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梦“新金山”

（原标题：逐梦“新金山”）

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170年奋斗史
谭洪安

1866年2月，冷清萧条的新西兰南岛东南海岸的达尼丁市，忽然出现了12个中国人的身影。他们是自澳洲东南部维多利亚矿区渡海而来的淘金华工，满怀希望，要到这片陌生的“新金山”碰碰运气。
达尼丁市所在的奥塔哥省，1861年前后发现金矿，欧洲白人淘金者蜂拥而至。可经过数年野蛮开采，产金量急降，白人们觉得油水不多，纷纷离去。到1865年，短短三个月里，就有约7000名白人淘金者跑路了。眼看金矿烂尾，繁华不再，达尼丁城商会急忙请求当地政府准许招募以吃苦耐劳出名的华工入境“救场”。
继12名先行者之后，越来越多中国人抵达新西兰，到1866年年底，总数达1219人，他们多是从澳洲转来的广东籍华工。换言之，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大批华人移民就开始为建设这个英国人管治下的南太平洋岛国流血流汗了。
“唐山”“金山”路漫漫
然而，出乎一般人意料，有据可查的率先踏上新西兰土地的中国人，却并非出卖苦力的淘金华工，而是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富商。
据新西兰官方记载，第一个入境的华人移民名叫黄鹤廷。黄氏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乡间，因鸦片战争前清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他老家濒海，为进出珠江口的各国商船所必经，故幼年即离家到英国船只上当杂役。在随船游历世界多年后，1842年，他决定在新西兰南岛北端的尼尔森弃船登岸。仅仅两年前，即1840年，英国总督福臣代表英女王维多利亚与当地土著毛利族人签订“威当奇条约”，后者承认英国的统治权，从此新西兰成为大英帝国殖民地。
谙熟英语的黄鹤廷最初为一位白人医生担任管家，小有积蓄后转而经营马车运输，再后来投资于牧场和地产，以出租获利。经过十年打拼，到1852年正式归化为新西兰公民时，黄氏已是相当富有的生意人了。他先后娶两位欧裔女子为妻，共育有四名子女，以百岁高龄终老。
如果从黄鹤廷登陆新西兰算起，华人在这个与“唐山”故土相隔万里波涛的“金山”（尽管当初还没出现淘金热）上的奋斗史，至少也有170余年了。
但绝大多数初来乍到的华工，并不具备黄鹤廷那样的海外阅历和见识，也没那么幸运，他们的曲折遭遇，一言难尽。
由于当年通讯不发达，中国本土与南半球各地之间的消息渠道尤其闭塞，直到1871年，新西兰“有金挖”的风声才辗转传回国内。那时候，恰逢太平天国失败后数年，清廷大搞秋后算账，天王洪秀全是广州北郊花县人，故早先追随起义者以花县及毗邻的番禺县民众较多，官府追查搜捕的风声一日紧似一日。听说“新金山”有人来广州招工，两县许多成年男子一为躲避迫害，一为混口饭吃，纷纷报名当“猪仔”出洋。因此，那一年新西兰境内华人总数比五年前翻番，增至2641人，三年后（1874年）更达到了4816人，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少数混血儿。
华工出国，远渡重洋，可谓历尽艰辛，侥幸不死者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载运华工到澳洲及新西兰的船，多从广州或香港起航，每艘大帆船里装载三四百人，大伙密密麻麻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舱里，航程长达三个多月，生存境况极为恶劣，通常有两成左右“猪仔”因遇风浪、海盗或病饿交加而中途殒命。
今天达尼丁市还存有当年仅17岁的沈姓华工留下的自传，航程苦况，从中可见一斑：
“我们离开香港之后的第三个月，海上风烈浪高，船上无法饮食。船的一根横桅被风卷去，船舷一侧的挡板也被刮掉了。我们安置铺位的船舱里，海水渗入，积有一尺多高。在这种惊险万状的时候，船上的所有乘客都在哀号‘救救我们哪！’我听不清他们在向谁呼救。一个和我同村的乡亲慌慌张张卷起铺盖想走，我不明白他想走到哪里去。”
魂游大海徐肇开
1869年的一天，又一批淘金华工从澳洲维多利亚矿区乘船抵达新西兰达尼丁市，32岁的番禺县人徐肇开是其中一员。跟多数年纪轻轻的同伴不一样，他已经是见过一些世面的资深矿工了。
早年他在老家看到有同乡去美国旧金山挣了钱，回来买田买地，十分风光，故羡慕不已。好不容易跟人家跑到美国淘金，才发现日子艰难，发达无门，便转到“新金山”澳洲，接着干了一段日子。他逐渐意识到光靠两只手淘金，全凭力气和运气，不如做点小买卖稳当，于是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开了家商店，聊以糊口。奥塔哥金矿大批引进华工时，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也渡海而来，依靠番禺同乡关照，在矿区开店卖粮食和淘金工具。
徐肇开还是很有些生意头脑的，华工一般手头很紧，他就用赊销方式博得乡亲信任，生意越做越大。数年间，除了达尼丁市的总店外，连锁店遍及奥塔哥各个矿区，并为华工提供侨汇银信收发、移民咨询、寻工等一系列社会服务。奔走矿区推销货物之余，他想到机械代替人工淘金，收成会更丰厚，便筹备组织大沙滩金矿公司，定制掏海挖泥机，以向河坑里被水淹没的底层淘金。
1889年4月，新公司正式开机投产，每天采得价值40英镑的金砂，在那个年代已相当可观了。消息传出，引发当地机械淘金的高潮，最多时整个奥塔哥矿区有170多部淘金机——当然，徐肇开名下大沙滩公司的机器仍然是开采效率最高的。
1898年，大沙滩公司淘金机已深挖到水下十五米，几乎达至极限，徐肇开果断转型，卖掉机器，另行成立水压力冲洗淘金公司，他当大股东兼业务负责人。为了引水，他聘用有经验的白人技师与华工，修筑一条长达32公里（后延伸至83公里）的水渠，可见其气魄何等之大。这家公司一直运营到1942年矿区内藏金量完全枯竭，方告停业。那时候，徐肇开去世已逾40年。
19世纪晚期，徐肇开堪称是漂移于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华人网络的一个核心。即使在主导新西兰政治与社会的欧裔白人的世界里，他也称得上是一位广受尊敬且独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兴建的多项金矿开采事业，吸纳了“黄金时代”的达尼丁政商界知名人士参与投资。他留下的商业王国，亦由其子孙继承并发扬光大，直到今天。
关于这位矿工出身的成功商人兼企业家的生前身后，还有一段佚事值得重提。徐肇开事业有成之后，不忘乡情。早在1883年，他倡议成立昌善堂，带头捐款40英镑（众人中最多），专为起拾逝世于新西兰的原籍广东番禺、花县、从化三地的先人骸骨运回家乡安葬，以满足他们落叶归根的心愿。依惯例，每隔十年运送一次。
1901年，年届65岁的徐肇开在新西兰去世。第二年，昌善堂募义款4000英镑，租用一艘英国建造的轮船文特诺号，将约500副先人骸骨运返故乡，徐肇开的遗骨亦在其中。不幸这艘轮船出发不久即触礁沉没，徐氏遗骨与大部分同乡棺木一同沉入大海。
直到110年后，2012年12月，新西兰独立制片人约翰·艾伯特率领团队找到了文特诺号的残骸。他们耗费不菲的资金，经过3年搜寻和勘探，整理拍摄成一部纪录片，名为《499人的回乡梦》。在片中，徐肇开的曾孙追述了沉船背后隐藏的那一段让人百感交集的故事。
“非我族类”其心异？
徐肇开在商场上大展拳脚之际，1881年新西兰政府代表参加在澳洲墨尔本及悉尼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会上讨论了如何对付日益增多的华人移民的办法。
同年，新西兰国会通过第一次排华法案，规定：一、中国移民入境，每人征收人头税10英镑；二、轮船载重量每100吨方可载一名华人。这一法案成为日后历次排华行动的立法基础。那一年，新西兰境内华人人口5004人，占其全国人口比例仅略高于1%。
其实，早在大批华人矿工进入奥塔哥金矿区，到白人放弃的矿坑继续采金之时，因华工勤奋耐劳而有所收获，排华的声音就开始鼓噪。如1871年5月当地报纸公开扬言：“所有各阶级一致公认，中国佬正在把我们将来应当传给同种的遗产全部吞噬光了。”同年8月，奥塔哥《每日时报》更登载英裔的淘金人协会主席流露赤裸裸种族歧视的排华演说：“我们是自由人，他们是奴隶！我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不信神的！我们是不列颠人，他们是蒙古人！”
幸而当年10月份新西兰国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调查中国移民问题时，根据客观事实作出了较为公允的结论，认为没有排斥中国人的充分理由。但10年过去，新西兰的“国策”还是发生了对华人不利的变化。
1881年之后十多年间，尽管华人社团一再上书国会，呼吁取消人头税之类不平等待遇，但并未受到新西兰当局的重视和接纳。1896年，新西兰国会再次通过总理史顿提出的更严苛的排华修改法案，规定：一、华人入境人头税每人由10英镑增至100英镑；二、原定轮船载重量每100吨方可载一名华人，改为200吨才可载一名华人；三、居住新西兰的华人，如回中国后再来，必须与首次入境一样缴纳100英镑人头税。
两年后，史顿总理实施养老金政策，惠及全体新西兰人，但特别注明“华人及亚洲人，即使已入新籍者，不能享受此福利”。第二年（1899年）更通过限制移民入境法案，要求非英裔移民要进行“教育测试”才能入境，进一步拒华人于门外。
日益严厉的排华条例，的确起到了阻止更多华人前来新西兰的作用。如1897年至1906年的10年间，新西兰入境华人1104人，出境华人多达1385人。1906年该国境内华人人口锐减至2570人，仅为总人口的不到0.3%，几乎只有20年前的一半（1886年在新华人人口为4542人）。
一般来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新西兰排华浪潮及排华立法，是受澳洲影响的，后人总结为“澳规新随”。原因很简单，两国毗邻且都以英国移民及其后裔为主。
华人在新西兰受到普遍压制及歧视的局面，直到1936年该国工党执政，实行种族平等政策，才算逐渐改观。工党政府宣布：给予中国及一切亚洲族裔移民均有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不久，中国的全面抗战及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中、新两国成为战时盟友，中国侨民在新西兰的地位和处境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抗战救亡齐努力
自1866年2月首批12名中国人抵达奥塔哥金矿区，到1886年的20年间，新西兰的华人移民大部分以淘金为业。如淘金热极盛之时的1874~1878年间，四五千名在新华人中，至少七八成直接从事淘金工作，1886年时仍有接近半数华人以此为生。但到了20世纪初，新西兰南岛上的金矿区资源日渐枯竭，1906年还有两成多一点的华人参与淘金，1926年一共只剩下17人了，只占该国华人人口的不到0.6%。
对环境适应能力甚强的华人，逐渐渗透到一些新的行业中。据新西兰1936年度人口调查结果，当时境内的中国人有914人（约占华人总数三分之一）从事果菜种植业，658人经营果菜零售业，208人从事洗衣业，其余500多人则分布在各行各业中。
新西兰华人的果菜种植业是最具活力，也是延续至今仍在发展的行业。这些华人在中国老家时，多为农民出身，熟悉耕种和畜养技术，还不时带来家乡的优良菜种。加上新西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他们供应的新鲜蔬果品种多样，很快就占据了饮食重肉类且结构相对单一的白人的餐桌。
华人的果菜种植与零售，又往往通过亲友同乡关系网络实现联营或兼营，他们起早贪黑，货如轮转，白人同业往往竞争不过，这甚至成为白人发动排华浪潮的一个借口。但惠灵顿及其他城市的市面上实在不能缺了华人供应的价廉物美的果蔬，那些抱怨和鼓噪只有不了了之。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西兰成为美军的训练和补给基地，政府大力支持果菜种植业，华人当仁不让成为主力。华人也借此对盟军取得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战期间，新西兰白人青年大多应征入伍，市场上青壮劳动力奇缺，本来白人办的工厂企业一向不请华人，现在也敞开了大门。1942年，新西兰政府甚至下令征调青年华人到重要的军需部门工作。年轻一代的华人也很争气，一般都任劳任怨、聪明能干，得到许多工厂主乃至一些政府机构欢迎。这为战后在新华人地位提高及职业范围拓展，都奠定了基础。
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新西兰华人也与世界各地大多数同胞一样，心系故国，倾力救亡。1937年7月15日，即卢沟桥事变后不过一周，设在达尼丁市的奥塔哥、修付崙两家华侨联合会，即将会内经费50英镑委托中国驻惠灵顿领事馆电汇南京，作为卢沟桥抗日将士的慰问金。8日1日晚，当地华人又召开华侨筹款抗战救国大会，上百人出席，主席杨汤城本身虽不富有，仍当场带头认捐30英镑，激发众人热诚，共计认捐1179英镑。会议决定长期救国捐款的“星期额捐”办法，即开店店主每周捐款半英镑，工人捐出每周工资的一成。
同年9月26日，在惠灵顿召开的新西兰首届华侨救国代表大会上，有15个地区42名代表参加，中国驻新领事汪丰一同出席。会议接受了“星期额捐”方法，决定当即在新西兰全体华侨中推广。
总计八年抗战，新西兰华侨给危难中的祖国捐款共24万多英镑。据国民政府统计，当时新西兰华侨3700多人，按人均捐款额计算，为世界各国华侨抗战捐款之最，其中又以奥塔哥、修付崙两支会人均捐款最多。
归去来兮胡不归
如前所述，中国坚持多年的对日抗战，以及太平洋战争中与新西兰一起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逐步让华人华侨在新西兰社会的处境和待遇，得以明显改善。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广州及珠三角一带，这是新西兰华侨家属聚集之地。为躲避战祸，包括近500名妇孺在内的一批家属，以难民身份来到新西兰。在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中国驻新西兰总领事馆及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联合游说下，新西兰政府同意在收取每人200英镑保证金的前提下，允许他们入境居留两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交通断绝，这些家属到期无法离境，最终获准延期。
到了1947年，一共1400余名华人妇女和儿童，由于战争原因获得了新西兰的永久居留权。此前，新西兰政府以征收人头税方式严控华人入境，早期赴新谋生的华人，以青壮年男子为主，其妻儿大多留守家乡，倚赖侨汇生活。战争难民的到来，彻底改变新西兰华人人口结构，自此，华人才真正有可能在当地扎根定居。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受冷战大气候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反共声浪高涨，中国大陆受到多方封锁，大多数新西兰华人不得已选择放弃归国。据1951年人口普查数据，新西兰华人共5723人（其中男性3633人，女性2090人），这是自1881年排华法案实施以来，该国居住的华人总数首次超过5000人。
此外，20世纪50年代起，新西兰政府鼓励推行种族同化政策，也进一步促成境内华人永久定居。一直固守家乡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华人，终于作出自我调整，逐渐接受新西兰的生活方式。至于以战争难民身份抵达或出生于新西兰的华人儿童，成长于西方环境，完成以英语为媒介的完整教育，不再像其父辈一样只能从事有限的几种职业，有机会成为医生、工程师、会计师、教师等专业人士，迈出向当地主流社会融合的第一步。
这一幕，恐怕是将近一个世纪前忐忑不安地登上达尼丁市码头，做梦也想着身入“金山”、衣锦还乡的那12位祖辈们，所完全无法想象的吧？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参考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的《新西兰华侨史》一书。所有图片均来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正在展出的《域外拾珍：1842—2016新西兰华侨华人历史影像展》，原图分别收藏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之亚历山大·特布尔图书馆，奥克兰图书馆及奥克兰战争纪念馆。感谢策展人李海蓉研究员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