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奖牌精英战略说到美国大选生态

（原标题：从英国奖牌精英战略说到美国大选生态）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一百二十二

从英国奖牌精英战略中起码可汲取两个教益。任何一项政策，有利有弊，单说一面，就形同“扯淡”。政治领导人要能担当，落实富有长程眼光的政策措施。一味与多元利益集团周旋，对自己属意的政策只讲好处，对政敌的政策只强调坏处，都是失职。

第三十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里约落幕了。中国女排占得鳌头，令国人喜出望外；金牌数锐减，落于英伦之后，又颇令人神伤。各方媒体对此多有评论，分析英国人的奥运奖牌战略何以如此奏效。要知道，在20年前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英国只得了一枚金牌。为起弊振衰，英国政府在1994年设立了体育局（UK Sport）来协调国家奖牌战略，背后的财力支撑，则是体育彩票的巨额收入。英国人策略是，只资助能上领奖台的选手，栽培有获奖潜能的苗子。这种“精准打击”战略，十年后开始发力。近几届大赛中，英国国旗升起的次数节节上扬，在下届东京奥运会上这股势头仍可望持续。

以体育彩票扶持的奖牌战略“唯奖牌是瞻”，舆论的批评从没断过。然而促成此举的首相梅杰及其内阁，还是坚持了下来。梅杰有窝囊无能的差评，常被英人讥为笑料，和美国的卡特前总统有得一比。但他发起的奖牌策略，增强了英国人的荣誉感，洗刷了他执政时的负面印象，重新确立起他是个有作为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

这和我们在讨论的美国选情又有什么关联呢？起码，有两个教益可以从英国奖牌精英战略中汲取。任何一项政策，有利有弊，单说一面，就形同“扯淡”。英国体育局既设定了单纯的目标——竞取奖牌数目，就愿忍受其代价，所谓UK，不是全体国民的健康和兴趣，而是国家荣誉感。能坚持下来，终会得到民众认同，此其一，这对我们能否有效提升男足实力很有参考价值。譬如说，想通过办几万个足球学校，而不是集中发掘和栽培尖子的策略，恐怕是难以济事的。

其二，政治领导人要能担当，力排众议，落实富有长程眼光的政策措施。一味与多元利益集团周旋，敷衍选民，对自己属意的政策只讲好处，不讲成本，对政敌的政策只强调坏处，回避其长远效益，都是失职，都是领导力沦丧的表现。从美国近几十年来的选举已看得相当清楚，别说像老罗斯福总统这样有担当有责任感的领袖人物无从产生，就连肯尼迪五十多年前在总统就职演说里的那句名言：“别只顾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再也没有一个候选人敢这么要求选民了。推诿扯皮、似是而非，于是就成了竞选的通病。

简单来说，在分析候选人提出的施政纲领时，就像评估一家企业的业绩，必须像对待复式簿记那样，既要看它的“贷记”栏也要看“借记”栏。若只听从候选人所标榜的政策收益，而只看其竞选对手的政策成本，那注定就摆脱不了他或她的忽悠。在这个层面上，经济学的分析，把握一项政策的实施“净值”，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笔者这里借用一篇精短的演讲来说明。演讲者萨金特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12年的诺奖得主。他2007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通篇演说不超过300个词，对经济分析和经济学人的职责所做的概述，却是无比简约，异常精准。

萨金特开宗明义说，经济学不过是经过组织的常情常理而已。他接着谈了经济学科的教学取得的若干有价值的结论：1. 许多事情虽然可欲，然而却不可操作；2.个人的追求和群体的利益往往得有所取舍（trade-offs）；3.与自己相比，总有人在能力、努力和偏好上有更多的了解；4. 任何人，包括你希望帮助的对象，总会响应激励的。这是为什么社会保障系统的运作，结果总是与设计的初衷走样；5. 平等和效率并不一致，而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6. 一个经济体或一种博弈处于均衡状态时，人们满足于他们已做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善意的局外人要谋求改变，不管促进或是促退，都那么难的原因；7. 你迟早会对激励产生响应。有些承诺你纵然想履行却做不到，原因就在于此。他人也不会相信你能履行这些承诺，假如承诺同你自己的利益不相符合的话。其中的教训是，在做出承诺前你得想明白了，要是所处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你是否还愿意信守然诺。你的声誉与此大有关系；8.政府机构和选民同样响应激励。这是政府机构往往会违约和爽约的原委；9.一代人是能把他们的亏空转移到下一代的。这是政府的国债和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正在干的事情。（新加坡的社会保障系统还干不了这个）；10.政府花了的钱，国民今天也好将来也罢，到头来总得还，或者是通过明里纳的税，或者是通过暗中的通货膨胀；11.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有其他的人来代他们偿付公共服务和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再分配给自己的好处）；12.正因为市场价格汇总了交易各方的信息，所以要预测股价、利率和汇率是异常困难的。

萨金特的这些意见，我认为非常精当，相信各位读者也会同意。经济学纵有许多不是，饱受批评，但比起政客、大众，还是要高出一头的。前提当然是，经济学人头脑足够冷静，还没受着太多的强力忽悠。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地头力：一种精神自由和文化自信

奈斯比特用他敏锐的双眼，一下子抓住了地头力的灵魂。他用自由精神和文化自信这个视角，透视中国人，透视中国社会。在他看来，凭借地头力的自由精神，中国人走到了今天；凭借地头力的文化自信，中国人还将走向未来。

心性乱了，洪荒之力就被锁住了。那如何使人们沉静下来，释放洪荒之力呢？我记起了与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的交流。奈斯比特以《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两部著作奠定其未来学家的坚实地位及全球影响力，还被推举为全球管理50人之一。到了耄耋之年，他将笔锋指向了中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辟的见解，与夫人共同着手撰写《中国大趋势》。

一次在北京金融街利兹饭店咖啡厅商讨工作时，我说起了老娘的故事，并提起了“老娘说”：“头拱地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车到山前必有路，出水才看两腿泥”，“是人不要管，用管不是人”，等等。

奈斯比特夫妇听后眼睛一亮。一个长久困扰他们的切入点问题，竟被“老娘说”给撞开了。行动已很迟缓的奈斯比特很费周折地站起来，在咖啡厅里来回踱着步自言自语：“太好了，太好了！这样真实的不识字农民的故事，会打动地球人！”他走到我面前弯下腰看着我的眼睛问：“你老娘吃了那么多苦,把你们都培养出来了。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你老娘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回应：“每当遇到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和痛苦，我老娘总是会用一句话带过去‘车到山前必有路，出水才看两腿泥’！她总是会爽朗地大笑！那是一种什么精神？表面上看上去苦大仇深，实际上我老娘骨子里是一种自由精神。她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倒。再苦再累，她都坚持着中国人自古就有自由精神的传承。我体会这是我老娘传递给我的重要精神支撑。”

奈斯比特哈哈大笑，竖起了大拇指：“是的，中国人的自由精神。也就是凭借着这样的自由精神，中国人今天发展了，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世界的领头羊，都是具有自由精神的！”

原来，奈斯比特久久确定不了《中国大趋势》的开篇，究竟如何引出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部分西方读者对宽阔的背景描述不感兴趣，奈斯比特要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切入点。他对闪烁着普世价值光芒的“老娘说”大感兴趣。于是，他在《中国大趋势》第一章用一个醒目的小标题“精神自由”讲述了我老娘的故事。第二章用“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为大幅标题。老娘的地头力精神，不只是一直在激励着她的儿孙后辈，同样在经过梳理诠释后，可以激励所有奋发创造的中国人，可以激励着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

下面是该书的节选：

精神自由

1977年，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公司，邓小平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原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前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交流学者（Fordfoudation Fellowship）中国知名学者王育琨解释说。

“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吕春华，出生于1920年，比男人还能干。父亲去供销社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她白天跟男人们一起去推小车，晚上还要加工粮食多挣工分。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不识字，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连中学都不能上，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大哥1961年考进了南开大学，大姐1963年考进了鞍山钢铁学院。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实际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车到山前必有路，出水才看两腿泥”。我们必须摆脱精神枷锁的桎梏！

1978年5月的中国：邓小平，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

奈斯比特用他敏锐的双眼，一下子抓住了我老娘地头力的灵魂：自由精神和文化自信。他用这个视角，透视中国人，透视整个中国社会。在他看来，地头力是一种自由精神，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自信。凭借地头力的自由精神，中国人走到了今天；凭借地头力的文化自信，中国人还将走向未来。

（作者系地头力智库创始人，希贤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

英国购物第一街变身

牛津街不但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最繁忙的商业街，即便网上购物占据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依然是年轻消费者在伦敦的首要选择。可是，这条街也是全英50个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步行街改造工程于是成了新市长打响对付空气污染战役的一部分。

伦敦新市长萨迪克·汗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到了牛津街。市长办公室宣布将在4年内分阶段把全长1.2英里的牛津街彻底改造成步行街。改造后，没有车水马龙、油气熏染，只有摩肩接踵、熙来攘往。此举是为了让牛津街“更安全，给人以更愉悦的体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来英国旅游的朋友，绝不会错过被称为“英国购物第一街”的牛津街。这不但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最繁忙的商业街。牛津街上商店近千家，每天平均光顾的购物者在百万人左右，每周平均有近千万人次。

说起来，把牛津街变成步行街的可行性研究和试点至少已有几十年了。在道路呈现不规则图形的伦敦，像牛津街这样纵惯市中心且笔直不打弯的道路是少有的，在英国也不多。虽然远比不上北京长安街的宽阔，但其历史内涵和文化氛围却让游玩的人流连忘返。牛津街是伦敦城的重要历史遗产，起源于古罗马人开辟的从埃塞克斯通往伦敦的道路中的一段。古罗马人登陆英伦，以两点之间最短距离为原则，裁弯取直，缩短道路，那时没有所谓修路产权和地界之类的划分。因此，读者们如有机会在英国乡间漫步，发现一条笔直的道路，那很有可能是古罗马人留下的遗产。

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牛津街开始转型，商铺替代了住宅，商业街雏形渐现。20世纪初叶，英国首批百货商店在牛津街首开店面，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开设分店的马莎，还有百年名店塞尔福里奇、英国高街百货零售商约翰路易斯及被中国三胞集团收购的英国精品连锁百货公司馥蕾诗之屋。

其实，现在的牛津街也有单纯步行的时候，这源自伦敦第一任直选市长列文斯通的决定。他在2005年通过市长办公室发布消息，即每年圣诞节前的周末，牛津街变成步行街。另外，从1972年6月开始，周一到周六的早7点到晚7点，私家轿车和其他货车是不允许驶入牛津街的。

作为牛津街的代表，塞尔福里奇百货是英国最著名的高端百货公司之一，一个世纪以来它见证了英式品味与消费主义的历史演变，被视为英国时尚风向标。塞尔福里奇汇集了世界各地奢侈品品牌，已成全球时尚达人每年必逛之地，也是来英国旅游的游客必须前往的购物中心。圣诞期间，塞尔福里奇总会推出一年一度最疯狂的打折季，所以每年圣诞节次日会有许多人从凌晨开始排队等候“扫货”。好莱坞明星、格莱美歌星及流行歌手贾斯丁、体育明星贝克汉姆等都是塞尔福里奇的粉丝级顾客。灯光璀璨的牛津街、水泄不通的塞尔福里奇百货大楼、全球最奢华的艺术品展示，成为每年年末伦敦最亮丽的风景线。

与牛津街交叉的邦德街和摄政街上的商店逐渐“高档化”、“奢侈品化”，尤其邦德街更是集世界顶级奢侈品为一身，引来了全球诸多高端客人。不过，现在牛津街上的店铺也越来越多倾向于瞄准那些中档消费以及个别低端大众消费。难怪即便在网上购物占据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牛津街依然是年轻消费者在伦敦的首要选择。

至于说要让牛津街变得“更安全”，主要还不是人身安全，而是购物健康安全。

此前，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公布了全英50个污染最严重场所，其中就包括牛津街。不过，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之地竟是白金汉宫。其二氧化氮严重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问题。这项检测结果显示，白金汉宫附近有毒气体含量超过欧洲安全标准三倍，每立方米空气中二氧化氮含量达152微克。排在第二位的是牛津街的大理石拱门附近，有害气体读数为每立方米150微克。欧盟二氧化氮安全标准为每立方米40微克。

二氧化氮对人的肺部组织和微血管的刺激造成肿胀，导致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如肺炎等。临床研究早已证明，置身于NO2污染严重的空气中，可导致哮喘、心肌梗塞和中风等严重威胁健康和生命的疾病。每年大约2.9万英国人因空气污染过早死亡。其他污染严重场所还包括大英博物馆、国家大剧院、考文特花园以及议会大厦。二氧化氮主要是柴油机汽车、卡车引擎产生的副产品。由此，许多英国人呼吁禁止老式柴油机车出入伦敦市区。就因为未能兑现大量削减二氧化氮气体的承诺，在英国6月“脱欧”公投之前，欧盟委员会已对英国采取了法律行动。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成果也表明，牛津街有个看不见之“最”：“世界最毒街”，其峰值高达每立方米436微克！而牛津街上的英国“国宝”，黑色“老爷出租车”和约270辆红色双层巴士，是二氧化氮废气的“源头”。牛津街最窄处仅是双车道，“方便”了顾客横穿马路，塞车更是无比严重，而车辆每次启动、刹车和发动机在堵车中的空转，都加剧了二氧化氮废气的排放。婴儿车更被建议离开牛津街，因为婴儿车内孩子的高度与汽车排气口的高度持平。

这么说来，牛津街步行街的改造工程已成了新市长打响对付空气污染战役的一部分了。而未来牛津街的步行街改造计划也将会给伦敦经济注入“另类”强心剂。

（作者系投资专家，大本钟奖天使投资人，著有《日不落帝国金融战》等）

控制权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

“野蛮人”最终弄垮一家上市公司的例子，在华尔街上曾有过不少。这类“野蛮人”的存在，促使监管当局实行制度变革，提高了“野蛮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门槛，增加了“野蛮人”实施野蛮行为的代价。

股权分散了，在市场上收购股权就变得容易了。这也意味着获取公司控制权的代价会随股权分散程度的提高而下降。股权越分散，公司控制权越容易转手。“野蛮人”只会蹲在股权很分散的公司门口伺机而动。如果股权相对集中，已有一个大股东，那“野蛮人”费尽心思也无法获得控股地位，当然也就没有了“野蛮”的动力。所以，“野蛮人”的存在恰恰是市场在起作用。

很多人对“野蛮人”抱有敌意，这是因为对“野蛮人”的成长史不了解的缘故。如果多看看华尔街成长史，就能明白“野蛮人”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称呼，并非道德审判。华尔街上有许多俏皮的称呼，来表达各种治理机制和金融产品，即便在接管和反接管领域，也有眼花缭乱的多种称谓，诸如白衣骑士、绿邮包、毒丸之类。倘若对华尔街一知半解，还以为那是一个鲜活的武侠世界呢。

“野蛮人”本质上就是公司控制权市场，而按金融学家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治理机制，属于外部治理的一种。这种治理机制很多时候还很有效，能制衡内部人，保护中小投资者。有不少大数据研究已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控制权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公司绩效。这说明有时候多点“野蛮人”也是好事，不然高管们利用股权分散的便利作威作福，那还得了？不要先入为主假定高管一定会尽职尽责，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就是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公司，会趁委托人不注意而以权谋私。经济学中把代理人的这种私利行为称为代理问题，那会给公司增加代理成本，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所以，经济体无论大小、无论发达与否，都强调公司治理。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遏制代理问题。“野蛮人”作为公司治理具体机制中的一种，即便算不上高尚，但也不能鄙视为低俗。

“野蛮人”固然通过争夺司控制权，有效约束和制衡了内部人，但有些时候“野蛮人”真的会野蛮起来。而“野蛮人”一旦野蛮，其后果是不可逆的。原因在哪里？公司出了问题，有时候是内部人谋私利过多导致，有时候也是因一时疏忽或决策失误，甚至是天意，即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即便公司高管尽职尽责，也难避免业绩短暂下滑。好比一个公司原本经营管理正常，但因新产品外观设计没有契合社会潮流，尽管性能很好，性价比也高，但却一下子卡壳了，销路不畅。这种情况在市场中并不少见。原本容易解决的问题，只要耐心进行市场调研，重新改进设计，产品也能焕发活力，给公司带来可观的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这样一个看似不大的事件，可归结为管理层失误，但这失误是可弥补的。只要管理层及时调整决策即可。只不过这失误会在短期内给公司带来损失，业绩增长不如意，面子上就显得难看了。

如果股权不分散，管理层和股东多沟通，股东也能理解，因而公司能很快渡过难关。但假如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问题的性质就会改变。股权分散，就意味着存在众多的股东，这些股东当中，有些是有专业能力的机构和投资者，还有很多是散户。散户往往就是看热闹，但看不出门道。而专业投资者因为持股少，也顾不上仔细研究。此时，出现一个“野蛮人”，利用股东们不了解实情的机会，大肆宣称公司高管失责，甚至可能会来点更奇葩的抹黑。特别是，“野蛮人”可雇佣几个知名的专业分析师，出几个研究报告，把管理层的失误放大到极致。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得有一群智者才行。问题在于，因为股权分散，投资者更侧重组合管理，相对消极投资，对单个公司反而缺乏深入的研究。当“野蛮人”一抖猛料，很多股东定会信以为真。此时“野蛮人”悄悄在市场上收购股票，成功率就比较高。即使触动了公开要约，很多股东还是会认为这个“野蛮人”是个好人，是来帮助自己解套的，于是乎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股票卖给“野蛮人”。结果“野蛮人”顺理成章获得了公司控制权。

这种类型的“野蛮人”一旦获得控制权，其实啥也不用干，因为公司原本就没大问题，高管也一直尽责，只不过“野蛮人”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放大了公司的代理成本而已。但“野蛮人”入驻公司，就可堂而皇之地推行他们的改革，比如重组管理层，重组业务等。实际上，重组管理层是关键，先踢掉不听话的人。重组业务并不重要，因为公司原本业务就没多大问题。但这类“野蛮人”通常会把一粒芝麻吹成一个西瓜。收购前放大代理问题，收购后则放大改革绩效。原先雇佣的分析师继续吹捧，这次是往好的方面吹，把“野蛮人”吹成公司的救世主，足以带领公司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航程。接下来就是公司在市场上逐步获得知名度，股票成为抢手货，股价慢慢上涨，而“野蛮人”则踏准节奏，合法地逐步退出公司。当中小股东回过味来，才猛然发现“野蛮人”已脱身了。而身后的公司已千疮百孔，元气大伤。这种“野蛮人”做坏事的例子，并非我假想出来，是华尔街上曾经发生过的。也正因为有这类“野蛮人”的存在，促使监管当局实行制度变革，提高了“野蛮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门槛，增加了“野蛮人”实施野蛮行为的代价。

华尔街的经验教训是不是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