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 ——读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原标题：如何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 ——读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

⊙夏学杰

当下，人类社会正进入飞速变革的时代。有学者称，全新世已结束，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世，有的学者则预测出奇点将到来。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则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论断。

对前三次工业革命，读者可能并不陌生。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延续至1840年，引领人类进入机械生产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初，随着电力和生产线的出现，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上世纪60年代，通常被称为计算机革命、数字革命。克劳斯·施瓦布在其新书《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断言，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

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本书讨论的这些进步只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对此，施瓦布从速度、广度与深度、系统性影响等方面总结出三大原因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速度上看，本次革命呈现出指数级而非线性的发展速度，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高度互联、包罗万象的世界，新技术在不断催生更新、更强大的技术。从广度与深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建立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这些技术不仅改变着我们所做的事和做事的方式，甚至在改变人类自身。

不论当下的变革是否可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都无法回避，毕竟变革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身边。正如施瓦布所言：“对于所有行业和企业而言，问题不再是‘我是否会被他人颠覆’，而是‘颠覆会何时到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对我和我所在的组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提出观点向大众介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后果和影响，更希望提出迎战此次工业革命的对策：“我们有责任确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引导政策选择并实施变革，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让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施瓦布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次抒情，极其不现实，不过我们又确实应有这样的思考。虽说转型时的阵痛是无法避免的，但人们也应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和人文关怀，而不是听之任之。

对发展中国家，第四次工业革命又有何影响呢？施瓦布认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如果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全球制造业就很可能回归到发达经济体。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低收入国家就会面临困境。而在作者看来，不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落伍并非是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大规模移民等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会引起国际动荡，而实现上述目标就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另一个风险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在国家之间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正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曾说过的那样：“没有共同的历史观，就没有和平与繁荣。倘若在合作中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仅凭狭隘、自私且彼此矛盾的所谓‘国家传统’行事，不同种族、民族的人们就注定滑向冲突和毁灭。”施瓦布以全球化的视野和胸怀打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并分析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利用本次工业革命为共同利益服务。

哈佛大学数学与生物学教授、进化论者马丁·诺瓦克说：合作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方法”。1971年，施瓦布在《机械工程领域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他认为现代企业管理不仅要为股东服务，也应兼顾所有相关方的利益，才可实现基业长青。同年，在此概念引导下，施瓦布创立世界经济论坛，并将其发展成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公私合作平台。正如其一贯以来的倡导，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极力呼吁各方协同作战。据他观察，这次工业革命所有涉及的变革领域，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可能来源于赋权，即政府如何与公民互动；企业如何与雇员、股东和客户互动；超级大国如何与小国互动。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被赋权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属于一个分散的权力系统，需要在相互交往中加强协作，方能取得成功：“我相信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效合作，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应对甚至化解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最终，一切都归结于人、文化与价值观。我们需要努力使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收入群体的所有公民都能了解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对文明的冲击。让我们共同塑造一个为所有人共享的未来，它以人为本，赋权于民。”

书中提出了迎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四种智慧，分别是情境判断（思维）、情绪管理（心灵）、自我激发（精神）、身体素质（身体）。只有综合运用人们在思维、心灵和精神方面的智慧，才能有效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正如伏尔泰所言：“不确定让人不舒服，可确定又是荒谬的。”没人知道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但施瓦布认为若因方向不明而感到恐惧则同样幼稚可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终走向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充分挖掘其潜力的能力。我们必须为可能出现的影响积极做好充分准备，携手将面临的挑战转化为机遇。世界飞速发展，高度互联，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碎片化，但我们仍能以有利于全人类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未来。

普通劳动者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何去何从了。如今，不仅手工、体力活儿被机器抢着干了，就是一些脑力劳动岗位也朝不保夕。国内一位出版人2013年岁末写下的一篇文字就颇为感伤焦虑：“不用说，也不用问，我清楚地知道，对绝大多数出版人而言，2013年是怎样备尝迷茫、彷徨与焦虑的一年。没有几个出版人感觉日子滋润轻松的。一张深圳购书中心停业公告的图片毫无疑义成为当天我微信朋友圈里转发量最大的一条微信，几乎所有出版从业者都参与了对这张图片的转发或讨论。由此不难洞见，出版人已经进入怎样的集体焦虑与不安——实体书店的雪崩已经不远了，出版怎么做？出版人怎么转型？”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行业都不得不面临着被淘汰或转型窘境。施瓦布估计，即便是像律师、金融分析师、医生、记者、会计师、保险承保人、图书管理员等各种不同的职业，也可能部分或者全部实现自动化，而且这一天会比大多数人的预期来得早。有一项研究预测，未来10年至20年，美国47%的就业人口可能面临失业危险。相对于此前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改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市场的破坏范围更广，速度更快。

早在1931年，凯恩斯曾警告说，当“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时，技术就会导致大范围失业。施瓦布不无幽默地写道：“这个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万一这次对了呢?”以前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颠覆的时代没准就是对的，比如在经济危机时，平时总结出来的规律和原则大都不适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说：“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时，资源稀缺不再占据支配地位。生产资料遭到闲置，以至于人们可以在不损失其他资源的情况下获得某种资源；免费的午餐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原先适用的所有经济学规则此时都被颠覆；我们宛若进入了一个镜像世界，在这里美德变成了罪行，谨慎代表着愚昧；省吃俭用让我们前途黯淡，健全货币使我们愈发贫穷。”所以，如何调整就业政策，扶持失业人口转型就业，是一道不得不破解的社会难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企业的影响是，从简单的数字化向更为复杂的创新模式转型势不可挡，这需要企业不断去创新。企业发展关键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人才。由此，就业市场可能分化为低技能低薪和高技能高薪两类工作。求职者面对此次工业革命该如何选择教育类型和工种呢？施瓦布没有展开细致的讨论。

作者对问题认识的广度值得称道，但解决的办法似乎不多，只是强调选择权在我们手中，建议在制定政策和提高应变能力等方面做出努力，但这些分析未免过于笼统含糊了，有些让人无所适从。

披沙录

这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于1944年5月至9月在狱中写就的一部关于印度往昔、现状和未来的经典名著，称得上是一部向外部世界介绍印度的百科全书。英文版自1946年面世以来，多次重版，畅销不衰。尼赫鲁从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诸方面追溯了自古代到中世纪的印度悠久历史，生动描绘了印度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以唤起印度人的文化自觉和身份意识。他冷静回顾了近代印度壮阔的民族解放历程，并且热切而又不失理性地展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的民族命运。尼赫鲁毕业于剑桥大学，长期投身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多次担任国大党主席。在政治家的身份之外，他因学识渊博而常被人称为博学尼赫鲁，在印度他更被称呼为伟大的学者。1921年至1945年期间他先后9次被捕，过了将近9年的铁窗生活。除本书外，他在狱中还撰写《自传》、《世界历史一瞥》等重要著作。

产品经理做的事，本质是打通问题（用户需求）与解决方案（产品），从而优化这个世界。用户需求与产品的匹配过程是产品定位的重要环节，需求驱动产品与运营，不了解用户需求很难做好产品经理。本书从模型和算法出发，让信息筛选与产品定位完美匹配，逐步细化用户真实需求的发现方法及调研过程，对用户需求的使用与设计、用户需求的引导与创造，从产品、场景、运营、消费心理几大方面深入分析“需求策略”如何决定了产品的市场与形态，让一切以需求为核心的行为找到方法和依据。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走进用户需求、探寻用户需求和从需求中发现机会。这些由中国电信资深用户研究专家花费12年时间系统完善的用户需求挖掘体系与专业知识，如今已成100多家互联网企业内部培训指定教程，本书因此被业内近万名资深产品经理作为工具书使用。

“互联网思维”是2014年至2015年非常火热的词汇。不少人将之奉若神明，坚信唯互联网思维必胜，似乎互联网思维会颠覆一切旧思想，打倒一切旧商业。但与此同时很多被打上互联网思维标签的神话案例破灭了，又使不少人开始对互联网思维嗤之以鼻。过去十多年，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既是一场思维革命，又是一场工具革命，当它如血管般渗透到每个产业的尾端时，它在颠覆世界，也在颠覆自己。特别在移动端逐渐替代个人电脑的过程中，一些过往被视为铁律的“互联网真理”似也面临价值重估。本书揭示了层出不穷的各种互联网创新背后的商业本质及其在以往商业理论中的解释。用户行为确实变了，需求也升级了，但用户价值没变，商业本质没变。传统行业竞争力需要升级，而不是恐慌性转型。面对新浪潮，不能迟钝，更不能盲从。经营从来没有万能法则。从商业本质出发，才能把握真正的商机。

一个人也许可以知晓整个宇宙，却永远无法尽知自我：因为内在自我比宇宙的任何星辰还要遥不可及。自我具有个体、社会、意识、身体的多面性，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又有了虚拟自我。这些要素使每个人都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个体。定义自我的方法多种多样。社会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基因和大脑突触，基因和大脑突触也会影响行为与自我认知。科学记者、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与娱乐交流项目”负责人詹妮弗在本书中展开了一次引人入胜、惊喜连连的精英实验室和前沿科学的探索之旅，既有丰富的史料，也有最新研究发现。在一众科学巨匠的带领下，了解DNA的双螺旋结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大脑图谱、人格测试；在互联网科技和算法的帮助下，进入网络游戏和脸谱网的虚拟现实世界，设计自己的化身；在好莱坞巨星和流行文化召唤下，从《哈利·波特》和《盗梦空间》等科幻大片中发掘记忆和思维的奥秘。

搜寻乱世中那些

被遮蔽的历史细节

——读余世存《盗火与革命》

⊙胡飞雪

从古至今，重新描写、解释、评价历史的现象一直存在，这其中的内在原由和逻辑人们也了然于胸，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与现在、未来存在着相关因果关系，过去人们的言行事功罪错会影响、作用于现在，现实的演变也会决定、影响今天人们对过去的解释、评价和描写。所以，没有历史感的人也不会有现实感和未来意识。但是，重新描写、解释、评价历史，我们还应以一分为二的思路框架来对之辨识区分，因为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既存在着良好的一面，也存在着窳坏的一面。良好的是指那种善意的且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对历史的重新描写、解释、评价；窳坏的则是恶意的且产生了消极影响的对历史的重新描写、解释、评价。余世存先生这本《盗火与革命》，对近代从曾国藩到汪精卫30位历史人物及其事实和意义的重新描写、重新解释、重新评价，既不乏“温情与敬意”，也不乏“了解之同情”，也不免仍有一些谬误和隔膜。

笔者最不能苟同的是余先生对曾国藩的评述。他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以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的成就了。”而在我看来，曾国藩才是中国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很多论史者都惋惜、指责洋务运动有这局限有那不足，谓曾国藩们目光短浅，这也是隔膜外行之论。曾并非鼠目寸光，也不是不知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也不是只知船坚炮利，不知顶层设计。1851年，曾国藩尝言：“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他知道，建设大厦要从地基打起，所以，在1870年，当容闳派人出洋留学的提议一出，他就大力推动。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事功，千万不能忘记忽略这一关键节点，也不能因为留学盗火没有立竿见影之效，就低估了其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如果用黄仁宇之大历史的长线眼光看，曾国藩是有深谋远虑的高人。余世存先生充分肯定顾维钧的外交成就，称顾改变了李鸿章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向西方列强说“不”的中国外交官。我看，顾之成就正是曾播下的豆子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除对曾国藩的评价不足为训外，《盗火与革命》对其他人物的功过是非的描写、解释、评价大多相当精辟恰当。如张静江，作者指出张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胸怀理想，支持革命，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又呼吁全国转入建设。革命的目的是要使国家、社会变得更好，张静江理解的革命更有价值。作者对宋耀如的家教大加赞赏，宋说：培养孩子成人，做伟大人物。现在中国大多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作者盛赞黄兴之明智美德，黄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黄兴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黄还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成功而不居。”公正地说，湖湘文化开出的时代花实，开出的内圣外王之人格，黄兴是最有典型性的。作者褒奖黎元洪“开明”：“专制毁灭人性，但黎元洪没有丧失这一人性底线。”黎元洪勇于承认错误也令人击节赞赏，张勋兵变后，黎通电检讨自己五大失误。湖广总督陈夔龙女儿病死，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十几万，而黎仅送了五元。时隔不久，湖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汉口慈善机构募捐，黎一捐就是三千元，是其半年薪水。作者称唐绍仪是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唐曾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劝段祺瑞退位，也劝孙中山、陈济棠、蒋介石退位。劝孙中山退位没什么，劝军阀、枭雄、旧官僚退位就不识时务了。他不了解，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在中国，退位是要人家的命。你跟人家讲什么能上能下，确属与虎谋皮、对牛弹琴。读余先生笔下的《吴佩孚：秀才猛人》，我们看到一个乱世中的复杂人物：他枪杆子创业行事，也爱用诗联抒情言志；是个自以为是的愚忠儒者，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却又如宋襄公一样假仁义道学；他把民众福祉放在心头，却对芸芸众生的命运不屑一顾。在海外史家看来，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一位颇具口才的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辩护士”。他生于乱世，又为乱世添油加柴；他厌倦了乱世，抽身西遁，过着漂泊、乞食的日子，但内心又是自足的，写了大量的诗，尽显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日本鬼子要出钱出枪诱拉他东山再起卷土再战，他严词拒绝，颇有骨气。有的人一生做很多事，不见得有一件值得一提，而有的人一生做一件事，其人生就足以与日月同辉，与人类同在。以色列对“国际义人”荣誉有严格规定：必须是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何凤山就是以这样的标准被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认定的“国际义人”。一位犹太学者说：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书中最显作者史识功力且最有价值的文字，我以为是对光绪一生事功的评价。看短暂的百日维新中发布的一百一十多道变法诏令，有见识的人们当能认识到光绪治国理政的才能，所以作者借用清末的容闳和今日的李书磊的言说来表达对光绪的敬意。容闳说：“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李书磊说：光绪皇帝“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批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而历史理该“还他应有的荣耀”。

重新描写、解释、评价历史殊为不易，稍一不慎，就会掉入前人挖的陷阱。我一向认为，讹误谬传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但读史者一定要认识到讹误谬传的真面目。以史为鉴当然好，古为今用也很好，但应追求好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史论者有现实关怀很好，但不能强史就我，不能曲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