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如何抓住 转型升级牛鼻子？

（原标题：上市公司如何抓住 转型升级牛鼻子？）

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是“十三五”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的“牛鼻子”。从是否有利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标准来考察，绿色金融是指能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以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为特征；绿色金融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等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为绿色金融发展服务，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正因为传统的灰色、黑色、橙色产业比重过高，以致金融服务也染上了灰、黑、橙色。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占比70%，价值创新约30%；绿色产业比重大体是30%，但创造了70%的新价值（如中小板与创业板市值占两市总市值的30%左右，基本反映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博弈看，剩余价值由传统产业占主导的国家向绿色产业占主导的国家转移。我国如何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如何实现将境外价值转移进来？别无他途，唯有靠创新。上市公司通过建立国际资源、国家政策、金融、技术、产品、市场、管理和创新平台，实现智本创新，进而实现价值创新。为此，上市公司宜尽快运用国家创新体系和绿色发展的国家政策，获得绿色产业发展机遇。上市公司也可通过建立自身的智慧型平台，转移国际资本的剩余价值。上市公司在绿色产业有了定价权，才有可能实现国际资源、资本、剩余价值向中国转移。产业定价权核心是科技创新与资源、政策、管理、产品、市场、金融、品牌及战略创新的协同，如果没有这样的创新大协同，就很可能重复前些年我国铁矿石贸易上被国际资本重重盘剥的情形。

绿色金融还是分层运行的，依次为商品、货币、资本、智本。智本层次的绿色金融包括理念、政策、法律、规章、规则、标准等，属于上层建筑。绿色金融层次越高，劳动越复杂，单位时间或单位资本创造价值就越多。上市公司转型升级需结合绿色金融不同层级推开，不同层次的绿色金融均通过五元力量竞合协同，运行推动上市公司转型升级。五元力量包括经济中业绩增长、政策组合与政策博弈、理念思潮或群体心理（大众情绪）、供求关系（周期位置）、国家实力比较或市场估值水平等。在不同的周期位置，盯住五元力量消长，理清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牢牢牵住了上市公司转型的“牛鼻子”。

具体说来，当下影响上市公司转型的外部因素有：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特朗普明年初上台后，将推动贸易保护+加息+减税+基建组合政策，这将对我国外贸构成不小的威胁。欧洲在英国脱欧和恐袭双重打击下正变得日趋保守，针对我国各种反倾销的动作会更频繁，对我国外贸形成遏制。中国供给侧改革下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政策正受到国际市场的负面冲击，经济L型增长态势或将长期化。上市公司能否成功转型，还得看国际大气候的冲击程度。

国际资本正从积极干预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全球化退潮，英国脱欧+美国孤立主义抬头，我国或需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在新常态中以“四优先”来定国策：以军工为核心的信息化+智能制造和新一代互联网产业链将加快建设，这要求上市公司转型升级要与供给侧改革的产业方向协同。

中国经济周期存在自我循环的自然规律。1984年以来，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形态，大约在10年太阳周期（最长不超过12年）内，市场与政策两手轮回主导，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货币宽松推动经济2、3年高涨后，多数时候出现7、8年实际增长率下行调整期。本轮调整始于2008年，经济规律显示调整已处于末期，2014-2043年新形态出现重复1984年至2013形态的概率高：即从30年周期看，经济运行处于L型态势，但从10年周期看，仍会重复前期周期波动形态，即刺激下2、3年中高速度增长，7、8年中速增长。中国经济中长期趋势下降是超级经济体的发展规律，据再生经济学原理而推行的过度反周期的保增长政策效果还得观察。经济增速转轨，结构调整，前期政策消化，唯有产业创新+金融创新才能化解。

国家实力与市场估值。只要保持6.5%左右的增速，到2021年我国应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保持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为此，现在急需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升级进而保持可持续增长，保持国际综合实力处于前列。上市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或购并重组，实现产业转型与业绩创新，是增加国家实力的需要，也是在竞争中实施蓝海战略的需要。

当然，强大的绿色产品需求，才是上市公司转型升级最强大的动力所在。数据显示，未来10年我国将新增中产阶层人口4亿、富有人群2.8亿，他们会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产业持续向好的强大动力，并为我国赢得全球绿色产品定价中心地位提供机会。上市公司若能通过资源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金融创新、品牌创新、战略创新，既与全国绿色发展大市场组合配对，又与国家绿色金融全面协同创新匹配，便能借力绿色金融通道，实现高效率、高效用与高效益的价值创造。

（作者系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