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慢慢长大

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没有语文课本，甚至没有课堂管理。在一所乡村小学，谢君老师带着22个孩子，实践着近乎“乌托邦”的教育理念。

而这一切，萌芽于她的女儿在非学校化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摇摆了3次的另类成长之路。

一种不甘随波逐流的努力……

站在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横塘学校六年级的教室里，听着22个学生参差不齐地诵读国学经典的声音，谢君老师常常会想她的女儿云云（化名）在家读书的日子。

14年前，也正是这个年纪，云云已经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和《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庄子》和《诗经》也背下了一部分。

云云不是过目不忘的“天才儿童”，之所以能在小小年纪背下如此多的古文，是因为在上六年级之前，离开学校长达3年。而这3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她只做了一件事——诵读经典。

停学、返校；停学、返校；停学、返校——在非学校化教育与传统学校教育之间摇摆了3次，缺席了12年中小学学校教育中的5年半后，2009年，云云通过高考进入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13年，民办非营利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大陆选择在家上学、家庭学校和国学学校等非学校化教育方式的学生人数达到10万人左右。

像云云这样既有学校教育经历、又有非学校化体验的学生，在全国都是少数的。本科毕业后，云云在绘画零基础的背景下，通过不到两年的进修，考上了南开大学书画艺术与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伴随着女儿的另类成长之路，谢君开始深信，教育应该提供的，是有利于孩子快乐成长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从形式到内容的“一刀切”。

抱着这样的教育理念，3年前，在云云大学毕业那一年，谢君从高校教师的岗位上辞职，到横塘学校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明年，她所带的班级就要毕业，她也将离开横塘村，返回娄底。

“让孩子慢慢长大。”看着眼前这22个稚气活泼的孩子，她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有多重要。

“子曰”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10月末的一天，一脚踏进横塘学校的大门，耳朵就被孩子们清脆稚嫩的“子曰”声塞得满满的。《论语》是这所学校每个年级的“必修课”。

诵读国学经典，这是谢君给横塘学校带来的第一个改变。她试图在全校范围内将语文课本替换成国学经典，为此还组织老师进行了经典阅读培训。但最终，她没能坳过大部分老师和家长对分数与成绩的疑虑，往后退了一大步：除了自己带的班，其他班每天安排一节经典诵读课。

在谢君的班上，学生们则早就背完了《论语》。竖在课桌上的，有《老子》《孟子》和《唐诗三百首》。快慢不一的语速、大相径庭的腔调以及姿势各异的摇头晃脑，配上小孩子特有的嗓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所古代的私塾学堂。

在学校里“开私塾”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7年前，云云休学的那个夏天。

那时，谢君还在娄底市电视台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丈夫是当地的一名公务员。这是一个当代社会常见的知识分子家庭，就连他们的烦恼都既普遍又普通：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云云是每个人上学时都会遇到的那种乖乖女，准时上学、专心听课、认真做作业。只是每次考试，在全班60多名学生中，她都只能勉强排到30多位。一道道布满试卷的深红叉叉，一个个“像血迹一样”的鲜明分数，一张张直观粗暴的班级排名表，让云云小小年纪就感受到了压力。

压力逐渐转化成阴影。一次家长会上，老师特意向谢君提起，云云越来越沉默了，常常半天问不出她一句话来，“语气稍微重一点，她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自从上了三年级，云云确实话少了很多，什么事都闷在心里。即使从父母口中得知休学的消息，她也只是微弱地问了一句：“不去学校，怎么能行呢？”

“不去学校，怎么能行呢？”这个问题在随后近10年的时间里，被不同的人问了无数遍。但在当时，夫妻俩的想法很简单：女儿5岁半入学，本就算“抢跑”，再加上她身体素质不好，常常感冒，学习自然会跟不上。既然如此，不如在家里调整1年，等各方面发育更成熟了，再继续念四年级。

就在云云被领回家的同时，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老师贺益德也把自己的女儿从北京圣陶实验学校接了回来。虽然女儿成绩很好，但因为不满于学校教授的知识过于粗浅、国学方面的内容涉猎太少，对中国经典著作颇有研究的他决定：退学！在家接受私塾教育，诵读经典。

正愁着女儿停学后没地方去的谢君夫妇听到这个消息后动了心：“用一年的时间去背背古文，肯定不是坏事。”

于是，1999年暑假，三个停学的孩子——云云、贺益德的女儿以及《娄底日报》一位记者的儿子，开始一门心思读起了《论语》。

“野人”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天谢君很高兴，11岁的彭检终于背完了《老子》的最后一章。她刚来横塘学校时，这个小个子男孩考试时只会在试卷上画圆圈，即使在1年多以前，10岁的他还常常因为口齿不清，难以表达自己。

3年多下来，班里进度最快的学生已经背完了《论语》《老子》和《孟子》的大部分，最慢的还停留在《老子》。但谢君却丝毫不在意：“这样读书，本就不能着急。”

云云是“这样读书”的第一个试验者。按照贺益德的要求，从“学而时习之”开始，每一小段一天读20遍，5天内读满100遍，熟读成诵后，用同样的方法把几个小段连起来朗读、背诵。通过不断增加连接的段数，最后达到全书背诵的效果。贺益德秉持“专攻”理念，每天除了一节书法课以外，其余上课时间只是诵读。

谢君心里有些打鼓：不加理解地死记硬背，8岁多的孩子受得了吗？她密切关注了云云很长一段时间。见她没有出现排斥情绪，并且很快沉浸到“和尚念经”式的背书之中，才放下心来。

后来，谢君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背后的理论依据。与在学校里要轮番应付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相比，单纯的读与背显然是个轻松的任务。“而且6到13岁是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充满韵律感和音乐性的古文经典又容易上口，孩子自然会喜欢。”

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压力，贺益德有意控制着诵读的速度，3个孩子花4个月时间背完《论语》，复习两个月后才开始背《孟子》。等《孟子》背到三分之二时，云云1年的休学时间到期了。

返校，背过的古文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不返校，学业又得落下1年。更让谢君夫妇感到犹豫的是，摆脱了考试和分数，女儿似乎又“活”过来了，眼睛重新有了光彩，每天上下私塾都与爸爸说个没完。思前想后，他们打算让云云再休学1年。

这个决定首先遭到了云云在中学做老师的姑姑的质疑：“只背国学经典、一味逃避压力，学校的课程怎么办？长期不与集体接触，以后怎么适应社会？”随后，一直对云云教育很关心的爷爷也发了话：“别人在学校都能念好书，她怎么就不行？”到后来，由于无法互相说服，云云的教育已经成了大家庭里避而不谈的话题。

第二年，云云背完了《孟子》《老子》和《唐诗三百首》。家里人本以为“折腾”到此结束，却得到了休学再次延长的消息。“背了两年古文，总要背出点名堂”，谢君决定在这一年增加女儿的阅读量。于是，当同龄人忙着计算“鸡兔同笼”、归纳“好词好句”时，云云在私塾里看起了《东周列国志》，之后一年，又把《三国演义》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了个遍。

云云的状态越来越好，谢君和丈夫心里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的数年间，这对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夫妻从未想过，让女儿完全脱离学校的教育体制。他们很清楚，在现有规则下，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

2002年9月，云云到娄底一所外国语学校插班念六年级。返校之前，云云花51天时间补习了一到五年级的数学知识，英语只在休学第二年花两个月背过经典篇目，语文教材更是三年没碰过。

她的第一篇英语日记被老师一把撕了，单词拼写和语法错得一塌糊涂；语文课上写出的错别字更是“完全无法想象”。但后来了解到云云的情况后，老师们又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她拥有良好的英语语感和清新的作文风格。

“像个山上来的野人一样，没有套路。”谢君这样形容女儿刚返校时的状态。

“觉醒了”

10月末的双峰，阳光依然温暖。横塘学校就安静地坐落在这个湘中山区县城的郊外，如果不是谢君的到来，这所生源严重不足的乡村小学，早就被撤销建制了。

下午第二节是语文课，谢君一走进教室，就不知从哪儿冒出3个学生扑到她面前，稍一眨眼又增加到6个，每个人看上去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报告。“谢老师，今天上课上什么？”“谢老师，龚桂轩摔破膝盖哭了。”“谢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去秋游？”……见到有陌生人一同进来也不胆怯，一个不到1米5的短发女生冷不丁从背后拦腰一抱，然后笑着问记者：“你是谁？”

3年前，他们可不是这样的。

由于是乡村小学，横塘学校“更像是个收容站”。只有在城里小学跟不上班或者家长忙于生计，无心或无力管的孩子才会到这里来，“像我这个班孩子的家长，只有两个有正式工作，其他全在外打工”。

生源质量可想而知。二年级期末考试，这个班上的17名学生大部分只有二三十分的成绩，能及格的更是屈指可数。即使是玩耍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少有笑容。“我感觉不到他们有多差，但我感觉到了他们有多不快乐”。

为了让孩子回到快乐的状态，在得到双峰县教育局的支持后，谢君在自己的班上取消了考试和作业，取消了语文课本，甚至“任性地”取消了课堂管理。即使是十分看重的经典诵读，她也只是自己在讲台上读《论语》，不对学生做出任何要求。第一年，谢君的班是整个学校最吵闹的，有人来听这位“城里来的老师”上课，发现她的课堂连最基本的秩序都没有。

但谢君相信，只有释放了天性，孩子才能被慢慢“扶正”。从两三个到七八个，跟着谢君读“子曰诗云”的学生越来越多。随着读书声渐渐盖过了喧哗声，几个曾经在凳子上连5分钟都坐不住的孩子，也被吸引了过来。

四年级下学期，谢君增设了毛笔书法课。无所谓标准和评分，教过基本的握笔姿势后就随孩子们去写。一年半下来，再调皮的学生都能凝神屏气地写上一节课。

这是一种近乎溺爱的师生关系，几乎不太可能在别的学校见到。无论读书读得好与坏，在谢君口中得到的只有鼓励，没有批评。对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她甚至有一种偏袒：背诵《老子》时，别的学生每天背一章，转学来的张思词只需要背一句；有写字障碍的张展宇每次听写少错一个字，就值得谢君发一条朋友圈；坐不住的汤灿辉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上课去操场跑步……

少了分数的评判，少了强加的意志，少了与别人的比较，自信心逐渐回到了这群孩子的身上。

这种自信，谢君在返校上六年级的云云身上，也看到过。

利用周末有针对性地补习之后，云云的英语逐渐赶了上来。家里人担心的数学反而从一开始就很稳定靠前。“不是因为她有多聪明，只是11岁时再回头学8、9岁的知识，自然就觉得简单了。”

再次置身学校，云云再不是3年前迷茫彷徨的状态，自称“觉醒了”的她很快适应了课程。毕业时，她已经冲进了班上的前5名。

慢一点，单纯一点，孩子照样可以学得很好。坚信了这一点，小学结束后，谢君再次让云云停了学。

“我要退学”

云云又回到了贺益德的私塾课堂。在同龄人还在看儿童文学的年龄，云云花一年半时间把《三国演义》看了6遍，《资治通鉴》读了四分之三。长期沉浸式的阅读，不仅给云云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还激发了她本性里的探索欲和好奇心。

多年以后，当她对绘画产生兴趣，并决定去考书画艺术与美学专业的研究生时，这种好奇心还将引导她徜徉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中。

不过此刻，她已经在家休学一年半了。在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云云匆匆补了数学和物理课程，准备去学校报到。

然而这次，她被拒收了。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学校工作人员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谢君和云云，“一年半没上学，凭什么能直接上初二下学期？”

没办法，谢君只能找关系、托熟人，最后还向学校做出了“跟不上班就退学”的保证，才让云云上了学。

第一次期中考试，云云拿回了第2名的成绩。谢君先是惊讶，继而有些生气：这个班也太差了吧？但当云云期末考试再次考出第2名的时候，谢君有些疑惑了：考试变得这么简单了？

同样感到困惑的还有云云自己。初三开学没多久，她就提出了退学的想法：“浪费时间。课本上有限的知识变着花样重复，课本以外的新东西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吸收。”

难道古文背诵和反复阅读《三国演义》不是在重复吗？“当然不一样，名著的深刻底蕴是课本无法比拟的。况且，读名著不是为了考试呀”，在云云的眼里，学校里很少人是真正喜欢学习的，绝大部分的用功和努力都是为了考试成绩。

“我要退学！” 3年后，去北京上大学才两个月，云云又向母亲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本以为大学里就能自由读书了，结果每天还要应付大量课程，重复依然在继续”。已经习惯了把阅读本身当作目的的她，迫切想要逃离应试教育的环境。

“文凭必须拿到。”谢君把3年前的话又重复了一次。作为交换条件，初三那年，她允许云云不去上下午的最后一节课；这一次，谢君甚至鼓励她逃掉不必要的课程。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谢君的教育方式，无论是对自己女儿，还是对横塘学校的22个孩子。

早从三年级开始，就有家长找到学校校长问，为什么孩子现在在家不做作业，在校不考试，甚至连语文课本都没有了？迫于压力，谢君又逐渐把课本纳入教学之中，并在五年级上学期第一次组织了期末考试。即便如此，六年级开学前，有个学生还是被家长转了学。转学的理由让谢君哭笑不得：“孩子每天回家看《三国演义》这些没用的书，那去学校还有什么意义？”

下午下课前，先是有个声音小声地问：“谢老师，晚上补课吗？”很快，好几个声音都冒了出来：“晚上补课吧。”当听到否定的答案时，这群孩子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谢君显然有些心软，又松口说愿意自习的可以来教室。话音刚落，一群小人儿又雀跃了起来。“孩子天生都是好奇的，如果用正确的方法给予他们正确的知识，他们怎么会不喜欢呢？”对此，谢君颇有几分得意。

“太狭窄了”

熬到初中毕业，在云云自己的要求下，她第三次停了学。这一年，她要读《史记》，但当时贺益德老师的私塾里更多的是从头学起的小孩子，15岁的云云必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在家上学”了。

然而，这并不是一段称得上愉快的经历。依靠自制力和对阅读超乎常人的兴趣，她给自己设定了严格的作息表。但到这时，高考的目标已经近在眼前，随着在家时间拉长，云云的心也被两股力量拉扯得越来越紧——既要在高考中证明自己，又不愿意放弃自己获取知识的方式。

尽管从云云第一次休学算起已过去了近10年，但无论这一家三口多么确信这条游移于教育体制边缘的路有多正确，在外人眼里，最终能证明这一结论的，还是只有高考。

8个月后，云云提出补课后直接返校上高三。2009年，经过两次高三的磨炼，她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关于那两年的过程，她只简单地说：“到后来，我对学校模式化的教学已经完全麻木了。”

女儿高中时期的经历，也让谢君开始反思起“私塾教育”这件事。“如果说一路走来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这种小集体的教育空间太狭窄了，孩子应该在更开阔的环境里长大。”

云云坦然承认，随着自己每一次停学，总有一些原本关系不错的同学慢慢就不再来往。在私塾的4年半，最后成为至交的也不过贺益德的女儿一人。即使到了大学，她也一直懒于去结交人脉，甚至还为此困惑过一段时间。“但这与我的性格有关”，她强调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我会觉得，朋友是要心交和深交的，不在多”。

如果能在学校推行云云的教育方式，缺憾不就可以弥补吗？2013年，借着丈夫到双峰工作的契机，已在湖南科技学院当了10年大学老师的谢君，来到了横塘学校。

“不走”

走过这条少有人走的路意味着什么？对云云来说，这一直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反复追问了多次，她也只给出了一个抽象的答案：“这是一个自我建立的过程，它让我在很小的年纪就‘觉醒’过来。不是每个人都要通过这条路达到这个目的，但对于我来说，不这样走，或许就不行。”

采访结束后，她又发来一条微信：“这是在应试教育下的一种努力，让孩子有另一种施展潜能的空间。在这些努力中有成有败，有得有失，但它代表着一种不甘随波逐流的勇气。”

“在摸索中我也察觉到，教育难道不应该是个缓慢而优雅的过程吗？” 晚饭前，谢君习惯在校园里散步。之前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停了，很多“谢家军”都在操场上玩耍。这群孩子，对学校和同学有超出一般学生的依赖。“龚诺以前特别喜欢上网，我就瞒着家长让他每天到我屋里玩一个小时电脑”，谢君指着一个从面前跑过的男生说，“后来他发现和老师、同学在一起更好玩，就很少来上网了”。

这学期，谢君大大增加了课本教学的时间。虽然她相信孩子们都是优秀的，但他们的家长就像多年前的自己一样，需要一个证明。

她难得地叹息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堕落了，会不自觉地去强迫学生学习。“没办法，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对他们的要求，如果毕业时没有成绩给大家看的话，这种教育就难以获得认可。”

更深层的忧虑，则藏在毕业之后。明年，谢君要随丈夫回娄底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这个班上的学生也将分散进入永丰镇的各个初中。

别离的话题在六年级开学后就常常出现：“谢老师你什么时候走？”

有时，她会开玩笑地回答：“你们希望我什么时候走？”

“不走！”

她甚至想过，把这22个孩子成建制地带回娄底上初中，“但这实在不现实”。她也知道，这些生活在湖南中部农村里的孩子，很多都无法像云云一样，通过教育站上金字塔的上层。

正走着，瘦瘦高高的刘畅突然跑了过来：“老师，羽毛球飞到树枝上了。”

谢君走过去蹲下身来，刘畅手拿竹竿很自然地跨坐到她的肩膀上。师生俩叠起的人梯，在树下摇摇晃晃。

“老师要往前一点……不不……再往后一点。”

“还没够到吗？老师快扛不住你了。”

除署名外，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