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 焉能没有道德规范 ——评樊纲《经济十八讲》

（原标题：市场经济 焉能没有道德规范 ——评樊纲《经济十八讲》）

⊙胡飞雪

典型事实（stylizedfacts，或译作“典型化的事实，指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一些基础事实”）需要反复琢磨，经典理论值得反复研读。樊纲这本《经济十八讲》正是研究典型经济事实和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笔者以为其中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仔细琢磨、推敲。

第一，经济学界承认，“经济理论的一致意见已经被打破”，所不同的是经济学的危机程度，而危机又催生了经济学的革命。经济学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和革命？樊纲没有明言，但很显然，原因是经济实践悄悄发生了改变，当经济学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描述、指导经济实践，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就会被新的经济学理论所“批判”、所扬弃。当然，即便“过时”了的、发生了危机的经济学理论也不可完全否定，因为经典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即使在一些关系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上，其理论仍可有长久的适用性。比如关于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的关系和投入—产出关系的理论在各种经济制度下都适用。

第二，对弗赖堡学派的评价。樊纲认为，在当代经济学各流派中，真正用经济学说指导政府并取得经济政策成功的，只有弗赖堡学派这一家，比整天叫嚷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更为风光。弗赖堡绝无“脱离实际”之嫌。樊纲还说，弗赖堡这派理论家们，特别强调“纯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瓦尔特·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研究实际的、历史的既定世界”，把对事实的实证性的科学探讨与价值判断区别开来，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是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塑造社会”或“塑造各方面的秩序”。这与当时德国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那种“根本不想影响决策”的经院主义气息大相径庭。樊纲肯定弗赖堡经济学，不过他也认为经济理论原理的特征就是：作为思维结论的真理性，不受时空限制，但它的适用则要受时间和空间的现实条件的限制。樊纲既强调欧肯所说的“观念上的真理性”，又强调欧肯所说的“具体地应用理论”，大有深意也。

三是对斯蒂格勒管制经济学的评价。樊纲提出，斯蒂格勒经济学的首创性在于把管制也当作一种内生变量来作经济分析——人们不仅在一定条件下选择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产品，也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包括选择“管制”。斯蒂格勒克服了认识障碍，看到了在政府采取管制措施的背后存在一系列实际经济过程，看到了管制及出面实施管制的政府与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关系，看到了管制背后的利益矛盾和目标冲突，看到了政府管制中存在的那些“偶然所犯的错误”的必然性。斯蒂格勒还引导世人注意用管制的实际效果来“识别管制的目的”，以弄清一项管制的受益者与受害者。用行为主体的实际目标或动机来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应该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斯蒂格勒说：“所宣称的目标和实际效果的不符，也许源自选错了政策，而犯错误是人类行为的固有特征。但人类并非依赖犯错误为生。如果一项经济政策为许多地区采用，或为一个社会长期推行，那就完全有理由假定，真实效果是预知的并正是希望得到的。用犯错误或缺乏分辨能力来解释一项政策，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换用樊纲的话就是：你不能把别人同样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当成他的一种“错误”。斯蒂格勒批驳那种假设政府及政府管制必然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的观点，樊纲由此引申出：在经济学家眼中不可没有“全民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全民利益”这么个“参照系”，在理论上往往很难清楚地说明一项政府管制措施究竟主要代表了哪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从长期的全民利益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分析问题，并以自己的观点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确实应该说是理论经济学家（也就是那些忠于“大学”价值标准的经济学家，有别于公司经济学家或政府经济政策研究家）的“天职”或“职业道德”。

第四，对通胀的梳理和解释。樊纲提出，由于所有经济行为主体，资本家、劳动者、政府、银行、地方社团，以及其他种种国内国外特殊利益集团，都想在有限的国民收入中取得更大份额，才造成了难以抑制的通胀。货币不是谁有意放出来的，而是被各方势力“逼出来的”，它事实上是个谁也不想要的结果，但却又是大家在追求各自想要的东西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通胀难治也就难治在这里：它是个货币现象，但实质却是个利益和“社会博弈”问题，治了通胀，必然要触犯某些人的利益；而若在整个利益结构当中有哪一方的势力能压倒其他方从而治住了通胀，通胀也就不会发生了。那么，是不是有了强势力量，就不会发生通胀了？我看未必。不错，各行为利益主体都想最大化自身的收入，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和条件实现自身意愿。通胀的过程是个利益争夺分配的博弈过程，通胀的过程好坏混杂，有主动推动者，也有被动参与者，通胀的过程错综复杂。经济学家不能假装公允而对现实中的不公正轻描淡写乃至回避迁就。

第五，对保罗·萨缪尔森“最大化选择”的批判和对布坎南等人“公共选择革命”的肯定。萨缪尔森的“最大化选择”指的是，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厂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政府最大化“社会净福利”，或说“全民利益”，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要点是：个人、企业或个别政治家（政治团体）的确是在每时每刻进行着最大化的选择，但社会整体行为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最大化选择的行为——不存在、不可能形成一个全知全能、专行善事的政府或“超人”在那里代表或“代替”社会全体进行这种最大化选择。

所以，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一次革命。对这次理论革命，卖菜的、城市管理的、追星犯傻的……可以不知，但好发言的时评家，却不可不懂。

第六，对“不道德”的经济学的原创性阐发，有论者说樊纲是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我说樊纲是最会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千万别混淆了，樊纲说的经济学不讲道德，是指经济学家不创造自己的道德标准，而是严守经济学界限：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分析，把人们的“偏好”、“口味”、“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平等观”等当作“外生的”、在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东西来看待，当作分析的前提条件接受下来，然后在某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等的范围内，展开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增进福利；告诉人们，在目标和利益相互冲突、相互约束的个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妥协，才能达成某种“均衡”，以求得冲突双方或各方的利益最大化。很清楚，樊纲说的经济学不讲道德，真意是说经济学不把人当成“道德人”，而是当成“经济人”：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经济学家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制度，说到底不是由于多么“高尚”或“高级”，而是因为其所依赖的不是道德的教化、不是人们的善行，市场经济处处假定你不善，假定你不讲“道德”，只顾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处处用合同、用法律等制度去防范小人、防范欺诈、防范恶行，以此来保证人们可较为放心地交易、竞争并合作下去。

看得出来，樊纲这些言谈，带有亚当·斯密的浓浓影子，而亚当·斯密又是很看重道德在经济交易竞合中的作用的，如此说来，樊纲看轻道德、看重制度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如此强调制度的作用，如果小人来制定制度并执行政策该如何是好？如果市场上小人横行，制度成本畸形高企，那样的话，市场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么？显然，亚当·斯密更看重他的《道德情操论》似也有相当道理。所以笔者的看法是：谁都不能唯道德论，但好的市场经济和好的经济学却不能没有道德基础背景。由此，笔者更愿意把樊先生的不讲道德看成对过去那种“高级的”、建立在圣人行为前提下的制度以及提倡人们大公无私、专门利人的做法必要的纠偏矫正。小人充斥的经济体系，肯定效率低下且无公正可言。好的市场经济，肯定是好的道德和好的法治互为表里。经济学家当然不能空谈道德，但也该尽力贬斥坏的（政策、市场行为），褒奖好的（政策、市场行为）。

披沙录

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正在帮助众多中小企业实现新零售升级，同时也存在不少亟待思考、研讨的问题。宋华教授这本新著依托众多企业实践和敏锐的观察，为行业提供了前瞻视角：互联网供应链金融不仅涉及金融创新，也涉及产业重构。供应链金融的基础是产业供应链，没有产业供应链的合理、有效支撑，金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要真正从事和推进供应链金融就需要重构产业供应链。金融与供应链的融合创造出新的产业生态，真正去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因此，要做好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就要从客户价值系统入手，做出努力和变革。基于海尔、阿里、京东、顺丰、创捷等企业鲜活的案例，书中提出了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六大路径：提供融合性服务、实现客户归属、拓展价值回路、运用大数据还原运营场景、构建共同进化的产业生态、形成产业与金融互动迭代模式。

已浮现在公众视野的创新浪潮，处于若隐若现状态的创新暗流，暗流之下的创新源泉，都在深度启发我们对未来的关注和思考。在硅谷、以色列、北美、欧洲和中国等地方，在创业创新最前沿，一些创业团队、实验室、孵化器、大学，一些大公司的研发机构，不断有酷酷的黑科技产品亮相，也不断在诸多基础科学、前沿技术领域取得令人惊喜的进展。来自硅谷一线的15位作者在这本书中从各自最擅长的领域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哪些黑科技会让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奇异事件变成现实：房子都漂浮在半空中，人类再也不用深受地震和海啸的威胁；传感器小得如同沙粒一般，搜救再也不会费时费力；需要两个壮汉才能搬动的大屏幕电视，一个人便可像卷海报那样轻松拎回家；遭遇不测而无法恢复的皮肤可换成全新的人造皮肤，不仅健康美观，还能24小时检测你的健康状况；万物达到高度互联，能感知到彼此的存在……

1909年，美国农业部土壤局长、威斯康星大学富兰克林·H·金教授，远涉重洋携妻游历中国、日本，考察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东亚民族依靠小块土地和少量产品维生，养活了密集的人口。每种可食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人类或者畜禽的食物，而不能吃或者不能穿的东西则被用来做燃料。各种有机垃圾混合在一起及人类的或动物的粪便都被细致地保存下来，在使用之前再将它们粉碎并烘干作为肥料。中国农耕文化的无穷魅力让富兰克林·H·金认定，东方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东方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家。本书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圣经”。然而，书中描述的许多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如今已被依靠化肥、农药的现代农业技术所取代。重版本书，能激起我们改造化学农业的热情，将传统农耕经验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更为有效的现代生态农业体系吗？

新年和美食，原本存在于两个维度。然而国人在面对和享受它们时的心理过程却是如此相似。都是等着盼着，越来越近了，在手忙脚乱中欢喜甜蜜，怀抱一意的虔诚，最终换得满堂心花怒放。《舌尖上的新年》本是一部陈磊执导演的纪录片，创意团队历时两年，辗转几十座城市、乡村，一一梳理有地域特色的新年美食。纪录片的长处是用镜头真实再现各地新年美食的画面，然而对美食的历史文化解读，则显现出先天性的局限。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个不足。本书由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知名美食家陈晓卿执笔，赵珩、黄磊、沈宏非、温瑶、小宽、萧春雷、郭亦城、殷罗毕等知名美食家、专栏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围绕各地春节美食话题，从各个角度讲述美食背后的动人故事。这里有舌尖上的美味，更有过年的人文内涵；有最高端与最简朴的烹饪秘籍，也有让人掩卷沉思的乡愁故事；有他乡，有故园，有连接起迁徙与轮回的千丝万缕。

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世界正在敞开

——读《叩响天堂之门》

⊙林 颐

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有首广为传唱的反战名曲《叩响天堂之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位女性理论物理学终身教授丽莎·兰道尔将这支歌用作她这本论著的书名，除了表达喜爱，意旨大有不同，因为鲍勃这首歌最早的出处来自《圣经·马太福音》：“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叩门。”

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当下最重要的粒子物理学实验仪器。通过产生高能量粒子，撞击另一个粒子，可能产生出新粒子，也可能会造成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后的粒子会和探测器物质发生反应。这样人们就可了解作用后的粒子状态，再比较它与之前的粒子状态，就可倒推出新粒子的性质。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计划1984年就已提出。这项研究先在欧洲取得了进展，在美国一度陷于停滞。里根当政时期曾批准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克林顿也支持这一计划，但都因为国会反对而放弃。原因很简单：初步建造经费就预计需要90亿美元。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取消，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遂成时下唯一的极高能加速器。

中国是否该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2016年9月，一场网络论战如火如荼。丘成桐和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力挺，杨振宁和评论家王孟源则明确反对。反方的观点；一是财政负担，杨振宁预估至少需要200亿美元，他担心高额的资金支出会挤占民生空间；二是我国人才和条件不足，担心最后只是为他人作嫁衣；三是迄今尚未在超对称模型中取得突破性发现，大投资赢得的回报差强人意。这些意见都是非常现实的考虑。但从长远来说，中国在与此相关的研究上绝不能放松，机会往往稍纵即逝，丘成桐、王贻芳的支持正是基于此意。

除了考虑钱的因素，美国人更担心世界会不会因此毁灭。高速强子对撞可能产生黑洞，会不会吞噬地球上的一切？兰道尔的成就之一就是对粒子物理学作了风险预估，她以大量数据分析审查了可在逻辑上设想的所有潜在风险，在充分考虑了理论论证和实验证据的超前预测情况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风险系数报告。由于大型强子对撞机最多也就能达到恰好可产生黑洞的能标，唯一可能产生黑洞的形式必然是微型黑洞。根据霍金辐射而产生的衰亡会迅速让它消失。这和黑洞的特性有关。大多数物体，比如煤会随着辐射而变冷，黑洞却随着蒸发而变热。最小的黑洞是最炽热的，因此辐射也最强烈。兰道尔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方式应是“提出观念、粗略估算，然后再回头核实细节”，只要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实际中去，那些类似于“黑洞危机”的论争或流言就都会消散。与此相比，兰道尔更关心从对撞机相互作用着的粒子的有趣迹象之中，观察它们能否为隐藏其中的引力与其他相互作用力的潜在本质提供重要的线索。这些信号也许最终可以阐明引力的某些性质。

尺度是兰道尔反复提到一个关键词。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这两个极端尺度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都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展。对微观世界的描述，定义了最小的已知物质粒子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长久以来，粒子物理学家们怀疑未发现的微观世界要比已发现的更丰富。尽管我们理解粒子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却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基本物理机制决定了每个粒子的质量。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强子对撞可提供观察的契机。我们有理由怀疑当前的粒子世界模型，实际上是嵌套在一个更普适的模型中，而隐形的暗物质可能正是具有合适属性的新型粒子。大型强子对撞机是人们不断变革设备去探索宇宙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FAST望远镜、“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神舟十一号”飞船等，都是人类在探索宇宙中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轨迹。

人类自古就对宇宙发出上下求索的疑问，可宇宙96%以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如果可以过磅，所有星星、星系和星云的分量大概只有1%，最多不超过4%。其余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暂且归之为“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对大群星体产生了明显的引力作用，暗能量则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科学家始终在猜测论证，是不是真有高维度的其他宇宙与我们的宇宙平行。兰道尔的研究领域即粒子物理学，正在探索最小的尺度，以研究越来越小的物质组成。兰道尔被媒体评论为“挑战爱因斯坦”，她首先倡议的“第五维空间”理论尚有许多不确定性，不过假如说那些“小尺度的新要素”在当前技术条件允许的参数范围内，很好地符合了预想的实验结果，这的确意味着原有的理论可能不再适用。

爱因斯坦是科学史的一座丰碑。但科学界不也曾拒绝承认过相对论吗？爱因斯坦同样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在1917年研究他的新理论究竟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宇宙时，开始寻找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解。但他所得到的是个看似不合理的结果。一旦把物质加入进去，宇宙模型就会坍塌，即使打破了传统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爱因斯坦，也从未想到宇宙会是不恒定的，于是他修改了方程，特意增加了一项被称为宇宙常数的参数，以防止宇宙坍塌。但埃德温·哈勃在1929年提交的观测报告清晰地证明了：宇宙不是静态的。爱因斯坦犯下这个“最愚蠢的错误”，就因为他的广义相对论缺少伟大的证据，而这些伟大的证据就藏在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里，当它们被慧眼独具的天才科学家发掘出来后，就有可能导向匪夷所思的方向。所以量子力学开拓者尼尔斯·玻尔提醒世人：“如果谁声称自己完全搞懂了量子力学，那么他一定是没有理解量子力学。”一个新理论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对现有数据的解释，还要求它能超出已知的现象并提出新的预言。

我们至今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但知道它占据宇宙中绝大部分的质量。从多元宇宙到引力波，再到暗物质和暗能量，大型强子对撞机能否有助于获取当今宇宙学最前沿的实验数据，从而有助于建构新的理论模型？不管突破将在何时何处发生，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世界正在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