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巨头 是怎么变成市场操纵者的 　——读《评级机构的秘密权力》

（原标题：评级巨头 是怎么变成市场操纵者的 　——读《评级机构的秘密权力》）

⊙李成军

今年3月，穆迪、标准普尔相继将我国的主权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随即我国有关权威机构及专家学者以各种方式指出两大评级机构对中国的评级错误或者说其评级是有问题的。有评论更认为，在国际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者做空人民币失败的背景下，有黑石、先锋、道富银行等投行大鳄及对冲基金为股东的穆迪和标准普尔降低中国主权评级，或许是继续做空人民币的组合拳中的一记重拳。按德国工会联合会联邦主席米迈克尔·索摩尔（Michael Sommer）的说法，“美国的评级机构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巡航导弹。”至于该导弹能否发挥预想中的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克服人口老龄化难题并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主权信用的评级是对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判断。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就说过，成功实现持续增长的国家一定是具有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国家。而失败的国家往往因各种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无力或无法建立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但是，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只是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公论。而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评级巨头对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因素，有人均GDP、通胀、赤字、经常账户余额、外汇储备/外债、储蓄/投资、银行不良资产率、债务总额等，充其量代表了评级市场上垄断性评级机构的判断，并非一国经济状况的客观或真实反映。

现实是，尽管评级三巨头及其业务模式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至少在看得到的未来他们在国际层面的垄断性地位难以撼动，仍将在金融市场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因为三大评级机构基本上垄断了信用评估市场，世界各地投资者对其评级结果有较强的依赖性，对评级三巨头的实际作用就得做一番细致的研究。

有着多年银行业分析师经验的乌尔里克·霍斯特曼（Ulrich Horstmann）认为，投资者依附于评级机构判断有几个原因：一方面，发行规定和信贷协议一般包括调整和终止条款，这些条款反过来又与主要的大型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紧密联系，根据合同条款或（附属）协议（契约），评级下调可能成为债权人取消合同的诱因（触发事件），所谓的交叉违约条款可能导致解约。如借款人对其他债权人违约，虽然没有以任何形式违反信贷合同条款，这时也认为是合同违约。随着合约解除，马上可以要求清偿债券或归还贷款本息。所以，如果协议中出现与信用评级相关的贷款合约自动解除条款，评级机构可通过降低评级加剧企业或国家的危机。这在2012年评级三巨头下调以希腊为首的南欧五国的主权评级，引发欧债危机且这一危机至今仍在持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张，不断复杂的融资结构和衍生工具的爆炸式发展，越来越需要第三方、熟悉该领域“真正”专家的评估。投资者的无助，凸显了独立审计师的评估价值，评级三巨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逐渐成为监管的一部分和决定市场命运的操纵者。

在投资者、企业甚或国家对评级机构的依赖日益增强的同时，评级机构间或表现出的非专业性（如下调希腊等南欧五国主权债务评级前，所有用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国债均有同样的评级，未能及时发现安然、世界通信等公司的财务欺诈），世人由此对评级机构及运营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的主要指向有以下这些方面：

其一，缺乏透明度：通过保密来攫取权利和维护个人利益。评级机构评价权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政府机构秘密勾结，这样他们能获得几乎主权性质的许可地位。因此，评级机构的评价相当于国家认可的评判，通过该评判，私营评级机构享受了额外的商业利益。评级机构作为谨慎的游说者向政府提出申诉，以争取或扩大其权力。同时，为了保证自身与债务人联系在一起更安全的商业模式，在国家作为债务人时，身陷泥潭的评级公司便避免公开讨论这个话题。美国深陷债务悬崖却依然获得3A评级，就是一个显证。

其二，利益冲突和缺乏竞争以及有价证券发行人的付费模式。虽然评级机构最初由投资者提供资金，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要求债券发行人为其服务付费。新的商业模式持续到80年代，直到支付模式被彻底改变。因此，把主要客户即评级的使用者排除在外，更有利可图。发行人或组织者却对保持好的评级有兴趣并准备为其付款。然而，发行人支付价款出现了全新的问题，人们总是尽力争取最好的信用评级（而非优先竞争打造最准确信用评级的名誉）。金融机构于是开始寻找最高评价，并相互比较。如果评级机构特别认真，则在最坏的情况下，存在着丢失关键客户的危险。因此，评级机构的表态变得越来越圆通，他们不想最终失去客户，而只要给二级甚至三级证券以最高评价，就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与此同时，存在疑问的咨询业务也在进一步增加。从银行的角度看，复杂的结构化金融产品是由评级机构设计的，以使这些产品得到尽可能正面评价。他们积极帮助华尔街银行的交易员推出复杂的金融产品。2002至2007年，评级三巨头的销售额从22亿美元升至超过60亿美元。就在拓展评级业务的顶级负责人年薪达到华尔街级别的同时，其咨询业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越来越让人怀疑。

其三，缺乏预警机制（评级悖论）和投资者的无条件信任。事实上，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前，评级机构的预警功能就已失灵：有哪家评估机构事前察觉到了雷曼或国际商业银行的破产征兆？还有更多例子证明这几乎是一个系统故障。美国金融经济学家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 Partnoy）以等级悖论来解释评级分析师的马后炮。他认为，评级机构以监管许可获取权利，导致信息价值显著下降。通过在政府方面得到保证的业务，他们无需做出特别的努力就可实现高利润。因此，投资者对于此类评级的信任不是正当的。评级制度的公信力是系统信任的一部分，社会信任影响包括金融市场运作能力在内的功能，如果没有系统信任，是不可能存在社会信任的。而恢复信心的关键，是寻找真理和真实判断。

其四，依赖于评级的监管措施，成了金融危机的负面放大器。依赖评级的监管，事实上将许可权力转给了评级机构，这造成了一种依赖性，即通过必须自动出售不符合最低等级证券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加剧和放大了危机。

在狂热背后，

我们对大数据有多少误读

——评《大数据经济》

⊙杰 夫

先说个从《正义的可能》中看来的故事。

1939年秋天，二战烽火燃起，欧洲危在旦夕。来自维也纳的哲学奇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人闲聊时谈起了一则八卦消息：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阿道夫·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条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表示不解，反驳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呀。原本这种争论无伤大雅，可谁知维特根斯坦这次却非常生气，从此往后竟与马尔康姆不相往来了。一转眼五年过去，马尔康姆忽然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才终于明白老师当年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在那封信里，维特根斯坦解释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危险的语句”——维特根斯坦指的是那些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高深莫测的流行概论。也正如他所说，如果人们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止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一语中的，语言（概念运用）的随意凌乱会使人们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反之，思维的浅陋又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失水准。检视当下中国的观念市场，维特根斯坦的告诫尤其具有警示意义。

近几年，得益于资本追捧、企业造势、媒体推广以及公众往往跟风式参与，一些新概念或被引进、或被改造、或被提炼，其中代表性的有：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媒体融合、人工智能、IP、VR/AR等。其传播套路（流行持久度）大致为：今天你爆红，明日我当道，各领风骚真热闹。只是，在一阵阵浮躁、喧嚣与狂热的背后，这些新概念究竟有多少真正被正确理解了，而又有多少存在偏见乃至误读呢？

特别值得说说的，首推大数据。

对这个舶来的、随着2012年在有着“大数据商业应用第一人”之称的维克托·舍恩伯格那本全球级畅销书《大数据时代》隆重登场的新概念，先是在国内的互联网业界刮起一阵超级旋风，继而风靡了整个社会，由科技界的热门词变身为社会高频词，人人争说大数据，唯恐掉队落伍。说得更尖锐些，和绝大多数“新概念”一样，“大数据”已经成了许多闭门造车者竭尽全力宣扬的主题。这种现象与2005年盛极一时的Web2.0革命论如出一辙。那么，结果如何呢？在“中国互联网老兵”谢文看来，“一个概念，无论它可以抽象到多么高深的程度，其形成、演变、推广的过程往往却很实在、具体，充斥着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这个概念的对错与否、生命力的长短、对社会的影响往往不取决于概念本身，而在于它的社会价值”。因此他得出结论，“关于大数据，你知道的都不对！”

《大数据经济》是谢文的第二本书，距离上一部《为什么中国没出Facebook》已过去了五年。很难想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留美归国后，就先后在中公网及其所属联众游戏网站、互联网实验室等知名企业担任CEO、董事等职务，曾担任和讯网CEO和雅虎中国总裁等职的业界大咖，频繁在各大纸媒撰文发表业界观察和产业心得的人，在出书这个举动上却如此“惜字如金”。但或许也正是如此，使阅读谢文作品成了一种智性训练和与智者的对话。在谢文冷静、平和的文字背后，体现了他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数朝元老的老练沉稳，这种面对汹涌浪潮波澜不惊的定力，除了来自专业理性的思考，便是长年累月、一以贯之的行业沉淀。

按照架构，《大数据经济》旨在向公众澄清有关大数据的一些谬误，正本清源、回归真相。而主体内容则收录了谢文从2012年上半年起至今陆陆续续写的一系列关于大数据现象的专栏文章。虽然每篇议题各有侧重、篇幅也长短不一，但核心绕不开以下几个论点：第一，时下，对大数据的概念界定实际上仍然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第二，当前大数据实践都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大体来看，第一波创新尝试集中在网络业、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以及三者之间的融合互动上；第三，大数据是一种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方法论；第四，数据服务将是未来，而数据共享与公开将是大数据蓝海的历史使命。当然，他更不否认接下来的第五点：大数据时代对社会现有结构、体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与变革远大于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现在正是大数据带来的大变革的前夜，面对这场势将席卷全球的社会大变革，主动比被动好，早动比晚动好，不动不是一个选择。”

仅就这些观点而论，谢文其实并不孤单，就拿国内来说吧，至少像《决战大数据》的作者车品觉、《大数据》和《数据之巅》的作者涂子沛等几位，都与他“英雄所见略同”。

此外，我们也看到了谢文的忧虑。在书中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大数据是整个Web2.0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网络业的领军公司，例如Google、Facebook、苹果和亚马逊已占据了先发的位置。我国网络业中哪家公司能急起直追，谁就是先行者，否则，就只能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了。至于未来的战略方向，谢文建议有识之士重视数据服务业，数据服务业和现有的相关产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商业模式是数据驱动型，是对大数据的深度分析加工，是对大数据的多重利用和深度利用，是对现有简单直接商业模式的增值服务。《大数据经济》提到，包括苹果公司和谷歌在内的世界巨头，都在不计成本地全方位增加生产和获取大数据，就是为了在走向数据服务业的过程中赢得先发优势，为未来的领先地位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谢文为此毫不客气地批评国内公司一拥而上生产智能手机的现象：“如果自身没有成熟配套的操作系统、开放平台、云计算后台和数据分析加工平台，单兵突进只做手机，也许在某个时段能赚点钱，但从长远看是没有前途的。那些在手机首页集成点自己的服务，高呼抢占网络入口口号的伎俩，在滚滚而来的大数据洪流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何不舍弃鸡肋，重新定位，发挥优势，争取不在大数据时代掉队呢？”商业、资本固然有“趋利性”的一面，也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而谢文的洞见在于，“趋利性”与“趋势性”并不矛盾，而后者是谋定而后动，去做一些更长远、更深远的产业布局。很可惜，并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得到这一层，而这恰恰也回应了他当年的“谢氏之问”——为什么中国没有Facebook？

客观地讲，由于《大数据经济》是谢文之前媒体专栏文章的结集，因而在时效性上多少有点欠缺，即便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也才大半年前的事，但互联网风向转变之快，已不是三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后浪推前浪”了。另外，本书还收录了其他非“大数据”主题的文章，议题从移动互联网创新到“互联网+”再到宽带战略、公司研究等等，内容难免显得有些繁杂。不过，鉴于谢文十几年如一日跟踪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步态，锲而不舍地发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声音，他的作品仍被笔者列在必读范畴之内。至于媒体把他尊称为“中国的凯文·凯利”，则未免有些不着边际。谢文从来不输出技术哲学，也不信奉先验主义，他只是在持续不断地讲述常识。

披沙录

■披沙录

《重构增长秩序》

不确定性年代与内生平衡增长

张文魁 著

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无论全球经济增长还是中国经济增长，21世纪第二个十年都进入了不确定性年代。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方法已不可行，那么如何顺利转换增长轨道，实现增长秩序的重构？作者提出，正处于既有轨道失速敏感区域的中国经济，若不能成功从外延失衡增长旧轨道转向更可持续的内生平衡增长新轨道，亢奋消退之后，就有可能被冷漠所困扰。中国须努力重构经济增长的新秩序，更多通过在物质资本形成过程中内生创造、使用及利用知识资本，摆脱物质资本报酬递减趋势，以更多内生效率提升实现适度持续增长，同时极大地消除各种失衡，促进社会全面繁荣进步。作者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预测数据出错频率更高、出错幅度更大的时期。学者最需要做的，并非把经济增速预测得多么精确，而应探寻未来增长的可能边界和潜在空间，认清下一步经济增长的真实动力和发生机制，理顺释放增长能量和转变增长轨道的制度和政策。

《塞氏企业》

设计未来组织新模式

（巴西）里卡多·塞姆勒 著

师冬平 欧阳韬 译

湛庐文化出品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有这样一家企业，员工可自己设定工资，决定上下班时间；为了思考和创新可给自己放个假，还可给领导打分决定领导去留，员工可随时查看公司账本，还可利用公司的资助自立门户。作为一家制造上千种产品的跨国企业，它实现了年均27.5%的增长。巴西塞氏企业在30年前就颠覆了世人对企业时髦概念的想象。通过拆分，塞氏企业把一个业务多元化的大企业变成一个个充满蓬勃生机的小创业企业。通过利润共享计划，员工有了像现如今美国互联网公司那样宽容、多样性的文化。对那些在互联网思维冲击下正在思考如何生存和发展、是彻底颠覆还是逐步改革的企业而言，塞氏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改革与创新之路。它在让我们理解“去层级”、“消灭中层”及“平台组织”时，能看得更清楚：这是组织制度转变，而不仅是管理方法。让员工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兴趣与市场匹配，这是创新大爆炸时代的必选动作。

《资本汇》

甘越帆 著

汇智博文出品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你的资本是什么？凭什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当四个有理想的男人相遇到一起，注定会有一场精彩的博弈。当四种千金难买的资本汇聚在一起，注定要在这沉寂的社会里开辟一片新天地。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怀着不同的资本，在同一片蓝天下，突然有一天，他们告别了平静的生活，打破了所有的规则，选择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不是叛逆，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这本有关创业和奋斗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民间资本的故事，作者从事营销策划及金融投资行业近20年，对金融投资、资本运作、金融市场发展有着深入的认识与感受，所以能把“资本”、“流通”等常见的经济概念以曲折的故事形式娓娓道来，让读者在回味故事的妙处时有顿悟。跟随本书的上柜，《资本汇》同名电影也即将上映。

《历史的技艺》

塔奇曼论历史

（美）巴巴拉·W·塔奇曼 著

张孝铎 译

三辉图书策划

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

凭借《八月炮火》、《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普利策奖的作家、历史学家塔奇曼在本书中探讨历史学家的技艺以及众多历史事件。书中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超过四十年，塔奇曼涉入了一系列不拘一格的话题：以色列、中国、罗斯福的竞选列车、关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弗洛伊德式解读，还有威尔逊、摩根索、基辛格等关键人物在重大历史时刻前的思考和行为。所有这些都包含了塔奇曼对历史学家角色的缜密思考，对美国过去与当下的惊人洞悉，对国际事件入木三分的观察——她始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看待历史，并从她所见的事物中汲取经验教训。塔奇曼偏爱以文学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因而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费正清说，塔奇曼“让读者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