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化解资本外流压力根本在于国内

（原标题：化解资本外流压力根本在于国内）

增强资本内流动机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讲述的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的外汇管理。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17年1月底外汇储备数据，2017年1月31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29982亿美元，比2016年12月底下降123亿美元，连续第7个月下降。由于我们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仍然持续顺差，外汇储备规模连续下降，海内外一些舆论热议，表明应对资本外流压力仍将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要有效应对资本外流压力，收紧资本项目管理等措施虽然有立竿见影之效，根本出路还是在于通过国内经济社会政策优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削弱、消除其外流动机，增强资本内流动机。

毫无疑问，近两年来的中国资本外流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主体的非理性“羊群行为”所致，因为近两年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稳定性表现至少都不逊于美国。论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虽然平稳增长，但仍然明显快于美国，在全世界大国中经济增速重新回到第一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年均14.2%、“十二五”期间的年均30.5%提升到了2016年的41.3%（按2015年价格计算），大大高于美国的16.3%、日本的1.4%。

相比美国特朗普胜选后至今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浪潮，中国的稳定性表现显然要好得多。即使被一些舆论热议的1月份外汇储备降幅超预期，那也只是超过某些机构的预期，而且相当程度上源于暂时性的“春节因素”：春节前后居民境外旅游和消费、企业偿债和结算等财务操作都大大提升了当月用汇需求。

不仅如此，尽管1月份美元走弱多半只是暂时现象，但去年以来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状态完全有可能在不太久远的将来真正逆转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既是因为经济社会基本面，也是因为美元过强并不符合特朗普振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意愿。君不见，其竞选期间一再宣称要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两位数幅度乎？所以，在中美两国政治与经济政策磨合好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阶段可能也就要重新启动了。由是观之，近两年来的中国资本外流非理性集体行为色彩更加浓重。

优化商业环境

尽管如此，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应对资本外流压力仍然是当务之急。对此，收紧资本项目管理等直接措施固然必不可少，但至少同等重要的还是引导市场主体预期，增强他们对国内经济社会稳定性、商业环境和盈利空间的信心。为此，除了有条不紊地化解金融风险等问题之外，减税与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尤为重要，因为此举将保持、增强中国商业环境相对于“特朗普新政”下美国商业环境改善的相对优势。

减税的重要性近一两个月来舆论谈论已经很多，消除过度管制至少是同等重要，同时，需要在“法治”与经济活力之间作出必要的平衡。须知，由于深陷法律过多的迷魂阵，根据知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2012年7月在《新闻周刊》的文章，现在，要在纽约开设一个销售柠檬水的小摊，需要花费65天时间才能通过官方审批。其中等待食物保护证书就需要5周。这个效率，已经接近发展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指责的贫困第三世界国家的过度监管和低效率了。而且，在法律专业出身的奥巴马治下八年，美国社会法律和管制过多问题进一步恶化，有资料称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其先后通过各类立法2.7万多件，其中仅医保法案一件就厚达2700余页，以至于投赞成票通过这部法案的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们没有一人从头到尾通读过。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关于放松管制、每通过一部法规就要同时废除两部法规的主张切中美国时弊，倘若付诸实施，结合大幅度减税，定能显著增强美国商业环境的吸引力。

我国也应及时进一步优化商业环境，否则，只能增强国内资本外逃的动机。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避免和消除政府部门的惰性，激发经济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在坚持“法治”的当下，尤其要注意减少以“法律”形式出现的过度管制，因为它一旦形成，就比以行政指令形式实施的管制更难废除。同时，在我国综合实力已经不同以往、抵抗经济变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减少直接管制而更多采用间接管理。

特朗普新政主张的减税和放松管制要想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条是大幅度减税与过度管制相对应的过多补贴，因为它进一步加重了活跃劳动力的负担，削弱了经济社会活力。尼尔·弗格森的同一篇文章指出过，2009年6月至2012年6月，美国经济创造了260万个就业岗位，同期有310万工人登记获得了残障补贴。1992年，36个在职人员对应一个享受这种补贴的人，现在这个比例为16 1。

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

同样，中国要想成功减轻税负而不至于提升财政风险，就需要削减一些过度的福利，并适度降低地区间转移支付。因为，在中国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地区间转移支付持续快速增长近20年后，它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其副作用则日益凸显，正需及时改革调整。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社会保障、扶贫（包括地区间转移支付）也注定难以为继。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它财政支出项目。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比2008年占比上升41%；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19018.6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1%、GDP总量的2.95%，比2008年占GDP总量比重上升37%。

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明显减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恢复前些年增长率动辄两位数的局面，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大大吊高，因此这部分支出应该更加合理，并且需要提高支出效率。

适度降低地区间转移支付，改善国家经济布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与安全问题。近10年来，由于2002-2011年间的初级产品牛市和国家战略布局等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好得多的长江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低于其GDP占全国比重，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指标低于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2014年8月，我为兰新二线高铁开始调试而欣然撰文之后来到南昌，然后从南昌赴长沙，惊讶地看到了当时南昌机场和机场高速公路陈旧狭窄，南昌和长沙之间只有绿皮车运行。因此，这些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应该被重视起来。

好在经济周期变动、结构演变和国家政策调整正在改变上述情况，长江经济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步赶上了其占全国GDP比重：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4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41.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第1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后者比前者低0.2个百分点；2015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4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42.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后者比前者高0.5个百分点。相信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这一转变趋势至少还将持续数年，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对我们的整个地区间转移支付进行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