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晓蕾：合理的供给结构让经济行稳致远

（原标题：合理的供给结构让经济行稳致远）

从“供给侧结构调整”上谋发展应该是正确的发展思路。2017年的经济活动有必要在2016年“供给侧结构调整”基础上继续完善，不仅调整“不合理的供给结构”，而且应该更大力度地推动“合理的供给结构”的形成，更精准地推动结构调整的“进步”，稳步推进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临近岁末，明年经济态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简明分析国际经济形势、直接提出国内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判断2017年世界经济仍将缓慢增长，并面临美联储加息、德意志银行超高额衍生品规模、美国大选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明年国内经济增长幅度仍然可以保持在6.5%—7%之间，但按照经济规律，增长速度向区间下限靠拢也是正常的。政策重点预计仍将是大力调整供给侧结构，调控房地产市场促使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创造投资机会促进民间投资，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

国内经济仍然是结构问题

近几年国际国内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形势时，过多地纠结在增长速度。但是，深入分析当前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经济形势，我们注意到以下几个情况：1、数据显示，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就是一产、二产和三产的比例）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增长结构（也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也在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上，一方面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的产业正在发生调整，而新的增长结构，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正在形成，这些都呈现了积极的意义。但是，粗放式发展方式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面对不可持续的挑战；2、由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就业需求的结构也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三十几年以创造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为主的形势已经转变为以创造每年超过700万大学毕业生、500万中高职毕业生就业机会为主，这意味着就业供给的创造将面对结构性转变；3、不仅生产部门存在供给结构的问题，就是扩大消费增长在GDP中比重的策略，也必须通过增加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供给，突破一般消费品有最大效用满足度上限且趋近饱和的瓶颈。虽然今年的“双11”的网上消费超过1400亿元，但是主要还是一般消费品，一般消费品有最大效用满足度的约束，消费不可能无限增加。只有提供更高水平的一般消费品和新的非一般消费品，特别是服务性消费产品，满足非一般消费需求，才能真正增加消费，提高消费在GDP增长中的比重。换句话说，总需求增长也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问题。

我们认为，从总量概念上推动“增长”，继续实施推动总需求短期增长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固化我们现在的结构性矛盾，累积更大的结构性矛盾，对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非常不利。从“供给侧结构调整”上谋发展应该是正确的发展思路。2017年的经济活动有必要在2016年“供给侧结构调整”基础上继续完善，不仅调整“不合理的供给结构”，而且应该更大力度地推动“合理的供给结构”的形成，更精准地推动结构调整的“进步”，稳步推进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2017年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

面对国际经济增长继续缓慢和诸多新的不确定性的大环境，面对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和转型的挑战，我们认为，不管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提高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率，承担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认为，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

第一，淡化对增长速度的关注，仍然以区间增长速度的表述来逐渐过渡，引导不设年度增长指标。追求高增长速度不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根据经济规律，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潜在增长率即要素达到充分优化配置时的增长速度，会受资源约束而递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年应该能达到1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6.5%的增长所产生的增长量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过高的增长会占用更多的资源，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全球经济平衡发展了，我国经济也才能平稳发展。建议2017年不一定要制定具体的GDP增长率，可以继续以增长区间表述，要引导潜在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的预期。明年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可以定在6.5%-7%，但按照经济规律，增长速度向区间下限靠拢也是正常的。同时要引导舆论不要纠结于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涨涨跌跌，避免为稳定人为制定的增长目标而采取一些并非必要的举措，不利于供给侧结构的调整。

第二，精准化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大政方针。结构调整不会一蹴而就，2017年继续“三去”的任务势在必行，但是调整需要更精准，防止粗放式。1，“去产能”要精准淘汰落后产能，避免一些落后产能挤出优质产能的现象继续存在。实际上，当前主要问题是“产量过剩”的问题。建议对存在过剩产量的行业2017市场需求供给均衡水平做一些相对合理的判断，使“去产能”更加精准，避免发出一些错误的信号。比如一些地方房价上涨，引导产能过度释放。2，房地产“去库存”要精准到三、四线城市，应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创造发展机会，推动完善小城镇建设的模式，既达到去库存目的也推进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避免仅仅使用货币和加杠杆的方式“卖房子”而加大金融风险。3，“去杠杆”不应都以“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加强银行预算硬约束的制度建设，并对第三次不良资产大幅上升启动必要的问责，避免银行道德风险上升，不断形成新的坏账和金融风险。4，“降成本”要对企业的成本细分，针对不同类别的成本采取不同的降成本措施，并对企业是否受惠进行评估。5，“补短板”要精准确定短板在哪里，加大补短板的力度。比如，要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企业技术改造等，使“补短板”发挥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

第三，继续调控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促进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高房价特别是持续上涨的房价带来三方面严重的后果。一是产业的空心化。近期数据显示，今年全年新增贷款中超过60%是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民间投资大幅下降，相当一部分作为个人购房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如果房价反弹，货币财富快速增值轻而易举，银行和民间资金不会投资每年只有8%-10%收益的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不可避免。房价涨则地价涨，企业员工的房价补贴涨、工资涨，整体制造业成本大幅上涨，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被房价挤压。而且一些人为买房子可能降低消费支出，这对通过扩大消费占GDP比重的总需求扩张策略也是非常不利的。二是收入差距拉大。国内目前能够调动资源、靠炒房发财的人毕竟是少数，结果是有钱的人炒房赚更多的钱，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三是加大金融风险。房价上涨的高收益导致银行用各种高风险手段增加房地产相关信贷。比如，近期媒体报道的类似次级贷的超万亿的“首付贷”，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坏账将大幅上升，甚至触发系统风险的底线。所以，2017年有必要继续对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进行调控，调控目标不仅是降低房价，而且应该让房价与收入之比最终稳定在合理水平上。也就是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调整不是短期政策，应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努力调动民间投资。希望能够通过创造投资机会来提升民间资金的投资意愿。首先，改变现在主要以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配套PPP资金的做法，尽量通过PPP项目调动真正的民间资金，减少政府项目的挤出效应。其次，政府创业扶持基金不要直接参与项目投资，最好作为有投资经验的民间天使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创业企业。如此，既能更专业地选择和扶持初始创业的企业，也有利于培育国内非常缺乏的有耐心的投资资本。更重要的是，配套民间资本共同承担风险也是调动民间资本的方式。另外，应积极创造东部企业向西部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转移的投资环境和条件。最后，继续调控房价是争取民间投资进入实体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五，加大具有知识产权领域的创新力度，培育新动力，创造更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2016年鼓励创新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2017年应该更多鼓励有知识产权领域的创新，而不仅仅限于互联网平台创新和新业态创新这一类没有知识产权领域的创新。因为，没有知识产权领域的创新竞争激烈，上得快淘汰得也快，其特点是赢者通吃，全球无论是搜索引擎平台，还是社交平台或者是电商平台，最后都是寡头垄断的市场。而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门槛较高，不可能一拥而上，市场深度和广度都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也不会出现赢者通吃的垄断。而且知识产权的转化过程能创造更多的技术密集型的就业机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非常重要的途径。希望通过下面一些具体的方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1、鼓励工科院校和大型应用技术研究机构开展更多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的研究项目；2、更大力度地支持知识产权转化过程中的创业公司；3、创新国外技术引进模式，鼓励国外完成了技术转化并未规模化生产的产品到国内来进行规模生产。这不同于加工贸易的复制生产，规模化生产过程的较高技术含量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较快地创造高端制造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另外，应鼓励国外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到国内建立开发和转化的创新企业，这对推动国内的创新发展非常有意义。

第六，完善宏观调控理念，避免危机刺激政策的常态化。宽松的宏观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政策，将之常态化，不但政策可能失效还可能带来新的经济不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至今复苏乏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直接注资金融机构，推动了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而对实体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支持作用。2016年我国13%的M2增长目标，因为通胀平减指数为负，名义GDP可能低于6.7%，也就是说，M2增长高于名义GDP增长近一倍，货币政策的目标制定显然是宽松的，“稳健”只是体现在保持不突破既定政策目标的实施层面上。希望明年货币政策在政策目标制定上显示真正的“稳健”，M2增长目标与名义GDP增长水平之间的差异适当缩小，最好不超过3%。进一步加大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力度，加快由量化调控向利率调控的转变。希望赤字财政与预算硬约束同步，避免地方政府利用滚动发债的方式变相加杠杆，累积风险。财政政策要在结构调整和新动力培育上更精准地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