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中江湖 无理与说理

（原标题：囊中江湖 无理与说理）

这两年我好谈说理，虽然认同者众，却也不乏质疑。最常见的质疑莫过于：假如对方压根儿不讲道理，你坚持说理能有什么意义，这不是对牛弹琴、以卵击石吗？或者换一种我喜欢的问法：遇到一个无理的环境，为什么还要坚持说理？

这个问题绝非无的放矢。我们都该听过一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果说，秀才代表知识人，可视为说理的一方，兵代表暴力机器，可视为不讲道理的一方，那么此言大抵反映了古人的说理观：遇到不讲道理的人士，不必枉费口舌，与之理论，沉默不仅可以明哲保身，还能捍卫理性的尊严。

传统与现实之中，说理遭遇无理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无理的代言人，不止兵，还有官、愚民、神棍等；其表现方式，除了以其所垄断的暴力禁止说理，还有胡搅蛮缠、装疯卖傻等。譬如你跟他谈理性，他跟你谈感情，你跟他谈真理，他跟你谈国情，你跟他谈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正义，他跟你耍流氓……

遇到这种情况，诸如秀才遇到兵、知识人遇到强盗、笔杆子遇到枪杆子，还要不要说理呢，说理者该何去何从？

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审视说理的本质。为什么要说理？经济学有“理性人”假设，于人类而言，理性绝非假设，而是人人必备的素质和发展方向。模仿先贤谈民主的句式，我们固然不能说，理性是个好东西，却可以说，理性是最不坏的东西。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在讲理与无理之间，如果进行问卷调查，相信绝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前者，只要他们拥有最起码的理性。这么说有循环论证之嫌，不妨断言，会不会说理，不仅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还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标志。

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曾尝试定义说理：这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方式”。“可能”二字，不仅呈现了学者的审慎，还呈现了说理的一大要义，即说理并不是一定要说服对方，我们习惯说“以理服人”，这个“服”，我愿善意诠释，不是令对方屈服于我方的观点，而是使对方服从理性的精神和规则。说白了，说理的本质，是对话，而非战斗，是“摊开的手掌”，而非“攥紧的拳头”，以寻求共识为基点，而非以东风压倒西风为目的，所依赖的程序是自由、平等，而非胁迫、指令。基于此，说理才可能成为“明亮的对话”。

不难想见，“对话”而兼“明亮”，只可能发生在两个理性人之间。假如一方理性，一方非理性，不要说“明亮”，恐怕连正常对话都难以实现。由此正可回到我们的问题，秀才遇到兵，还怎么说理；说理遇到无理，该作何抉择？

想象一下，一个理性的世界如何诞生，绝非从天而降，或者如孙悟空那样从仙石之中迸裂而出，依据我们熟悉的进化论，它由从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缓慢进化而来，其进化过程，便是理性对非理性的教育、涵养与驯服过程。这场理性与非理性的遭遇战，作战形式，自然不止说理一种，不过，说理却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战争以理性的胜利而告终，足以印证一点：理性是非理性的进化方向，在非理性面前，理性大有可为，而且必须有所为。

我的结论是：理性的世界，需要说理；无理的世界，更加需要说理。就前者而言，说理是对世界的一种维系；就后者而言，说理是对世界的一种指引。当然，对象不同，说理策略则有异。理性的世界，说理应该侧重于寻求共识；无理的世界，说理应该侧重于普及常识。

“文革”时期的中国可谓是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无理世界。王小波说，在此时代，就连人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都成为问题，显然，倘在一个理性世界，这些本来都不是问题。这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时代，如何说理？王小波写道：“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所谓“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我所言的常识。

这不仅因为常识无比重要，构成了知识的根基，更是因为，面对非理性，说理的调门不宜太高，否则将适得其反，得不偿失。须知此刻说理的对象不是大学生，而是小学生，也许其智识连小学生都不如，你不仅要教他们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在此之前，你还得手把手教他们数数，什么是一，什么是二。举例而言。就像秀才给兵讲民主，如果你一开始便讲民主的内涵，讲代议制民主的历程，讲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区别，只怕他们一头雾水，终而因听不懂而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去他娘的民主”；你不如告诉他们，民主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抑或能阻止他们失去什么，这种说理的方法纵然功利化，却更容易令对方接受民主。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秀才给兵说理，口干舌燥，说破天去，对方始终油盐不进，无动于衷。在非理性的铜墙铁壁面前，理性一败涂地。这毋宁折射了说理的最大局限。尽管我一直鼓吹说理，却必须指出，说理不仅严重依赖理性，还依赖宽容和妥协精神，这一点，决定了它在理性世界，都可能举步维艰，更不必说在无理世界，常常遭遇滑铁卢。只是，由此并不能推导，无理的世界，我们需要放弃说理，恰恰相反，意识到说理的限度，才能明确说理的意义。

说理的限度，在希特勒身上表现最为鲜明。二战期间，甘地曾写信向希特勒说理，劝谕他“阻止一场毁灭人性的战争”。这自是徒劳。甘地忘却了马丁·布伯的告诫：“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在某种情况下，精神力量是无法转化成真理力量的。”

相形之下，罗尔斯堪称智者，深知说理的限度何在。在哈佛课堂，有人问罗尔斯：假如您的正义论遇到了希特勒，该怎么办呢？罗尔斯沉思半晌，答道：杀了他，我们才能讨论正义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