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应通过灵活汇率机制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网易财经3月24日讯 3月23日至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今年论坛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在“大金融 大监管”分论坛表示：随着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步减小话，我们应该重新回到通过灵活的汇率机制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文字实录：

主持人Kenneth HITCHNEP：中国在执行全球的金融监管体系架构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

巴曙松：比如说以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为例，整个巴塞尔3实施的框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比如说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其实中国的银行主要的还是信用风险，商业模式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多元化的变化。所以你在系统的实施重点上，可能就跟国际的惯例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再比如说中国在银行业因为是分业经营，参与资本市场程度很有限，所以的中间收入占比其实一直提高得不是太快。所以收入结构很难出现明显调整，再加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如果不够发达，可供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金融工具不够的话，客观上就形成了对银行资本金的紧缩效应。比如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可以通过发长期债、永久债来补充资本金。而在一个资本市场补充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可能只能靠资本主要的自身积累为主，所以这个利润的要求也就提高了。

总体上强化宏观审慎、覆盖更多的风险，方向是对的。但是微观的市场结构、金融结构和业务结构不一样，导致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有很大差异的。再加上因为中国现在开始逐步向全球进行布局，比如说中国的银行可能在香港、在欧洲、在美国都有分行，不同地方的监管机构对于实施巴塞尔协议进展的要求差别很大，比如说在信用风险，可能有的地方成熟市场要求是高级模型内部评级分，有的是要初步内部评级法，有的是标准法就可以接受。

那么这些全球的分支机构在加总的时候统一评估风险，又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而且中国总体上以国内市场为主，这部分跟国际监管协调的要求的难度在加大。我就谈这两点。

主持人Kenneth HITCHNEP：在“十三五”计划中中国政府有定义每年的增长是6.5%，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把资金放在最重要的地方。请巴博士再讲讲，中国政府应该怎么推动更加强有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巴曙松：实际上我本人也正好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十三五”的主线之一就是经济转型，转型就是要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金融必须要做出调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怎么把资源放到最需要的地方。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地方呢？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追赶型的、投资出后驱动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基本上是重资产型的，大量的基础设施以及盖房子。

这个时候商业银行信贷主导的商业模式是有足够的资金动员能力，中国的大银行广泛的分支机构，把储蓄高效率动员到政府想重点优先发展的产业和地区。所以大家会发现追赶型的增长模式下，间接融资银行占主导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率的。

邓小平在深圳画一个圈，现在变成一个大都市。在浦东画一个圈，现在变成一个大都市。在博鳌画一个圈，一个渔村变成一个活跃的交流中心。这是一个追赶型、投资主导型的相匹配的，商业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就是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信贷占主导。

经济转型，所谓转型就是要技术创新、科技型的，要转向内需、服务业、轻资产型的，原有金融机构服务的商业模式，我们的经验、系统不适应新的商业模式，比如重资产的商业模式下做银行，最典型的就是拿抵押和担保。我也在基层分行工作过，有贷款首先要抵押担保。

在转型时期是哪些行业会有这么多重的资产供你做抵押担保呢？恰恰是产能过剩的需要收缩的传统的重资产行业，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内在的实际上就排斥新的经济转型的方向。比如说我拍一个电影，我记得我曾经在银行做董事风险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评审过好几例给一部电影怎么贷款，那你拿什么抵押？就是一个拍摄小组拍出来一个拷贝，那这怎么去控制风险？所以你必须要找到新的风险的识别、量化和控制的工具手段，而且还不能再继续是以传统的信贷为主要模式，那就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股权融资，跟高盛产业相关的，更多是通过股票的IPO、PE/VC去进行风险的识别、专业的判断。

在经济转型的时期，适应我们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体系其实是足够有效率的，保险的很好的。到了这种新的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如果不做大的调整直接融资来发展，推动知识创新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知识轻资产创新型的企业的发展，这些金融工具没有跟上的话，实际上整个转型的进展程度也会受到制约。

主持人Kenneth HITCHNEP：你觉得金融监管哪些是2017年是应该改变的？

巴曙松：从我们自己的观察来看，我觉得2017年在去年811以来，因为美元加息、美元走强所以中国汇改。客观上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一样面临着贬值压力，其实人民币跟其他货币相比贬值是比较少的，是很稳定的货币。实际上因为我们觉得客观上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过于敏感，所以导致在其他方面的进展有所减缓。比如说外汇的管制可能有所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有所减缓，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海外离岸人民币规模明显下降，无论是伦敦、新加坡、香港，香港最多，从高的1万亿降到5000多亿。

在2017年，如果美元升值幅度在减缓，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减缓站稳了之后，我们有一个从容的心态重新来评估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的浮动范围更灵活。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总要跨过这个阶段，我们原来总是为什么很担心汇率的浮动？因为我们可能相关的支撑汇率风险管理的金融工具不足、渠道不足，所以决策者也很担心，说你汇率浮动大了，金融机构、企业都面临很大的敞口，所以尽可能让波动幅度小。

你要走向国际主要的货币，现在IMF SDR货币篮子占10.92%，是第三大货币了，所以波动越来越灵活。怎么让整个经济界放弃或减缓对浮动的恐惧，可能还需要一系列管理工具的涌现和有深度的市场，使汇率更灵活。

总结一句，随着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步减小的话，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汇率机制更加灵活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