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政策现实:印度“权威人士”的经验

（原标题：经济学家与政策现实:印度“权威人士”的经验）

徐瑾
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举国关注，抛开站队，或许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重视，即如何看待经济学家与政策建议者（政策批评者）定位与关系？理论与现实之间如何平衡，国际经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验有什么启发？或许印度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的经验可以提供宝贵借鉴。
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强调理念的重要，他说自以为是的实干家往往只是某个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狂人执政的理念也可能不过是拾人牙慧，“和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相比, 特权阶级的权力被过分地夸大了。”作为校园走出的经济学家，巴苏曾经觉得凯恩斯有点言过其实，等到他深入政坛担任印度财政部部长首席顾问几年之后，才发现凯恩斯并非夸张。
他在新书《政策制定的艺术》即感叹“思想、思考方式、固有信仰、思维模式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重要,也比特权阶级的影响更深远。”作为印度籍经济学家，巴苏所受教育与职业生涯也多数与印度有关。在巴苏年轻时代，印度政治纷争激烈，他的父亲希望他学习一些更有用的科目，他自己则希望什么都不学，两人最终妥协为经济学。巴苏在印度接受本科教育之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博士学位，期间也受益于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不少。巴苏本人是一位颇能享受学术生涯的严谨学者，在逻辑的世界中他曾经自洽满足，他回到印度后创立德里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中心，因为自身研究而受邀加入康奈尔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也在诸多一流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多数时间在印度德里经济学院工作，研究之余，享受其中自由辩论与多元讨论的咖啡馆氛围。据说德里研究院的咖啡馆非常有名。从咖啡馆氛围多少可以看出德里研究院的自由，这座学院成立于1949 年,实力非凡,巴苏甚至认为它的学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数一数二,甚至能与工业化国家顶尖的研究机构相媲美。更令人吃惊的是，在等级观念严格的印度，巴苏认为学院几乎不存在等级观念，“甚至对那些在政府和工商企业任要职的人有那么一点点轻视”，而且外界政治变化对它几无影响。
正因为大学充满自由的气息，自由也导致了思想的自由生长与恣意结果。巴苏甚至表示自己对印度经济的了解也来自咖啡馆，“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子，只要你走进店里,都会看到计划委员会的成员、坚信印度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学生干部、英迪拉·甘地的经济顾问、宣扬政府对一切都不应干预的芝加哥学派信奉者、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及未来的总理等,他们都沉浸于热烈的交流与讨论中。”巴苏的轨迹变化发生在2009 年，时任印度总理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邀请他担任印度政府设在财政部的首席经济顾问(CEA)之位。这一职位看起来有些特别，可谓是国际经济要员的钟南捷径。随着印度经济起飞，这个职位越来越重要，而貌似中国的顾问好像没这样受到重视。
结束这一工作之后不久，巴苏从2012年起接替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而拉詹（另一位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就是从这个位置去印度央行当了行长。和一般以经世济国为己任加入经济学帝国的学者不同，巴苏曾说自己从未抱着拯救世界的雄心去研究经济学。他的个人经历其实相当有趣，尤其是从学者到政策制定者的困难转换，他说自己最初几个月里感到迷茫,事后证明这份工作是其职业生涯的重要经历,“它给予了我单独作为政府官员或研究者都无法获得的独特观察视角。”经济学家曼昆曾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试着帮助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在后发国家之中，经济学家意义非凡，先进国家的海外经验更是每每使得海归经济学家有着经济巫师的地位，无论过去的南美还是今天的亚洲。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巴苏在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冒险尤其有价值。这一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经济学成为显学之际，经济学家在经济挂帅的中国曾经成为最为显达的学者。那么，在一个派系林立利益错综的真实政治世界，尤其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又起步较晚的民主国家，印度的经济智囊如何作为？
巴苏的著作大概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解析经济学在转型国家的作用：首先，在国家层面而言，国家经济起飞的方案并非不可以设计，但是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投入，“表面看起来完善的政策可能会在貌似不相关的领域,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比如触发通货膨胀。现代经济理论为世人提供了经济管理工具,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工具制定成功的政策”。他甚至批判了一种常见的观点，即早期一国的崛起并不需要经济学和统计学知识——这种观点是否有点初级阶段论或者国情特殊论？巴苏批判这种观点之荒谬,好比有人因为历史上很多人在缺少现代医药的情况下仍能存活下来,就得出现代医药无用论。
其次，他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者必须有经济学思维，认为缺乏二阶思考能力（two-stage thinking）在政策制定中屡见不鲜,而就此出台的政策往往是好的初衷坏的结果，最终损害国家利益。最后，在民主社会，民间主流意见声音也不可忽略，这意味着随着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任何公共政策其实都很难直接强加给民众。2016年的黑天鹅事件英国全民公投退欧其实就给予精英以及民主浪漫派一个警醒。巴苏指出，建立民主和推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冲突的，因此他强调经济学家不能只面对政策制定者，还有必要将解释对象延伸到普通民众和选民。唯有改变民众的观念，才能降低重大变革的难度。如何使得民族主义不流变为民粹主义，其实需要给予民众较好的经济学观念教育，毕竟不少直觉判断并不符合经济学结论。
最典型是，政府的福利开支乃是来自税收，过于讨好民间的行为往往会造成公共债务的堆积；再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并非总是有利于民众，这点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美国与日本，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更甚。这里也可以对比中国的经验。我曾经在拙著《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一书谈过，所谓公共政策，自然事关人人，但公共政策建议却难免个体经验限制。其中，尤其谈到了经历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改革历程的经济学家邹至庄，他对于政策建议有其经验。他首先强调政策的可行性，认为经济学家们经常过分迷恋于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即使这样的理想毫无实现的希望，他们也禁不住要对别人鼓吹卖弄，有可能失去政府官员的信任，进而使得建议受挫。
其次，邹至庄认为选择合适的官员合作也尤其重要，而这来自经济学家自身良好的判断力。他认为能够理解政策建议，并有足够的领导力，能把好的建议提升到政策高度的人才是合适的政府官员，但实际上这样的领导往往可遇而不可求。第三就是时机问题，时机不对，再好的建议也会付诸东流。邹至庄最后强调，经济学家应该保持心态的开放，承认自己也可能犯错，与政策推行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学习关系。总结而言，巴苏将制定经济政策上升到综合各领域知识的艺术高度，经济学家的决策有点类似工程师。他的著作可谓一次导游，类似一本发展经济学工具包。“必须善用统计学和数据,以把握历史规律；必须具备出色的叙事能力,甚至要达到人类学研究对叙事水准的要求；还必须能运用经济理论和演绎推理。”
作者公号《徐瑾经济人》，近期出版《有时》《印钞者》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