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稳中求进既要“稳”更要“进”

（原标题：稳中求进既要“稳”更要“进”）

稳定宏观经济政策，避免过于频繁的左摇右摆，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

王　军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且首次强调这一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

如何理解“稳是大局”？又如何“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奋发有为”？

笔者认为，要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宏观政策等三个方面稳定现有局面、稳定全社会预期的同时，在“三去一降一补”、深化重点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生态环保和风险防控处置等六个方向上，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稳增长不是僵化死守某一个机械的速度和点位，而是着重稳定发展预期、坚定发展信心。要彻底扭转市场对于增长前景的悲观预期，关键是真正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并以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挥棒。对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需要多维度、新视角予以观察和分析，是时候把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从GDP这样一个简单、直观但显然有诸多缺陷、又不全面的指标上移开了。应像其他成熟经济体那样，尽快考虑放弃制定GDP增速的官方预期目标，即不再由政府公布具有指导性的增长目标，而把这一工作交由权威机构去研究、预测、公布及调整，并以其引导市场预期。另外，会议中关于甄别纠正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表述也传递出稳定信心、稳定预期的强烈信号。

保持社会民生和谐稳定，增进人民福祉、筑牢民生底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在深化推进之时，就业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支柱不稳、教育机会不公平、医疗卫生领域乱象频发、各类生产安全和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等突出问题，都凸显社会民生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应通过多种方式，倾斜更多资源，真正解决好民众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使普通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能与经济增长相匹配。

稳定宏观经济政策，避免过于频繁的左摇右摆，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制度和政策的摇来摆去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将会严重削弱市场对政府的信心，使政府公信力不断遭遇贬值。因此，在异常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之下，保持战略定力，加强预期管理，改善与市场沟通的方式就变得异常重要。此次中央所确定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政策搭配，是适合当下国情、可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的政策指引。

笔者理解，“稳”作为前提和基础，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核心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有所进取”、“奋发有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进”首先是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不可否认，2016年的行政限产去产能存有一定的虚假成分，停产、减产并不代表有效产能的退出。会议在强调明年继续铁腕化解钢煤过剩产能的同时，提出要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火电、建材、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去产能工作，“要抓住处置 僵尸企业 这个牛鼻子”，“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

以加杠杆、涨房价为主要特点的去库存同样不可持续。中央明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未来将“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在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前提下，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房地产市场将有望迎来一个平稳健康发展的时期。

去杠杆方面，会议提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杠杆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把杠杆率降得太快，可能会导致经济硬着陆，造成就业困难甚至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因此，未来需在“去杠杆”与“控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降成本关乎中国制造业的兴衰和未来，关乎能否有效应对可能到来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其关键是尽快降低企业明显偏高的税费负担，“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未来可适当降低工商业增值税税率，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等行业、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兼并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

生态环保、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毫无疑问是当前亟须补齐的民生“短板”。此外，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如农业、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城镇化等领域，以及诸多发展的软短板和制度短板需要攻克。

“进”更要体现在加快改革步伐，增强发展动力上。唯改革才有出路。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国企国资、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更好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为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未来需要精准选择突破口，找好具体抓手，落实改革任务。其中，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等，作为长期以来最难啃的硬骨头，在新的一年里如何解决尤其令人期待。

“进”还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去虚救实。振兴实体经济、治理“脱实向虚”需从实体和金融两端共同用力，构建实体与虚拟经济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一方面，尽快出台振兴实体经济的长期战略规划，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促进投资增加。另一方面，坚持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设立创业基金、产业基金，通过打破刚性兑付、降低市场无风险利率，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领域。

“进”从根本上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发展质量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这一历史性转变，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创新的支撑。未来只有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才能不断提升要素投入的综合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逐步形成内生发展的强大动力。

“进”需要认真回应民众对于生态环保的强烈需求。推进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当下的中国，扭转生态恶化、减轻环境污染、治理雾霾肆虐已经成为广大民众最为迫切的渴望。会议强调，“持续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绿色发展的核心是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坚持绿色发展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应对资源环境压力，推动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术和服务的中高端提升，从而使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业加速淘汰出局，使绿色低碳环保的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

最后，更好、更优的“进”还离不开对风险的防控和处置。“进”与“防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不然。不解决金融风险的积聚问题，“进”将缺乏牢固的根基。会议特别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可以预见的改革方向是，构建各监管机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监管体系，强化系统性风险的整体识别和预警，从宏观审慎角度把控风险，确保对各类风险点监管的全覆盖。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