑来的538美元,在加州一间陈旧的车库,开始研制组装电子振荡器。十几年后,名字取自两人姓氏的“惠普公司”成立。
这是美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第一家高科技公司。那间红砖砌成的车库,则被视为“硅谷”的源头,至今仍在接受来自全球的创客的“朝拜”。
休利特与帕卡德创业70年后,中国南部的粤港澳地区喊出了看齐“硅谷”、对标旧金山湾区的口号。这一区域有创客集聚的深圳,也有着与国际最为接轨的香港高校群。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正在研究编制。“粤港澳大湾区”会出现中国的斯坦福大学吗?
高校“成就”创新的湾区经验
从民间到地方政府,粤港澳地区对“湾区”的讨论已有20多年。对“硅谷”科技创新的歆羡,对旧金山湾区教育与科技互动的借鉴,一直是讨论的焦点。1994年,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系统提出在珠江口构建“湾区经济”,直接机缘是他在旧金山湾区任教五年的感知。而旧金山湾区让吴家玮们羡慕的一大原因,是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成就”。
这种“成就”的极致代表,便是依托斯坦福大学而形成的“硅谷”。1951年,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决定在校园创办“斯坦福科技工业园区”,将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企业使用。这一决定既奠定“硅谷”的基础,也奠定了斯坦福大学进入全球顶尖大学的格局。园区创办后,一拨又一拨的师生像惠普的两位创始人一样,带着技术和研究成果走出校园创业。创业成功的师生又向斯坦福大学提供捐赠和资助。而获得“财源”的斯坦福大学进一步壮大,向高新企业输送更多人才、专利和技术。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每年申请120个专利左右,每年技术转移经费收入约为5000万美元左右。
在大学和创业者、企业的“良性循环”中,斯坦福工业园区经过多年发展,慢慢向南延伸形成了今天的“硅谷”。除前文提及的惠普外,雅虎、谷歌、思科、苹果,都与斯坦福大学师生有密切关联。
“斯坦福大学当年和美国东部的名校相比并不占优势,”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说,“但这所大学构建了一种科研跟进产业的机制,同时又有鼓励创业、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使得大量的人才集聚,同时推动了大学和当地电子工业的发展。”
孙不熟强调,由于和“硅谷”的紧密联系,斯坦福大学在电子工程等学科的实力大幅提升,成为足以和“常青藤大学”抗衡的“超级大学”。
需要强调的是,“硅谷”或者说旧金山湾区,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一枝独秀”,而是以顶尖大学组团的“满园春色”。公开信息显示,760万人口、1.79万平方公里的旧金山湾区有73所大学,相当于每10.4万人和每245.2平方公里就拥有一所大学。根据2016年AR-WU排名(即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侧重考察大学的学术科研能力),旧金山湾区有9所大学进入全球100强,10所大学进入全球200强。其中,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第八名,加州大学系统的7个分校进入全球200强。
吴家玮撰文分析,(旧金山湾区的)高等院校以科研创造专业知识,以教学培养各类人才,以应用和咨询为社会提供全方位服务,彼此之间既竞争又互补,功不可灭。高等院校还直接与科技研发单位(包括国家资助的和企业开办)、间接与金融服务单位(包括天使基金、投资银行和风投公司)联系,落实技术成果的转移,在学术研究与应用开发间搭桥,有形无形建立了伙伴关系。
相比较而言,谋求看齐旧金山湾区的粤港澳湾区,过去的科技创新却是另外一种模式。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制造业,依托的是香港和国外的资本和技术转移;2008年后,以深圳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其研发主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像“硅谷”那样由顶尖高校的主导。模式差异的背后,与粤港澳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状况相关。
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广东省拥有高等院校(包含独立学院)143所,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拥有数十所高等院校。从划定的范围看,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数量为旧金山湾区的两倍左右,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国土面积却是旧金山湾区的5倍,人均高等教育资源远低于对方。而从AR-WU排名看,粤港澳大湾区仅有6所高校进入全球400强,而且全部在100名以外。这6所学校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只分布在香港和广东省会广州。
在广东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看来,与旧金山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区不仅缺乏有影响力的名校聚集,也缺乏像华为一样的世界一流企业聚集,同时产学研结合程度也不高。
孙不熟指出,如同华为进入“无人区”、没有对标企业一样,珠三角地区将有越来越多企业将从跟随型、对标型创新转向首创型创新,极其需要高校为企业提供基础研究支持,这也将使得产学研结合越来越重要。
旧金山湾区模式能否参照?
尽管与旧金山湾区存在巨大的“高校鸿沟”,但粤港澳大湾区依然有可能培养出“中国斯坦福”。
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AR-WU排名201-300名的华南理工大学最像斯坦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同班同学黄宏生、李东生和陈伟荣,1990年代后分别执掌创维、TCL和康佳,三分中国彩电市场,与斯坦福大学校友的创业史多少有些“神似”。至今为止,华南理工大学的创业氛围依然浓厚,其在电子科技领域有很强话语权,这所学校所在的广州市天河区是南中国最早的电子企业集聚区。
华南理工大学的成功,在某些方面契合“斯坦福模式”——推动产学研结合,给予创新创业的师生更多物质奖励。早在2003年,华南理工大学就出台规定,鼓励学校的科研人员以科研成果入股公司,规定“以职务发明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创办科技企业,主要科技人员所占的股份最高可以达到50%”。至2015年,学校在全国率先出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华工十条”,将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收益的70%-95%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团队。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华南理工大学节能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闫军威创办了广州远正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已挂牌新三板。
除鼓励师生走出校园创业外,华南理工大学还有三个渠道与产业产生联系:一是大规模选派科技特派员入驻企业;二是共建校企联合研发机构;三是根据产业具体需求,在珠三角地区的不同城市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在这方面,香港科技大学也有所行动,该校已经在深圳市南山区及广州市南沙区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平台,以期孵化在香港高校研究出来的技术。
从广东省近年来密集出台的高等教育文件看,华南理工大学摸索出来的部分经验已被吸收。如2016年2月,广东省出台意见,广东高校科研人员可保留最多6年的人事关系离岗创业;随后广东省教育厅又发布意见,鼓励和支持高校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并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
不过,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较少的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还需要通过做“增量”壮大规模。在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历程中,以伯克利为起点,加州大学异地设立分校的模式,在不同城市复制出另外6所进入AR-WU排名全球200强的学校,可以说是再造了若干所“旧金山湾区斯坦福”。这也提示粤港澳大湾区做“增量”的好处。
珠三角地区出现过两次做高校“增量”的热潮:10多年前,珠海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新设约10所高校和高校的异地分校和校区;近两三年,深圳同样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引进境内外名牌大学。目前,珠海和深圳已引进或准备引进的高校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如果将前述大学名单,与现有的知名大学名单合并在一起,那么粤港澳地区进入AR-WU排名学校的数量,将超过旧金山湾区。但这只是书面数据,因为目前在粤港澳地区异地办学的高校分校和联合学院,其影响力仍不及本部或母体院校。
那么,“加州大学模式”可以移植到粤港澳地区吗?受访的经济学者、教育学者均表示,至少从目前来看,照搬“加州大学模式”并不容易。
孙不熟强调,加州大学的分校独立运作、没有隶属关系,更像是“同姓”的若干所不同学校;而国内的大学“分校”囿于体制,大多与母校存在较强的联系,自主权有限。而如果让“分校”独立运作,其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学生到你这个分校或校区上学,看上的是母校的牌子,”孙不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因而,珠三角地区现存的这些分校、校区不太可能脱离 母体 ,只能等待本校做成功之后再独立运作。”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樊秀娣认为,事实上,加州大学后来的分校对区域经济、科技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是各不相同的,与最初的伯克利分校也有所不同。因而,光是借用名校的名气办分校还不够,关键还要根据区域的具体需求调整办学定位和提高教学质量,用科学的机制推动良性的竞争、提升,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引到人才和科研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