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父母离异16岁少年“没地儿去” 起诉父母求抚养）
父母以未成年子女的名义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因为一些案件必须由未成年人本人作为原告。但鉴于未成年人还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父母通常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出席法庭。但最近，16岁的小鹏在一位同学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丰台法院立案庭，要起诉自己的父母，要求他们履行对自己的抚养义务。
父母离异“没地儿去了”
他要告他们索要抚养费
11月18日，丰台法院立案大厅来了一位特别的当事人——今年16岁的小鹏，他要起诉的是自己的父母，要求父母履行抚养义务。
未成年人作为原告的案件大多是父母一方或双方以孩子的名义起诉，并作为法定代理人为孩子出庭。但小鹏却是自己为自己起诉，要将父母双方一起告上法庭，原因“就是没地儿去了”。
小鹏的父母多年前就已离婚，小鹏被判给父亲抚养。而父亲因为工作繁忙，早出晚归，对小鹏的管教十分有限，小鹏平时仍然和母亲住在一起。但由于没有抚养权，母亲自己身体也不算好，平时也不会过多管教。
升入高中后，因为上学路途的原因，小鹏需要搬到父亲家中居住。然而不久前，父亲成立了新的家庭，并有了一个女儿，由于小鹏对继母的态度比较抵触，与父亲的矛盾也随之变多，妹妹出生后，矛盾更是变得越来越深。
学校放学时间比较早，然而父亲并没有将家里的钥匙交给小鹏。放学回家常吃闭门羹，不管小鹏怎么敲门继母都不开门。
因为父亲在外工作回家较晚，小鹏有时甚至要等父亲一起回家，期间他只能自己寻找落脚之处。父亲每月给的生活费只有几百元钱，这不足以让小鹏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他只好在几个亲人的住处辗转。
遭遇这样的对待，小鹏决定离开父亲的新家，也不愿再去学校。
根据学校规章制度，学生旷课达到100节就要开除。几周前，刚上高一几个月的小鹏旷课就已达到这个标准，班主任通知小鹏爸爸，学校将要开除小鹏。为了保证小鹏后续还能继续上学，父亲为他办理了退学手续。
退了学，也离开了家，小鹏感到自己被家人抛弃，于是来到了法院，要求父母履行抚养义务并提供居住房，每月分别给付抚养费1500元，并一次性给付精神损失费5万元。
调解变更抚养权
法官为孩子复学做努力
丰台法院未审庭庭长刘军接到这起案件后，首先担心的是小鹏的失学问题。
“我还想上学。”小鹏的态度倒是十分坚定。
现在小鹏回到了妈妈的住处。校方明确表示，只接受有抚养权的家长前来沟通，而小鹏的父亲拒绝出面为小鹏再争取机会。因此小鹏妈妈决定到法院起诉，要回小鹏的抚养权，之后再自己出面与学校协商。
就这样，小鹏的父母在分开十年后，再次坐在了同一间屋里，昔日的夫妻现在对待彼此却已经十分漠然。经法官调解，一家人都同意将小鹏的抚养权变更为母亲自行抚养，父亲每月支付920元抚养费至小鹏满18岁。
短短的十几分钟开庭过后，刘军法官在庭后花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安抚母子俩的情绪。他表示，现在小鹏妈妈面临着一个急迫的情况，那就是小鹏的上学问题。
小鹏妈妈也倒起了苦水。小鹏退学后，母亲为他多方托人联系了一所定向培养的学校，他却认为这个机会“没前途”，没有参加学校的面试。
刘军法官了解后发现，小鹏退学前就读的学校，恰好是丰台法院未审庭法官们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学校之一，于是刘军法官与校方接洽，希望学校能再给小鹏一次机会。
丰台法院未审庭常常利用法院拥有的社会资源，帮助涉案的未成年人更好地成长。在民事案件中，丰台法院与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合作，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访谈等措施对未成年人进行观护，辅助案件解决，并先后为30余名未成年当事人、被害人申请小额爱心基金共计近10万元。
小鹏妈妈对刘军庭长作出了保证，也对法官为小鹏复学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插图 王金辉H120
【 律师说法 】
法院可以为未成年人指定代理人
作为未成年人，小鹏无法独立参加诉讼，必须有人为他代理。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程璇律师表示，小鹏尚未成年，让他自己委托代理人显然并不现实，但他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母被他列为案件的被告人，也不适合成为本案中小鹏的代理人，于是指定代理便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指定代理通常只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一般是由法院或行政主管机关进行指定，应用在需要代理人却找不到或无法确认代理人的情况。法院可以指定实际照顾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人，比如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及其他近亲属来代理诉讼。
而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的代理权是法院赋予的，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被代理人不能拒绝代理。
父母监护义务不可推辞
在本案中，小鹏爸爸作为小鹏的法定监护人，依法应当履行其监护职责，保护小鹏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监护人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小鹏或其近亲属、有关单位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并另行指定监护人。
而如果监护人存在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甚至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则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必须承担。”程璇律师强调说，对于违反监护职责的，除了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外，还可以寻求人民调解组织的帮助，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得知情况后也应予以劝诫和制止。
本报记者 刘苏雅 J244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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