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标王”诞生之时，报纸记者连续两年被评为美国最差的工作

最近，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两条关于纸媒的新闻交相呼应，折射出这一守旧行当的两个极端面相：

其一，今年普利策奖名单中，传统纸媒（更准确地说是报纸）包揽了绝大部分奖项；

其二，美国职业资讯网站CareerCast发布了今年美国最差和最好的工作榜单（根据环境，收入，前景与压力四项工作指标），报纸记者连续两年被评为美国最差的工作，排在第二名的是伐木工。

新闻学者迈耶在《正在消失的纸媒：在信息时代拯救记者》一书中，煞有介事地为纸媒定下了确切的死亡日期——“2044年传统纸媒将走向消亡，确切地说，是2044年10月，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如今看来，这个deadline浮现出一丝迂腐，哪里用的了那么久，你得承认，尽管不易博得专业评委的厚爱，但就信息品质而言，所谓新媒体也早已度过初登舞台时的草莽阶段。

今天不妨谈谈传统纸媒的困境与出路——在中国“新媒体标王”诞生之时，谈论这个话题倒显得格外应景。

从最实际的角度，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传统纸媒记者收入并不诱人，收入中位数通常低于白领阶层——这也意味着，在基于自由意愿的市场环境中，若你相信成本与代价更能解释个人选择的真相，那么，这盏长久以来照耀在媒体行业的聚光灯其灯源一定来自别处，比如被赋予的荣光。

我个人觉得，在某种更接近本质的意义上，媒体可被视为人类“八卦”本能的放大器，是当人类扩充协作体系之后用来识别“异己者”的专业机构，这些认证和识别机构理所应当被赋予“第四权”的美誉，而这也正是所谓“新闻理想”的原始模样。

而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时代，这种很难量化的摇摆舆论的权力确实很大，甚至如段永朝老师所言：“传统媒介的存在形态、组织模式、运转方式，以及在事关意识形态时的论辩姿态，无一不显示出对‘确定性世界’居高临下操控与建构的图谋，而这一图谋恰恰显示出，现代媒介是商业社会权势集团、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合谋的最佳伙伴。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资本主义公共空间的衰落，实质是媒介和大众批判意识的丧失。”

但无需赘言，互联网时代，当信息充分流通，每个人都是内容生产者，整个社会自下而上地识别与辨认，从而稀释了媒体机构权力的浓度——曾被赋予专业人群的权力瓦解于个人细碎的声音中，它们有的弱如蚊叮，有的声如洪钟，这个时候，再用“情怀”甚至道德装扮这个行业，就显得非常可疑。

事实上，至少在我看来，通常而言，要求某一特定行业“道德水准”高于其他行业本身即是极其不道德的。某种意义上，这种高要求和“产权边界”有关。看到知乎上的一个观点：产权不明晰的地方往往呼唤道德。譬如在公有道路上开车，谦让成为道德；在没有明确产权的公交座位，让座成为道德。“公众属性”浓重的媒体行业亦如此，这也成为“强迫”其道德水准高人一筹的理由。

但就像经济学专栏作家酸汤鱼所言：“一个职业群体在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中很难具有道德的‘有界性’——也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比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高很多或者低很多——这是因为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造成的，比如，一个人被社会要求具有和其经济利益不对称的道德付出，那么这个人就会想到离开这个职业。这种职业的‘有界性’可能只存在于黑社会成员中，因为这个行业就像佛家所说的无间道，进去了就出不来。”

那么问题来了：传统纸媒的出路在哪？一个可以肯定的回答是：在“一切皆媒体”的模糊边缘化之下，从生产到分配，传统媒体将不再是一条独立产业链，而会溶解在其他产业之中，成为价值链的一环。媒体所要争取的，即是争取成为主导的那一环。

譬如与进入资本时代的影视行业嫁接。举个例子，不久之前，出自《时尚先生》旗下Esquire实验室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杀》被乐视买下了改编权，毫无疑问，这篇被刷屏的文章框架本身即与剧本颇为相近，从而让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报道收获百万级收入，成为媒体组织向“内容服务商”演变的一个好案例。

当然你可能会问，那些严肃的深度调查报道是否将日渐式微？

确实，在过去单一链条的媒体业，动辄一个多月生产周期的调查报道要担负巨大成本，但在我看来，当媒体获得商业资本注入之后，你完全有理由相信媒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内嵌在商业竞争之中，从未不必为这种监督冠以情怀之名。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错。

哦，最后想说，就好比我们怀疑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传统媒体的衰落并非从业者本身的失败，若你是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以独立匠人之心磨炼手艺永远是正确的，不要像那些慵懒的前辈们一样。

【钛媒体作者介绍：李北辰；微信公众号：李北辰】