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谈 尚小明：数近代风流 还看“乾嘉考据”

（原标题：名家讲谈 尚小明：数近代风流 还看“乾嘉考据”）

1923年初，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以《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为题，作过一次演讲，提出新时代史家治学，应该接续前清“乾嘉诸老”的正统派之考证学：

“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

时光流转，倏忽百年，梁任公力倡的“新史学”，已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地标，他所身处的晚清民初多变的世局，也成为今人读史治史之热门。那么，他曾经殷殷期待的“新考证学”，当代学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传承发扬呢？且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尚小明教授如何评说。

旧瓶新酒

《中国经营报》：最近十几二十年，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新史料大量出现，包括新发现的和整理公布的，很多原始史料也数字化了，查阅相当方便。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尚小明：我个人认为，既然近代史史料极大丰富，利用起来也方便多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近代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看似已有定论的问题，重新进行审视。过去，一来受革命史观及革命话语体系束缚，二来可以掌握的史料有限，国内的近代史研究受到很大局限。面对如此多的新材料，我想还需要注意的是，关注每个具体问题都应系统地阅读相关史料，而不能过度依赖数据库检索。那样做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免断章取义。太急功近利的话，新史料再多，也会身入宝山空手回。

就以宋教仁案（简称“宋案”）研究为例吧，仅报刊史料一项，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民国初年的报纸，只要涉及“宋案”的，不管其立场如何，都要尽可能不遗漏地搜集研读，这得花费大量时间乃至金钱，但只有如此，我们才有望作出新发现。“宋案”过去已经一百年以上了，关注“宋案”的人很多，可有几个人真正下过这样的“笨功夫”呢？坦率地说，今天文史学术圈尤其是近代史领域内，浮躁的人太多，认真钻研的人太少了，有些人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文章动辄以百篇计，真正的学术水准如何呢？我觉得这归根到底是学风问题，同时研究方法也有问题。

《中国经营报》：那么在你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是如何解读史料的？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尚小明：史料解读是史学研究中最关键的环节。同样一条材料，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在利用，可解释往往会很不相同。究竟谁的解释最接近历史真实？谁能够从中发掘出别人看不到的内涵？这是最考验研究者，也是最能够体现其功力的地方。在这里，我只讲一点体会，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尤其是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可惜今天提到乾嘉考据学，顶多只是放在中国学术史里来谈，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它对我们的治史实践有何借鉴意义。

说到“乾嘉考据”，经学也好，史学也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强调从“小学”，即从文字学入手。乾嘉考据学家们认为：你连字都不认识，还搞什么研究？所以，优秀的考据学家，一定要弄通汉字的音、形、义，那都有专门的学问，即音（声）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狭义，又称文字形体学）。在这些专门学问指引下，每个字、每一句、每段话，到每一篇，学者们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近代史研究者也首先要精通“小学”，而是强调乾嘉考据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我觉得，从个性气质上说，历史学者还是要有细腻缜密的一面，否则很难做出精致的成果来。

可惜很多人并不如此。他们在阅读一则史料时，往往只是觉得大体意思我懂，就开始引申发挥了，你可以想象前后两种解读史料的方式，结果差别会有多大。用后一种方式，搞不好还会曲解原意。当然，“乾嘉学派”到后来往往被批评为考据过于琐屑，成了所谓“饾饤之学”。所以，一个历史学者既要有做微观研究的能力，也要注意宏观上的把握。进不去，不行；进得去，跳不出来，也不行。能否以“通”的眼光来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民间史学”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关注和了解成为热潮，“民间史学”研究者较为通俗的作品受到公众欢迎，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尚小明：我不赞同“民间史学”的说法，为什么呢？如果非专业学者对历史的关切叫“民间史学”，那我们这些大学或研究机构里的专业学者所做的，难道叫“官方史学”？我在北大历史学系工作，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官方学者，我相信绝大部分负责任的历史学者，也是从纯学术角度，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代表任何“官方”。“民间史学”这种提法，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今天的文史研究状况跟过去不一样了，表达上容许更加多元，不是说只有专业学者才能研究历史。业余历史爱好者，看了一些材料，兴之所至写几篇文章，甚至写几本书，没什么不可以。但一名专业学者，就不能太随意了，他需要系统研读材料，进行长期积累，过程是很辛苦的。眼下有的学者自己不认真做研究，反而去为水平参差不齐的业余作者“站台”，或后者以专业学者的面目出现，到处推销自己的所谓“新观点”。其结果，是让更多普通文史爱好者乃至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受到误导，影响很不好。业余研究者自然也有个别很优秀的，但大部分未经严格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在史料占有、解读以及学术规范等方面缺失甚多。从严肃的学术角度看，他们所写文章或书籍，很难给专业研究者以正面启发。此类作品却在市场上大量流行，受到很多读者热捧，说明当今社会确有需求。只不过它们所传递的，往往是很不靠谱的“历史真相”，不能不让人担忧。

改变现状的最理想方式，应该是优秀的专业学者来做一些学术成果通俗化的工作，创作面向更多文史爱好者的公众历史读物。不过，在现有的大学学术评价体系里，这只会让你感受到额外的压力，因为绝大多数同行并不认为通俗读物是学术成果，它不能作为评判一个研究者学术贡献的依据，也无助于其职称晋升。因此，专业历史学者还很难“理直气壮”地涉足通俗史学。这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我们能读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大众历史读物，比如林汉达先生的春秋、战国、东西汉故事，那都是出自一流专家笔下的，今天反而很少见到了。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

《中国经营报》：在一些关于近代史的文章和作品里，我们有时候能感受到作者的爱憎倾向，你近年对“宋案”及民初政治史进行研究时，怎么处理个人好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尚小明：我曾多次给北大历史学系的同学们讲，对袁世凯和孙中山这类政治人物，我既谈不上喜欢，但也不讨厌，只是出于一名专业历史学者的兴趣，为探究历史真相而去关注他们。不能因为喜欢谁或讨厌谁，就尽量把他往好的或坏的方面说。有些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研究谁就喜欢谁，或讨厌谁就贬低谁。

要做到尽量客观的研究，一定要从真实可靠的史料出发，不能先有主观判断，然后千方百计去寻找史料自我证明。比如涉及“宋案”的材料很多，除了案件本身留下的证据外，像国民党的、袁政府的、其他各党各派的，还有公众舆论、民间人士乃至外国人的，都要搜集起来，认真解读。如果史料中有些说法相互矛盾，那恰恰需要我们认真辨析并作出充分解释，若看到的史料与自己的初始判断不符，便弃之不用，那样写出来的东西立不住脚，很容易被别人驳倒。作为严谨的历史学者，要力争滴水不漏，自圆其说，让别人难以反驳。

顺便说一句，我对“宋案”的系列研究，可能也会引起争论，不是说文章发表了，人家马上都会认同你。但我心里很清楚，“宋案”的大体案情，不会超出我所掌握的范围，因为几乎所有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早就公布了，也有一直未公布的，或公布了但不为大家注意的——我都看到过，并作了认真详尽的分析。当然，个别细枝末节，还可以进一步补充。

历史应该“照进”现实吗？

《中国经营报》：清末民初时期，与现在相距不过百年，同样处在一个社会剧烈转型的时代，很多人关注那段历史，似乎往往带有某种现实关怀，你怎么看？

尚小明：我自己做学问，从主观上讲，从来没有特意考虑要关照现实，主要还是出于兴趣。研究历史就好比警察破案、法官判案，或者如梁启超所言，“治史谓宜常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一定要追根究底，努力找出真相，这是我的乐趣所在。能够一步步接近历史真相，我就很满足了，而不会期望对现实有什么直接影响。一定要说影响的话，我希望自己所做的一切，能够引起读者共鸣。从这个角度讲，也算与现实有了衔接吧。

至于有的学者研究历史是为了呼应现实，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中国史学不是历来都强调“经世致用”吗？但不管初衷何在，有一点不能改变：一定要尊重历史，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能为了呼应现实而歪曲历史。

对绝大多数文史爱好者而言，他们并不会特别关注某种观点的提出是否有充分根据（事实上普通读者也无法判断），而只关心其是否有“新意”。这就给一部分占有材料非常有限，所做工作也相当粗糙的人，提供了迎合大众口味的机会，一些奇谈怪论纷纷登场，读者喜欢，作者也可以借此自我推销，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然而，无论你的观点多么有吸引力，倘若不是建立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那只能流行一时而已。真正的学者所做的工作，应当经得起时间考验，在学术史上有价值，而不会刻意去满足某种现实需要。

《中国经营报》：能结合你近年来的工作，谈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心得和感受吗？

尚小明：中国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写篇文章很容易，但每写一篇都要有新材料，或对旧材料有新解释，或提出新问题，或对老问题有新发现，这样的文章才是有意义的。今天不少大课题摊子铺开了，里面许多小问题却都没搞清楚，研究结论难免流于空泛。

除了民初政治史外，近年来我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清末“立宪运动”资料整理（国家清史工程文献组项目），总字数有1000多万，我整理的部分约有300万字左右，很快就要出版了。大家知道，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了一套篇幅浩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汇集了1840年以来很多重要事件的资料，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各自都有专集，唯独缺少清末的“立宪运动”。关于“立宪”问题，只是最近20年左右我们国内的研究才多一些，这反映了近些年历史观念和学术气候的变化，希望这套史料出版后，能够得到学界充分利用。

但我也有一点担忧，就是非学术因素对正常的近代史研究的干扰，目前还是存在的。惟愿今后类似的现象越来越少，真正做到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本篇访谈内容为受访学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