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陆川：资本大热让我可以有钱"任性"拍电影

钛媒体注：外界一直想给导演陆川下定义和贴标签且争议不断——到底他是属于文艺导演还是商业导演？然而在陆川眼里，当下文艺和商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商业价值》和钛媒体联合举办的2016年MIIC移动互联网创新大会（看图文直播：http://www.tmtpost.com/live/HNS4Z1zMPL）上，首次跨界出席的陆川开玩笑说，“我尝试拍摄不同片子的驱动力就是因为有钱，有钱才能任性。”

2004年，一部《可可西里》让导演陆川刚闯入大众视野就拿奖拿到手软。东京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香港电影节、美国圣丹斯甚至是国内的华表奖，都毫不掩饰地把喜爱授予这位青年导演的作品。然而，或许也正因如此，此后陆川每一次在电影领域新的尝试，都在外界招致非议不断。

作为中国学院派代表性导演之一，陆川是少数在类型片和商业片之间游刃有余的导演。虽然近年来作品饱受争议，他仍旧愿意去尝试不同类型的片子。在陆川的电影从业经验里，这样“任性”而“招骂”的行为，非但没有使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反而很多资本向他聚集。

内容创业者如何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虽然现在业内外都在热谈大数据和IP，陆川认为，投资者最看重的是人，他们希望与创业者有更多的接触。电影如果仅仅以数据和IP为导向的话，行业会日趋保守，美国正有这样的趋势。独立电影和原创电影是时代不可或缺的东西，良性且健康的市场上，几种类型的片子都应该存在。

曾经做过编剧的陆川表示，目前好的题材和剧本比较缺乏的原因是在市场上的钱太多了，项目太多导致编剧的精力和体力都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只有等行业热度过去，“穷”的时候，经历了繁华还是热爱电影的人，可能会出来一些东西。

陆川说，他是幸运的，在他出道的年代，电影还是有一定的宗教感和仪式感的。为什么要拍一些讨论生死意义的片子？是因为他恐惧死亡，热爱生活。这个时代，敢于讲出真话，并且用生命去实践自己信仰的人很少。如果要平衡市场和投资者的关系，就尽量不要让投资者赔钱，大家皆大欢喜就好了。

8月12日，他执导的与迪士尼团队合作的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即将上映，完全以自然动物叙事来呈现，这又将是陆川的一次全新风格的尝试。

以下是陆川和钛媒体联合创始人、《商业价值》出版人刘湘明在2016MIIC移动互联网创新大会上的访谈实录，经钛媒体编辑：

钛媒体：我们在刚刚创业的时候，有一个周二，大家都挺开心的，说下午去看电影《南京！南京！》，大家看完电影后都不说话，这是会令人（变的）深刻的一部电影。陆导，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认为您是一个文艺片的导演？您是不是认可这个标签？

陆川：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个重新被定义的时代。给一个电影去定义是文艺片，商业片，还是色情片，是需要思考的。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因为我入行的时候拍过文艺片，但是事实上《寻枪》是非典型的文艺片。我们8月份要出来的《我们诞生在中国》，也不是纯粹的文艺片。这可能是一个媒体的定义，对我来说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拍电影。

钛媒体：你对自己有什么定义？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

陆川：我是制造和创造内容的。我在几年前说自己是一个作者。作为一个在电影行业的作者，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放映之后很长的时间都被人记住。然后在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我的作品还能被下一代人看到，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钛媒体：您也谈到了《寻枪》，从《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九层妖塔》到最近的《诞生在中国》，基本上你的每一部片子，类型都不一样，跨度也比较大。有的导演比较适合拍一个类型的片子，一直拍到底。我想问一下陆导，是什么驱动力在驱动您每次都作出不同的选择？因为每个人不愿意面对变化，每次这么大变化还真是一个挑战。

陆川：我的驱动力就是钱。因为有钱就可以任性。刚刚听到董女士说，她的电池可以用三十年，跟我理想是一样，我希望我的作品被人谈论三十年，甚至是三百年。可是这三十年怎么测算出来的，倒是也想问问董女士？

今天我被您问这个问题很幸运，我是受过严格的体制教育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我也学习的是如何做一个体制内的作者。我很幸运的是，每一部戏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最想做的电影。

今天来到这个大会，看到“创新”两个字，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坐在这而不是在门口。这是很庆幸的事。其实不是我个人有钱，我一路上是被很多人支持和资助，因为很多希望在中国电影中看到新东西的有钱人。每当我做不同的影片，引起很大非议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变得越来越孤独，反而在一轮非议之后，有很多有钱人默默地走在我身边，拿出一些钱来，下次再做类似却不同的“招骂”电影。在这十年过程中间，这些人都在推动和激励我，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同道者。大家希望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内容折射出来不一样的思考，这种任性在电影行业中是很奢侈的。我很感谢一路上的友人。

其实很多人说资本在改变中国电影的一些游戏规则，但是我发现，这十年间，真正的资本是有智慧的，是有选择的，有判断的。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钛媒体：说到这，追问一个问题，在座各位很多都是互联网行业中对内容很感兴趣的从业者，他们非常关心的你说关于内容创业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去跟资本打交道，怎么去说服他们，怎么保持自己想做事情的同时得到资本的青睐？

陆川：美国人相信两种东西——上帝和数据。前两年大家都在说大数据，比如说，一个人的百度指数有多少，这个演员有多少搜索指数，这导演拍了多少钱的电影，甚至颜值都有具体得分数，长宽高是不是黄金分割。所有东西都可以数据化。在这个之外，电影最大的一个有趣是创造，是一个创造奇迹和梦想的东西。我对财经不是很熟，但是我有些做风投的朋友，他们投一些创业者的时候，主要是看人，会去跟这个人去接触。在电影行业，如果都是以IP和数据为导向做投资的话，会让这个行业越做越保守。现在美国全都是做创新电影吗？其实整个美国电影工业都在呈现一种保守的姿态。实际上，我觉得独立影片和原创电影是每个时代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在一个良性和健康的内容市场上，几种类型的投资都应该做。

钛媒体：刚才谈到内容，不仅是美国电影市场内容题材单一，中国可能更严重，您此前也做过编剧，为什么好题材和好剧本会这么匮乏？这局面应该怎么破？

陆川：我父亲是一个编剧，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写《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时候，两年完成一个剧本，稿费非常低。写作之前，先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和采访。拿到一线素材之后，再去消化，然后再去写。不是说现在编剧的素质比以前弱，或者说不如前人的文学能力强，而是现在钱太多了，项目太多了。随便一个编剧都会告诉你，手里面大概有五个项目。这就跟谈恋爱一样，一次谈一个，可能有很多的热情，同时谈十个，可能得找一个秘书帮你安排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体力和精力都受到了很大的考验。现在因为项目太多了，曹雪芹一生写了一个《红楼梦》，现在很多编剧想一年写好几个《红楼梦》这是很可怕的。

钛媒体：这种情况会改变吗？

陆川：每个行业都不会一直特别热，等这个行业热度过去之后会出现好作品。穷的时候能出现好作品。因为那时候还能坚持下来在那写东西的，经历了繁华还是爱电影，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出来一些东西。

钛媒体：我们特别关心的是，您下一部拍摄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陆川：这种问题比较私人化。导演和项目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神秘的。这可能跟你小时候的一些经历相关，按照弗洛伊德的思维，跟你幼年受到的刺激或者你的一些经历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其实是否想拍一个东西，在你没有找到之前，是很模糊的。一旦碰到一个题材，能让你燃烧，让你特别激动，让你朝思暮想的话，那个就是你想做的东西。

钛媒体：现在阅读和观影习惯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人认为，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区别，是快销的倾向和深刻内容之间的区别，您怎么看待？

陆川：快销是这个时代带来的，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习惯。我觉得一个时代变化很快，不是为了让我们吃更多的垃圾，也不是让我们接触更多的垃圾。我希望有朝一日，静下来享受真正经过思想锤炼的一些产品，或者是经过精打细磨的一些东西。在我朋友圈里，突然都在追求一种工匠精神，突然有一些人开始玩日本的铁壶大师做的产品。那个壶每个月只能打一把。这个时代肯定是这样的，所有人逐渐都会追求静下来。

如果，永远每天就是看“跑男”，然后看一季一季的“跑男”，这谁也受不了。但是，以前没看过还是可以的。现在是一种非常狂欢的时代，狂欢过后能不能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沉淀下来，一定要走过来才知道。我记得八几年的时候，有大批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像格非、马原和莫言的作品当时就出来了，包括张贤亮《绿化树》。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去观察这个时代，一方面也要等能够真正震撼自己的东西出来。

钛媒体：你的片子里面，我能看到一些沉重的思考，像《可可西里》《南京！南京！》是讨论生死的意义，《王的盛宴》是讨论独裁者的意义，回到现在，这些与现在的消费理念还是有些背理，你会考虑平衡吗？

陆川：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出道的时候，是一个经典的电影时代，习惯上的讲述还是被尊重，电影行业还是一种宗教感和仪式感的。为什么拍那些？很简单，我是比较恐惧死亡的人。有时候会想，再过几十年，这身体没有了多么遗憾，也吃不了好吃的，看不到世间万物，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跟自己没有关系了，就会思考精神和肉体，精神和死亡。《可可西里》《寻枪》《南京！南京！》都是探讨生与死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勇敢的，所以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勇敢。一个时代里其实能够想出真话的人很多，但是敢于在一个时代里讲出真话，而且不顾他人脸色的人还是比较少的，甚至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自己的信仰的人更少。这就是为什么《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会探索这个事。

至于商业和艺术的问题，如果你想拍一个独立表达的文艺片，务必把自己的表达做到极致，尽可能平衡成本和市场关系，不要让投资者赔钱。如果要拍商业片，让自己玩得非常尽兴。我并不觉得商业和艺术是被割裂的。当年，卢卡斯拿了一个小说《教父》对科波拉说，公司没钱了去拍这个片子吧。科波拉说，我这么大一个大师怎么拍这么一个片子。卢卡斯当时就跪下了，说你拍吧，公司真没钱了。那些拍文艺片的导演敢说科波拉的《教父》不是艺术品吗，拍商业片的导演说商业成绩的时候，在《教父》面前没法说商业成绩。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电影会出现的，这是我非常喜欢，希望在未来的创作实践当中，能够去平衡商业和艺术。

钛媒体：说说8月份的新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吧。关于动物的片子，是很难拍的，需要很多时间投入，我想问问这个动物片拍下来有什么新的收获？自己感觉怎么样？

陆川：对于故事片导演来说，拍这么一个电影有不务正业之感，但是我还是想为这个电影做一个广告。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带着自己的孩子，全家人一起合家欢的电影。这个电影拍了三年，拍摄期18个月，成本不高，一千万美金，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主创全是国外的，有美国、英国、德国人。他们比较受苦。我写了一个剧本，张罗了一下拍摄组织，剩下的事情都是他们在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扎根在那，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收获，等待抓拍，然后再把素材带回北京和英国，在这两地进行后期。坦率地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故事片，不是一个纪录片，因为违反了很多纪录片的创造的原则。

《我们诞生在中国》马上就要在暑期档上映了。暑期电影市场全是爱情题材，全是热IP，全都是特别商业和好看、亮丽的明星。然而，我们这部电影没有。200多个老外在中国在偏远的地方记录和拍摄了难得一见的、惊心动魄的镜头，其实也折射当下的生活，能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钛媒体：感觉充满期待。这是一个科技互联网行业大会，问一个科技有关的问题，好莱坞有两个特别热的题材，动画片和科幻片，有没有计划去挑战一下这两个领域？

陆川：《九层妖塔》其实也是一种科幻片，但科幻的部分没有讲出来。我从小喜欢科幻，特别喜欢。所以我接下来还在筹备这一个科幻题材的电影。今年差不多开拍，本来想拍《江城》，但是美国作者写的。美国人一周工作三到四天就不工作了，周末还要度假。中国人是每天工作七小时，这个剧本持续一年到N年。美国写一个剧本三年很正常，中国写一个剧本三个月老板就抽你，这是不同的状况。

钛媒体：我们可能对科幻片的定义不一样，我觉得三体那样是科幻片，《九层妖塔》算是魔幻片。

陆川：哈哈，科幻那部分没体现出来，用科学体系去讲述、描绘和解释未来，这部分的解释确实没做。但是我们在做《九层妖塔》的时候，做了一百万字的手册来解释整个科学世界观的，这东西会在下一部电影里面彻底地使用上。

钛媒体：记得前几年你说《三体》只看了其中一本，最后一本，最终把前两本看完了吗？

陆川：《三体》我都看了，看完之后马上找大刘，请他吃饭，然后给他“跪下”，我说把书卖给我拍电影吧。他说早就卖了，你应该早说。我确实读书也晚，所以等到我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很遗憾。

钛媒体：好了，时间到点，谢谢陆川。还有很多没有聊到的东西，陆川还将在钛媒体的《钛妹碰大咖》视频节目中有更多激烈碰撞。【本文首发钛媒体，根据陆川在2016MIIC移动互联网创新大会上的访谈实录整理，编辑/李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