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的演变：从为人不齿到被容忍 　——读查尔斯·R.盖斯特《财富之轮》

（原标题：投机的演变：从为人不齿到被容忍 　——读查尔斯·R.盖斯特《财富之轮》）

⊙潘启雯

19世纪晚期，芝加哥的一个漆黑夜晚，几个蓄意抢劫的流氓准备跟偶遇的一位老人搭讪。当他们发现这位老人不是别人而是“老哈奇”——本杰明·哈钦森，即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一个传奇池内交易商时，撒腿就逃。这为老人永远留下了他的钱和吹牛的权利……这就是19世纪商品交易商的威力。

期货交易是安排谷物和其他基本商品，延期交割或者远期交割的一种古老方式。起初，这种交易因到货时交易而知名。在交易中，买主购买合约，其合约规定，农场主的谷类作物在不远未来的某个日期交货。约定价为某个特定日期的价格。如果价格下跌了，买主仍有义务按约定价格购买；而如作物歉收，那即使农场主不得不到别处购买，也仍须按约定价格交付谷物。这即是期货市场的起源，本是保护农产品交易的一种契约方式。但期货交易商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守这一标准，他们不把这当作延期交割的贸易方式，而是在商品上投机。他们并不想要实物商品（当时的农产品），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以高于他们合约买入价的价格卖出合约。同样，他们也是贪婪的空头，常常卖出合约，随后再以更低价格买回，从价格下跌中获利。这与期货交易商真正的目的有着天壤之别。由此，期货市场的发展史，就彻底变成了“投机”史。

当时的批评家们声称，池内交易是为那些暗中做手脚以使自己有可能成功获利的赌徒们而准备的。无论买进卖出，他们都不按交易基本法则，却利用相互勾结和操纵市场来谋生。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农场主们成功地利用了这种看法，却从未成功说服立法者们改变或废除期货交易，尽管他们曾经几乎成功说服了立法者。在《财富之轮——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的作者盖斯特看来，自从美国南北战争前期货交易在圣路易斯和芝加哥开展以来就存在挥之不去的持续混乱，是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赖于公开叫价的交易制度的任何一个市场——在这种市场上，交易商们在交易区域即交易池（Pit）内通过声音和手势信号彼此交流，注定要受到批评。就其所要执行的重要的经济功能而言，它看来像是个靠不住的场所。

《财富之轮》对美国150余年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按不同时期分章详细梳理和评述，时间跨度之长久、历史资料之丰富、人物言论之鲜活，在已有研究美国期货投机发展史的著述中罕有。著者查尔斯·R.盖斯特曾是伦敦商业金融区资本市场分析家和投资银行家。纵横对比整理史料，他发现，到南北战争结束时，池内交易商们的声誉已得到了提高。在战争爆发前，哈钦森以每年1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一个席位并开始交易。他注意到，小麦价格受金价的影响。因此，他研究黄金，并按他在这一贵金属方面所观察到的趋势交易小麦。这两种商品的价格几乎不间断上涨。哈钦森尽其所能囤积了他所能买得起的小麦合约，然后在其他交易商们叫嚷着要买进更多的时候开始悄悄出售。当小麦价格达到顶峰时，哈钦森大胆卖空了更多合约。当小麦价格下跌时，他补进，赚了一大笔钱。整个交易已为世人所熟悉，但哈钦森依靠外部经济数据交易决策的做法却是全新的。当一名场内交易商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厅里纠缠并恳求他解释，他到底是怎么知道价格会下跌时，总是沉默寡言的哈钦森只是转过身去厉声说：“黄金！还有战争！”

在充斥着许多经典的囤积居奇和市场操纵行动的19世纪落下帷幕后，20世纪又在相似的大规模市场投机的声调之中粉墨登场。然而，当投机商渐渐退出人们视野时，新闻舆论的诟病和争取提高交易池标准的运动又登上了中心舞台。尽管进步主义处于全盛时期，但环绕着哈钦森等人的传奇依然博得了新一代池内交易商的赞赏。

盖斯特发现，当期货交易成为“牛仔资本主义”（cowboy capitalism）的鲜明特征时，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没有任何限制，而游戏规则似乎只在交易过程中才被制定出来。多头们和空头们面对面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枪战”，更强壮、更敏捷地幸存下来。农场主们反对期货交易所，因为那些神话和大量金钱据说是在囤积居奇和空头袭击这两个恰恰截然相反的交易过程中被制造出来的。当特别机灵的池内交易商把囤积居奇和空头袭击在同一交易中结合起来时，要准确地说出正在发生什么事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据盖斯特挖掘，美国期货史上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确定州长是否有权控制期货市场”。20世纪70年代初，当普通股期权随同金融期货一起被引进时，期货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了——依附于金融工具的合约使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开放、参与者更多，并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保证。不幸，在《商品交易法》中没有任何关于非农产品期货的条款，而新兴市场在没有任何得力管制者的情况下迅速成长，直至1974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创立。在期货交易所引进金融期货之后，期货市场开始获得几十年来一直缺乏的受人尊重的地位。在当时，期货市场能提供依附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股指期货这三者的期货合约，以及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普通股期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合约是依附于在纽约而不是在芝加哥交易的标的证券合约。现货市场即为证券本身的交易而设立的市场，在别处也可以看到。奇怪的是，它赋予了衍生品市场更多的合法性。衍生品的定价完全基于现货证券和投资者需求。当期货市场仅仅交易农产品合约时，价格实际上不那么可信，因为现货价格是在同一交易所被确定的。在同一场所确定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常常引发囤积居奇和空头袭击。把两者分开，则赋予了期货市场更高的可信度。

在人类的几百年金融历史上，近一百年应是价值投资者占据上风，但投机者从未淡出过历史舞台。盖斯特还特别提到，苏联解体后，私有化和故事资本主义已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基本要素。于是，新一轮投机以不一样姿态开始了。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经过数百年争论，投机似乎最终得到了广泛认可。投机者从“众矢之的”或“为人不齿”的标靶中心逃离出来，成了金融制度下可以被“容忍”的存在。

哈钦森在19世纪垄断小麦，20世纪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又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垄断了债券。哈钦森以黄金的轨迹来预测小麦价格，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用不能控制趋势的复杂定量模型推行杠杆交易。与任何好看的牛仔戏一样，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显，成功是靠获得别人不能取得的成就来衡量的。

用盖斯特的话来说，“模型和风险管理技巧并不能与整个市场的基本实情相抗衡。当期货合约商品化后，没有人会再以原来的投入玩过时的比赛。当价格差和供需波动消失时，利润就不存在了，一度被认为新颖的东西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么监管机构的问题就变得相当突出。由此，盖斯特不忘提醒世人：“新产品需要同样聪明的人监管，除非监管机构能提前探知风险，否则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这听起来很合理，但迄今为止的历史记录上却没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衍生品市场的创造性远远超越人手不足却又试图指手画脚的监管机构。”

衍生品市场暴露出了市场资本主义的所有瑕疵，也经历了通过期货和掉期交易获得真实经济利益的短暂辉煌。对掉期和期货的熟练使用，帮助很多公司减少资本成本，有力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催生了低通胀和全面繁荣兴盛。可是，也正是那段时期产生了几桩金融史上未曾有过的丑闻。公众反应很强烈，尤其当丑闻涉案资金数量极为庞大时。市场面临政府强烈反应带来的风险。在美国，通常严格的金融规章制度只有在金融危机后才会实施。对有效监管的伤害之一可能就是创新，过去几年，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每一次投机事件，最根本的就是大量财富的快速转移。也许有人会争论说，偶尔的金融丑闻只不过是创新的代价而已，然而，衍生品市场中货币的数量不能轻易地一笔勾销。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在衍生品丑闻中损失的货币数量，相当于美国18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衍生品市场发展史所留下的教训是，监管机构必须根据市场迅速调整，不然，一些不可避免的牛仔资本主义图谋或许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披沙录

不得不承认，传统商学院的课程设计过于关注经商之术，而未能与学生探讨“为何经商”这一首要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和处置财富。人类已失去资源充足的“狩猎场”，仅剩一叶“方舟”，如何在这架方舟上实现共同繁荣，树立一种新商业文明、一种更健康的商业秩序迫在眉睫。旧商业文明关注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新商业文明格局下企业更关注与社会、环境、用户、员工的关系。本书勾画了一幅未来商业的蓝图：谷歌“不作恶”、苹果的包容、耐克的零废物……企业被顾客所爱戴，被竞争者所羡慕，被所有关心我们这个星球未来的人们所尊重。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企业有必要构建一种新型经营理念，更关注真实的价值创造而非仅关注股东利益，这是企业获得更高水平的优势从而持续获利的必然道路。有评论说，本书是对企业家的行动召唤，作者提出了更具创新性的社会变革和商业变革路径。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对冲基金发展史，充满了对美国金融界人物戏剧性沉浮的描述。作者以轻松的语气讲述了这个行业一系列为人熟知或不广为人知的神奇人物，从对冲基金的鼻祖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到20世纪最后20年与索罗斯齐名的十足的赌徒迈克尔·斯坦哈特，从金融大鳄索罗斯，到老虎基金创始人朱利安·罗伯逊，从成功预测1987年危机的保罗·都铎·琼斯，到密码破译员詹姆斯·西蒙斯，再到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肯尼斯·格里芬。基于对对冲基金行业领军人物300个小时的真实访谈和无数的业内第一手资料，作者深入对冲基金从开始出现到成长壮大的鲜为人知的历程，经历其中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的种种精彩事件，真实体验在每一次的交易和崩溃中他们的情绪激昂和无助，华尔街的生存之道、美国金融界的商业文化由此被演绎得出神入化。

每次我们在交易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接下来会是什么价格？”如果孤立地看价格与成交量这两个交易中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得到的信息不多，但若将这两个力量相结合，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分析方法。量价分析之父理查德·威科夫曾多次采访杰西·利弗莫尔、J·P·摩根，发现这些投资大师都拥有一个共同点：将行情纸带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通过价格、成交量、时间、趋势，发现最基本的供求规律。本书详细阐述了查德·威科夫分析方法精髓，系统介绍量价分析方法的各个层面，包括首要原则、市场如何被操纵、需要注意的重要的K线图形态、支撑位与阻力位、动态趋势和趋势线、价量分布分析，所有这些构建起了完整的量价分析法。安娜·库林，是一名货币、商品、股权交易者，交易过多种金融工具，从期权、期货到股票与商品，定期为英国与国际出版物撰写各种主题的金融分析文章。

这是当选2015《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领袖的作家、民谣歌手钟立风的最新随笔集——有关阅读旅行的奇遇幻想，最具文学性的音乐笔记。近百篇轻快随性的短文，记录了他几年来阅读、旅行的际遇和感受，充满灵感的跳动和平淡中的趣见。他迷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诚恳地思索，热烈地感受，音乐、文学、旅行、电影都是他“生命的需要”。读者与他之间，就像是偶然相遇的旅人，两人对饮一杯清酒，听他分享一个故事。在朴素而流利的书写中，你找到了自己，我们认出了彼此。全书分四个部分：最好的相遇——这也许是世间最奇妙的缘分，是我一切灵感的开始；流浪者旅店——当他远航归来，总有故事要说；裴维尔的歌——你能讲出秘密，又不会泄露自己；你好，安娜·卡列尼娜——我不刻意要做一个旅行者，我觉得在书房的圈椅上云游四海，也是属于自己的旅行。

飘荡在三个世纪前的

风笛声

——读《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

⊙陈华文

二十年前，由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勇敢的心》公映后，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英勇不屈的形象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人知道苏格兰是当今英国的组成部分，少有人知道的是，两三百年前苏格兰人点燃了现代世界文明的火种，为世界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转型，贡献出了影响深远的知识和智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的《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试图擦去岁月的尘埃，梳理苏格兰曾在现代世界进程中发挥过的关键性作用。

直到十七世纪末期依然是欧洲最贫穷落后的苏格兰，十八世纪中期后迸发出惊人力量，涌现出哲学家大卫·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等大批文明史中的巨人。这些人引领苏格兰启蒙运动，创造了构成现代世界闻名的科学技术、现代经济与政治制度。苏格兰当时人口仅约两百万，无论自然环境、矿产资源，还是农业生产等，都无法与英格兰相比。

那么，为什么苏格兰能异军突起？归纳起来，其核心要素是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摸索过程。其中，思想的启蒙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人们普遍以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开拓者，然而从横向上看，法国思想启蒙运动汹涌澎湃之时，苏格兰也正在经历思想启蒙运动。与法国不同的是，苏格兰思想启蒙运动安静、温和得多，以致所激发出的能量常被史学家们忽略。

如果说法国的启蒙思想来自贵族和知识分子的沙龙和聚会，那么苏格兰的思想启蒙，则主要来自大学。从十五世纪开始，苏格兰就相继建立起圣安德鲁斯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阿伯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些大学完全按照世界上最早创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的模式建立，而苏格兰诸多大学教员，也都来自欧洲各地，很多享誉盛名的学术泰斗，早期就云集于苏格兰的大学。例如，和伊拉斯谟齐名的科学家约翰·缪尔，曾经先在巴黎索邦大学任教，后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当时苏格兰在经济方面有欠发达，但是教育并不比欧洲大陆逊色。另外，苏格兰的大学与欧洲大陆的大学经常密切互动，思想与知识的传播，为苏格兰点亮现代世界文明的火光提供了前提。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占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有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出现。时至今日，苏格兰依然云集着一批全球实力雄厚的大学，这些大学为英国的整体发展，依然起到领头雁的作用。

苏格兰的知识分子们，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已坦然走出了中世纪的神学藩篱，倡导人文关怀，“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今天我们回望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一大批耀眼的苏格兰人的学术著作，是一份叹为观止的书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道德、哲学及文学随笔》，威廉·罗伯逊的《苏格兰史》《查理五世统治史》，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托马斯·里德的《从常识的原则探讨人的心灵》，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体系》，卡姆斯的《人类历史纲要》……这份书单，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那就是历史和人性。他们将人类视为历史的产物，他们主张人类最根本的性质——包括道德精神，都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受到个人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归根到底，人是环境的产物。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GDP的增进，抑或是物质财富的增进？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国富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应有两个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们能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而在《国富论》中，我们既可看到斯密对地主阶层不劳而获的批判，也可看到其对资本家“卑劣的占有精神”的嘲讽。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应被视作社会公义代言的学者。

在现代世界文明开拓之初，苏格兰的知识分子率先将社会科学进行了细分，如人类学、民族起源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本书中写道：“苏格兰人认为，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此前欧洲的知识分子，看上去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什么领域的学问都懂一些，然而学海无边，任何一个人的学识毕竟有限，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知识。苏格兰人当时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对社会科学按专业分类，其意义在于：一个人在专门研究领域里深耕细作，往往对现实和未来能作出更卓越的贡献。

苏格兰知识分子群体点燃现代世界文明火光的同时，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程师们，对现代世界作出的贡献也令人刮目相看，如蒸汽机、火车、自行车、电话、轮胎、青霉素、电视、冰箱、ATM机、克隆技术等，都凝聚着苏格兰人的智慧。尤其当时格拉斯哥大学的制作工人瓦特，改良蒸汽机，直接引爆了英国工业革命，改写了人类发展史。

工业革命后，苏格兰人开始向美洲移民，《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甚至认为“现代美国就是用苏格兰人思想建构起来的国家”。苏格兰为现代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给当今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至少带来三点启示：首先要大力发展教育，但并非多修建一大批教学楼和实验楼，而要培养青年人的学习、科学发现、学术研究的兴趣，探求一切未知领域的兴趣；其次是要力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并行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重理轻文的现象十分突出，其实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样重要，人文社会科学是思想的发动机，也是社会的良心之所在；最后是要树立文化自信意识。中华文化延续几千年，有其内在的生命活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必将长期存在，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意识，大力弘扬本民族文化，中国未来之路才会更顺畅、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