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女性不能当大厨？ 性别歧视欠我一句道歉

去年6月，广州女子高晓（化名）在应聘广东某酒楼厨师一职时被拒，理由是“只招男性”。一怒之下，高晓将该酒楼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决酒楼构成性别歧视，须赔偿高晓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但驳回了高晓要求对方道歉的诉讼请求。

“你歧视我，我就想要一句道歉。”这样想着，高晓较起了真儿，提起了上诉。

9月20日，“较真儿”等来了终审判决。这一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仅维持了一审认定用人单位性别歧视、赔偿高晓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而且判决用人单位向高晓作出书面赔礼道歉。这是全国第一宗因为就业性别歧视，被法院判决书面道歉的案件。

拒绝 仅仅因为是女性

2015年6月28日，高晓在某网站上看到广东某餐饮公司招聘厨房学徒的广告，面试地点在广州越秀区的某酒楼。高晓一心想当大厨，又觉得自己的条件符合任职资格描述，便于次日前往酒店应聘。

但是，高晓到了面试地点后，负责人告诉她，因厨房学徒一职已招满，故不安排面试了。

不过，就在当年7月，高晓再次在网络上看到了该酒楼同一岗位的招聘广告。

高晓无法理解，她打电话给酒楼询问。这次，对方告诉了她真相：“厨房不招女工，有厨师证也不行。”此后，高晓多次询问酒楼的应聘要求，对方都告知“仅招男性”，并且在不久后，索性把网页上的招聘信息中的任职条件也改为了“男性”。

“厨房学徒只有男性才可胜任吗？”高晓很是想不通，况且，她自己还拥有中式烹饪师三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完全符合任职要求。

高晓觉得，酒楼只因自己是女性就将自己拒之门外，而且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这实质上是就业性别歧视。

2015年8月18日，高晓以民事侵权诉讼将该酒楼及发布招聘广告的公司告上法庭。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当天立案。

这天，一群家庭“煮妇”专门前来支持高晓，表明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强烈不满。

在一审开庭中，酒楼出示了新证据。证据之一是4位男性在从事搬运盘子、货物等重力活的工作照片。该酒楼辩称，厨房学徒的工作强度较大，在招聘中并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相反，酒楼内雇用了大量的女性员工，而且她们的工作并非如高晓所指“仅仅与厨房沾边”，而是在餐饮工作中具有相当意义。

经过一审的三次开庭，2016年4月3日，高晓收到了判决书。法院认定，该酒楼招聘岗位的工作强度并未达到不适合女性从事的范围，其以高晓性别为由多次拒绝录用高晓，侵犯了高晓的平等就业权，构成了对高晓的性别歧视，给她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

最后，法院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高晓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驳回了高晓要求对方道歉的诉求。

上诉 只为一句“对不起”

收到一审判决书10天后，高晓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很简单：要求对方正式书面赔礼道歉。

对于高晓有没有理由获得道歉，她的代理律师、北京市瑞凯律师事务所黄溢智律师和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陆妙卿律师都找到了大量的法律依据。

记者在高晓的《民事上诉状》上看到，高晓一方提出，不论是《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7项，还是《民法通则》第134条第10项，或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都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陆妙卿解释：“这些条文都将‘赔礼道歉’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

黄溢智在2012年代理过我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曹菊案”。在她看来，此类案子最重要的不是赔偿，而是道歉。高晓案一审判决前，黄溢智曾表示，如果酒楼方愿意承认歧视事实，并正式书面道歉，他们也接受庭下调解。不过，从立案到开庭当天，酒楼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

而对于一审判决，黄溢智告诉记者：“一审结果既不能补偿到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和维权成本，也未能慰藉到女性仅仅因为性别而失去谋生和发展机会而遭遇的精神压力。”

“从法律层面来说，法院应当首先考虑其赔礼道歉的请求，在判令赔礼道歉之外，再判令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也是高晓在调解过程中多次强调的。”黄溢智说。

2016年9月20日，二审法院维持一审的判决书主文，两被告须赔偿给高晓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同时，改判两被告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高晓作出书面赔礼道歉。并且，若两被告未在指定期间履行，法院将在广州地区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由此产生的费用将由两被告承担。

隐忧 “企业一直没受到挑战”

尽管最终胜诉了，但高晓的两位代理律师认为，这类性别就业歧视案件要获得非常满意的结果，并不容易。

黄溢智表示，遭歧视女性所获赔偿过低。“对于实施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来说，2000元的赔偿是极低的一笔开支，与其实施就业歧视行为的严重性是极不相称的；这也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中对切实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权的精神。”黄溢智说。

许多女性即使遭遇了性别歧视，也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数”。

陆妙卿告诉记者，性别就业歧视类案件只要证据齐备，胜诉不难，关键是真正去起诉的很少，“因为企业一直没有受到挑战”。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性别就业歧视现象的普遍。陆妙卿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女性在就业市场被歧视，很大一个原因是企业认为女性将来会生育，生育后休产假3个月到半年，相关工作需由他人替代。

2014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针对招聘性别歧视行为的平等就业监管机制研究”课题组对北京市、山东省、河北省三所“985”、省部共建和普通高校的应往届本专科、硕博研究生开展了“助推女大学生公平就业问卷调查”，高达86.5%的女性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其中有64.1%的女性遭遇过5种及以上的性别歧视，另有33.4%的男性承认在招聘中存在性别歧视。

“招聘广告中点明了不招女性，是典型的显性歧视，情况很恶劣，这也是我们要求被告方道歉的理由。”陆妙卿说。不过，她认为，这个案子将赔礼道歉写进判决书，对于遭受歧视的女性起到了鼓舞作用，具有指导意义。

“毕竟，目前国内同类案件中只有这一起的道歉诉求获得了支持。”陆妙卿说。

（本文制图：范宇楽 策划：雨霖）

对话

“高晓案”原告代理律师：

都“较真儿”才能改变就业风气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实习生 冯晓书

高晓案是中国第一例由法院判定支持书面赔礼道歉的就业性别歧视案，也是我国进入司法程序的就业性别歧视案件中胜诉的第4例。在现实背景下，就业性别歧视情况其实并不少见。但为何如高晓一般“较真儿”的人却并不多见呢？就业性别歧视司法维权难在哪？《工人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本案高晓的代理律师、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陆妙卿。

记者：就业性别歧视情况比较普遍，但选择坚持维权的人并不多，这是为什么？

陆妙卿：首先对于应聘者来说，维权成本太高，其胜诉所获得的赔偿根本不足以平衡支出，这也直接导致许多女性不愿维权。另外，败诉赔偿的额度也不足以遏制企业在招聘中的歧视行为。在目前进入司法程序的就业性别歧视4个案件中，除了一起以和解告终、原告获3万元赔偿的案子，其余3个案件赔偿金额都不过2000元。

更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女性求职者在求职中，面对这种性别歧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权益已经被侵犯，甚至有些女性认为，企业“只招男性”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与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密切相关，但其实这种分工模式已经在改变了。

记者：在女性求职者维权的过程中，还存在其他哪些方面的困难？

陆妙卿：立法层面还存在需要完善之处。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这些法律较为原则性，欠缺实施的细则或者指引。

同时，用人单位在这方面的意识也十分薄弱。我国也缺少相关的部门来对企业进行反就业歧视方面的宣传和指导，导致众多企业不了解哪些行为属于歧视，哪些不属于。如果有相关机构给企业指引，或者说在用人单位发生这类行为时及时给予提醒，发一封警告信，那么企业就会有所收敛，或许就不需要个人对企业提起诉讼了。实际上对企业来说，这种执法带来的威慑力比诉讼带来的要大。

记者：高晓案经历二审，就为一句正式书面道歉。为何她会如此执着于此？

陆妙卿：受到就业性别歧视会对当事人身心都造成巨大影响。拿本案来说，高晓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厨师，用人单位的这种拒绝等于扼杀了她的梦想。诉讼首先是争取一个成为厨师的机会，也希望通过个人来影响整个行业的就业风气，改变这个行业对女性的歧视现象。此次判决书面道歉是司法对性别就业歧视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