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大中城市不缺地 缺的是闲地腾出机制

（原标题：“最后一公里”的 成本）

李宇嘉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答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双轮驱动”。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途径。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相比缓冲原有增长动力衰减带来的冲击，或提高预期收益，培育创业创新热情，降成本无疑更急迫、更现实。尤其支撑传统增长模式（要素投入驱动规模增长）的体制框架越来越不适应转型和新经济成长，降低体制成本这一实体运行的基础成本更急迫，惠及面更大。

降成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了系统部署，如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供给侧改革要求、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再比如，回归居住属性的住房定位，背后折射的是降地价、房价、房租等基本营商成本；又如要求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混改”迈出实质性步伐，目的是为降低上游高利润垄断要素成本；此外，首次提到加强产权保护改革，更意在消除“无恒产者无恒心”对民间投资和创业的阻滞。

回头看，近年来降成本力度不可谓不大，如“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下放和精简行政审批的“放管服”一波又一波、降低中介资费（环评、能评等）、政企正负面清单、促进民间投资新老“36条”等。但是，实体企业对降成本的“获得感”并不强。近期，福耀玻璃总裁曹德旺在美建厂的新闻，引发了社会各方对实体营商成本高在哪里、怎么破解的大讨论。类似曹德旺这样的忠实于实体经济的企业家，其“吐槽”更多体现了对高成本侵蚀我国实体经济的担忧。

目前，关于我国实体经济成本高的实证研究，多半还集中在生产投入的要素成本和宏观税负上。比如，周其仁教授就曾说，在我国建筑项目成本中，土地成本平均要占50%，一线城市更占到70%，而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为15%和13%；曹德旺近20年来仔细观察了中美两国要素成本，发觉除劳动力外，美国生产性成本均比我国低很多，能源、电力、物流、融资成本仅为我国的50%左右，天然气价格只有我国的20%。

为什么本届政府在降成本上付出如此大努力，实体企业对高成本的痛感仍那么强？答案在于上层政策传递到底层工商业经营上出了毛病，也就是政策执行成本太高，或政策链条的成本太高，所谓“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就是这个意思。相比于显性的要素成本、税负成本，政策或体制成本更隐蔽、形成机制也更复杂。事实上，诚如国税总局所言，要素、税负本身成本在逐渐降低，高成本主要在政策或体制成本上。

以通信资费为例，在“互联网+”的时代，通信是各行各业都要支出的基础成本。经常出国的人都有体验，国外通信费用比国内低很多。互联网是边际成本递减最显著的行业，而我国拥有全球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最大的消费群体。照理说，通信资费不该比国外贵，但由于行业准入改革滞后，直到2015年由李克强总理亲自出面“点名”，通信资费才算降了下来。

通信价格高，本质上是垄断行业体系庞杂（有的连自己孙公司有多少也弄不清）、维护和运转成本畸高，不得不以高收费来覆盖。“融资贵”也一样，我国储蓄率高达50%，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通胀率，但低成本的存款经银行“一转手”，出来的贷款利率就高达6%至7%，民营企业综合贷款利率更高达10%，正是垄断行业维护和运转高成本所致。能源成本并不高，但将能评、清洁等审批算在内，成本就变高了。《人民日报》曾报道，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得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高地价也如此，我国的大中城市不缺地，缺的是将低效、闲置用地腾出来的机制。产业升级后，大城市中心区工业用地亟待腾退，但占据着黄金地段的国企、园区，一心寄望政府高价收储，或自己开发房地产。由于规划和公共配套上的压力，工业用地改住宅用地，须要缴纳巨额土地出让金，以致闲置和低效用地难腾退，高地价与闲置用地并存。此外，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的考虑，地方低地价招商太过激进，由于领导班子更迭，相关规划政策朝令夕改，造成用地突破了耕地红线而被叫停，致使前期用地投入打了水漂。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正是希望借助混合所有制带来的效率，尽最大可能降低体制成本。我国不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体制高成本让这些动力难以发挥。对成本敏感的民营私营和大众创业来说，这类体制成本关系最大。

要实现经济转型，请先降低体制运行成本！

（作者系中山大学银行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